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我國實施擴張性政策的力度不謂不強，到2001年，長期建設國債的發行額累計已達5100億元，防低銀行利率前後也已有六次。經過幾年實施這種政策，如果沒有外部的原因，按説我國的經濟已經可以走出通貨緊縮的困境了，因為2001年，除了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是負數外，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長都不差，或與2000年相當，或略好于2000年。但內需不足仍困擾著我們。這是引人思考的。宏觀景氣政策本是一種短期政策，是為了應對市場經濟運作中發生的波赫週期性變動，使經濟的增長得以較為平穩，經濟的週期得以拉長，起伏的波幅不致太大，以減少資源的損失。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的經濟經歷了起先的通貨膨脹和隨後的通貨緊縮，中央政府實施的宏觀政策在應對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總的看來，應對通貨膨脹較為順手，而應對通貨緊縮則較為吃力。實施通貨緊縮已經花了四年時間，付出的代價不算小，但有效需棚然不足，絕大多數商品依然供過於求，除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和産業結構的原因外，還必須考慮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而産業結構的説整緩慢也有體制的障礙。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是宏觀景氣政策無力解決的。

    讓我們簡單談談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些體制原因。

    一、消費需來依舊不足

    先説説消費需求（主要是居民的消費需求）。近幾年出現消費需求不足，原因眾多，其中有在治理通貨膨脹中實施緊縮政策時間過長、未及時放鬆和調整政策，體制改革和産業結構調整引起的大量失業，等等，應該説，宏觀景氣政策在拉動消費需求上是能起一些作用的。

    （1）它可以改變人們的收入預期和支出預期，增加人們對未來的信心，使人們願意消費，敢於消費。

    （2）它可以直接增加人們的收入，從而增加消費需求，如政府財政增加對公務人員的工資支付，增加對社會保障的支出。1998年以來財政用於養老、失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對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等支出達1670．8億元，這些支出絕大部分變成了居民的消費需求。

    （3）它可以間接增加人們的收入，如減稅、降低某些公用事業的收費等。

    （4）它可以增加政府的消費需求，如增加政府對民用品和軍用品的採購等。

    為增加消費需求，近幾年政府在實施擴張性政策方面做了不少事。在財政政策方面，如近兩年三次增加公務員的工資、提高對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的補助、減少購置住房和汽車中的稅和費、發行長期建設國債用於基礎設施的投資，而其中的大約40％轉化為居民的個人收入，等等；在貨幣政策方面，如銀行對居民實施消費信貸，降低利率以刺激人們減少儲蓄用於增加消費、刺激投資以增加就業從而增加消費等。這些政策對增加和拉動消費需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消費需求依舊不足，其中就有體制性原因的障礙。舉幾點來説。

    就城市居民的消費需求不足而言，來自體制的原因主要是，受體制的影響，許多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開工不足，利潤的增長不快甚至虧損增加，就業的增長放慢，下崗失業者增多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滯後，從而使得人們收入增長放慢，人們對收入增長的預期不佳。同時，為獲得社會保障，人們需要交納各種費用以及預防可能失業而帶來的困難、住宅的商品化改革等，改變了人們的支出的行為，使得人們必須增加儲蓄，從而推遲當前的消費。由於收入分配體制的原因，人們間收入差距的擴大也對增加消費需求起了阻礙的作用，為數不多的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較低，為數眾多的低收入者無力或不敢多消費，而作為消費的主力群體的中等收入群體的隊伍尚不大。信用消費在我國剛剛開始，除受傳統的影響外，來自社會信用體系的不健全和金融制度方面的因素也多少不利於其擴大。

    二、農民消費需求不足最為突出

    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不足是最突出的問題。農民收入低、增長緩慢以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已成為農村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最重要原因，由於農民的人數眾多，它又成為增加整個居民個人消費需求的最大障礙。而要增加農民的收入和消費需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然能起一些作用，如改進農産品特産稅的徵收、在農村推行費改稅的改革、制止亂收費。增加財政扶貧資金和銀行扶貧貸款，增加財政用於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如保障電力供應）的投資直接或間接地拉動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也是有作用的，但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提高農産品的價格來增加農民的收入和消費需求，一般地説已經不可能實施，因為我國的農産品價格大多已遠遠高於國際市場的價格，在加人世界貿易組織，我國的農産品市場進一步開放後，我國的農産品價格大多只會降低，而不會提高，政府也不能實行價格補貼。

    增加農民收入的辦法之一是因地制宜地調整農業結構和對農産品進行深加工，增加農産品的附加值，使其適應國內外市場的需求，增加有國際競爭力的農産品的出口。但是，增加農民的收入和消費需求的最根本的途徑，是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産率。這不僅可以提高農民每人平均的農産品産量，而且可以降低農産品的勞動成本。

