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全社會現有的資本設施，無論是能源、交通設施，還是汽車、化工、電器等加工業機器設備，其固定資本品質和技術工藝開發創新能力與美、日、德等國家比起來，還是差較大一段距離。造成資本設施檔次低和中高檔工業品國際競爭力不強，尤其是許多地區水土流失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與實行了四五十年的、目前已落後於市場經濟新形勢要求的不合理工業投資政策和傳統工業化思路，無疑有非常大的關聯。

    反思傳統産業政策

    中國工業化道路進展到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全國加工産業産值已遠遠超過了農商服務業的産值。在非公企業的業主看來，國家的産業政策和投資指導政策對他們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時常成為大中型國有企業壟斷投資資金和銷售市場的始作俑者。

    許多人根據最近20年來政府投融資大型生産項目的失敗和投資損失，認為中國的現行産業政策已經走入了死衚同。

    這種看法雖然有些片面，但不能不看到，在大型生産建設投資主要依靠貸款、證券籌資的新投資資金分佈格局下，政府經濟部門的工業規劃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能起的引導作用已經明顯減弱。國內的整體産業結構和工業企業佈局只能依靠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機制來作自動的調節，試圖靠制定詳細的工業重組計劃和擴大政府直接投資範圍來糾正産業結構失衡，只會適得其反、勞而無功。

    借鑒國外經驗教訓

    日本、南韓、印度等行政主導和管制型國家的産業政策和工業化道路，曾在戰後長時期受到各國專家的好評，並試圖移植到非洲和拉美國家，以證明即使在私有制為主體的工業國家，也可以像東歐、前蘇聯那樣實行中央計劃和行政調控。

    但是，最近10年來，日本、南韓等國各大型工業企業在世界貿易市場上競爭力逐漸衰減，尤其是1997年以來東亞各國相繼爆發的銀行倒閉風潮、工業蕭條和增長乏力，使人們不得不對日本、南韓、泰國、印尼等國的工業發展政策和投資誘導體制産生懷疑。

    南韓和日本等國經濟管理當局過去就是由於一心想按照既定的産業發展政策來扶持大型工業企業，試圖拔苗助長似地增強國力和國際地位，以致不惜干預商業銀行的信貸決策，強制性和誘導性地要求商業銀行大量貸款給大型公司，人為製造所謂的主導産業和巨型工業公司。其結果呢，不但不能增強本國大工業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反而使這些曾紅極一時的明星大公司落得千年積累、一朝衰落，內債與外債兩債臺同時高築，相繼發生企業資不抵債、股市匯市狂瀉的慘重損失後果。

    在商務資訊國際聯網化以及國內外消費者喜好和市場供求關係千變萬化的現代人文工業社會，無論是新辦或擴建大型工業企業，還是建設城鄉交通或者能源化工設施，能作出較好較準確投資決策的主體最終還得靠自擔風險、公益與私利並行不悖、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爬滾打摸和自我壯大的私營工業主和民間投資者，行政性地按既定工業發展政策和政府投資規劃來人為製造主導産業，硬性扶持大型國有工業企業，其結果往往並不如意，或許會導致工業企業佈局和工業製成品供求結構的更大失調。

     《國際金融報》 2003年0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