    在我國，農民的勞動報酬很低，但由於勞動生産率也很低，農産品的勞動成本反而很高，遠遠高於發達國家，這是我國農産品價格一般高於國際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提高農業勞動生産率是增加農民收入從而解決農民消費需求不足的最根本的途徑，而要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産率，除了要解決技術方面的問題外，還必須實行農業的規模化經營，目前以家庭為單位的規模極小的農業是無法運用先進技術和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産率的。而要實行農業的規模經營就必須：（1）將農業中大量剩餘勞動力（估計有2億人）轉移到非農業；（2）使土地的經營集中。而這兩點都必須解決一些體制上的問題。就轉移農業剩餘勞動力來説，推進人口的城市化是最重要的途徑。但是要推進人口的城市化，不僅要改革戶籍制度，使農民能夠進入城市定居，而且要使農民進城以後得以就業，這就需要進一步改革城市的就業制度（包括就業的市場化、勞動力的培訓制度等）和社會保障制度，否則即使農民進了城，也不願意將其在農村承包的土地轉讓出去，土地依舊無法集中經營，甚至出現土地撂荒的情況。而要使土地得以集中和規模經營，則必須改革土地制度，首先使土地的使用權得以流動和轉讓，進而使土地的所有權得以流動和轉讓，也就是使土地這一資源也得以經由市場來配置，以提高其利用效益。

    這個問題很大，涉及到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和土地經營的家庭承包制度的改革。而這個問題又涉及到農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問題。因為農民與集體簽訂承包經營土地的合同，規定承包關係長時間不變，目的之一在於使土地成為農民生活的重要保障，一旦農民轉讓了其承包的土地經營權，又沒有其他的保障，當他們失去收入來源時，他們將面臨生活無著的困境。

    目前在有些地方實行的農民將承包經營的土地人股的改革，在土地規模經營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土地入股，對農民的收入來説，在人股的公司能夠正常經營的情況下，不會有問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産，需要以土地抵償債務時，原來的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有權就得轉讓，這時以土地經營權人股的農民就會失去其最重要的生活保障－－土地。

    因此，要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必須同時建立對農民的保障制度，或者將城市中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到農村。目前在浙江的有些地方已經在試行將社會保障制度擴大到農民。但許多地方沒有這樣的經濟實力。在土地歸農民所有的情況下，問題比較簡單，只需規定農民在出售土地時必須將收入的特定部分用於加入當地農村的保障或加入城市的社會保障，而在我國實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條件下，問題較複雜，可考慮的辦法之一是規定在將集體所有的土地入股時，必須留出一定比例的土地用作本集體的農民的保障，或者在對外轉讓集體土地時，必須將一部分轉讓收入用作建立本集體的農民的保障基金，或加入城市的社會保障基金。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很重要也很難的問題，這裡不再作進一步討論。

    三、投資需來和出口需來不足的體制原因

    再説説投資需求。近幾年投資需求不足，約束著經濟的更快增長。投資需求不旺似乎是由於沒有多少能獲利的投資項目，似乎許多行業的生産能力都過剩了。這當然是假像。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人民收人還很低的大國，不應該是這樣。這裡存在體制上的原因。國有企業由於不適應市場經濟，營利減少或虧損增加，無力增加投資；私營企業想投資，但允許其投資的領域太窄，許多能獲得好回報的産業，如銀行、保險、證券、電信、電力等等産業又不許其進人，即使允許其投資的領域，由於融資渠道的阻塞，無法獲得資金，他們又無力投資。創業板市場遲遲不開，使得風險投資的發展受阻，一些高新技術項目和企業難以啟動和發展。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仍有待進一步解決。這些問題都與改革投融資體制特別是改革銀行體制、發展資本市場和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有密切關係。

    在增加出口需求方面，也仍然有一些體制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例如，在出口退稅、民營企業自主經營進出口等方面都有來源於體制的障礙。

    以上簡單所述在於説明，在面；陸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在一段不長的時間內繼續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仍有必要，因為當前的有效需求不足確實有著國內經濟的運作和週期變化中的原因和國際經濟不景氣的原因，實施擴張性的宏觀政策能起到拉動需求的作用。但是，不能不看到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體制上的種種原因，這是在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出現的或顯現出來的。例如，國有企業的改革尚待進行。目前的企業體制壓抑了企業從供給方面創造需求。對這種種阻礙、壓抑有效需求增長的體制的原因，擴張性的宏觀政策只能將其弱化，而不能將其消除。它們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來解決。如果不在改革方面下大力氣，單靠繼續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就很可能使實施擴張性的宏觀政策長期化，從而會産生一系列負面效應，例如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引發通貨膨脹和財政危機，甚至可能發生“滯漲”，即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並存。有人主張將擴張性的宏觀政策作為長期的政策，竊以為不僅不可取，而且應該極力避免。

    國際金融研究2002年0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