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廣東省政府印發《關於加強我省信用建設工作的通知》；

    4月下旬，一位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層研究人員透露，國家正在研究建設信用管理局，以便為即將來臨的信用經濟時代提供更好的監管；

    5月13日，廣東汕頭信用網正式開通；

    5月17日，我國第一份行業自發組織的《全國社會信用仲介機構同業公約———〈信用公約〉》在廣西柳州簽訂，16家社會服務業知名仲介機構向全國同行發出倡議，共同參與並遵守本行業自律公約；

    ……

    面對如火如荼的建設熱潮，記者來到北京中關村，這裡早在半年前就開始了信用服務體系的實際操作。

    在中關村管委會資訊處，記者感到一切都靜悄悄的：一台臺螢幕閃跳的電腦，一個個埋頭沉思的工作人員，一雙雙凝神靜思的眼睛。身為中關村信用服務體系的“資訊樞紐，誰能想到，龐大的企業資訊正在這裡靜靜地匯集、傳遞呢？它的安靜，使記者很難把它與變幻紛紜的市場和滾滾涌動的財富聯繫在一起。

    中關村企業信用服務體系自去年12月1日啟動以來，已經有半年時間了，如今通過這個信用體系賣出的企業信用評估報告總共不過百份。其試點工作的進展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不順。

    為了實現10年把中關村建設成國際一流園區的目標，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充分發揮中關村區域經濟的市場化作用，建立一個和國際接軌的市場經濟環境，這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建立中關村科技園的信用制度。

    在國家法律體系尚不健全的前提下，要推動區域信用制度的建立，並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簡單事兒。因此，中關村管委會選擇了一個漸進的方法，即先在中關村建立一個信用服務體系。據了解，該信用服務體系由設在中關村管委會資訊處的企業信用資訊服務中心和經認定的4家信用服務仲介機構共同構成。前者負責整合工商、稅務、質監、勞動、公安等政府部門的信用資訊資源。企業如果有逃稅、拖欠工資、詐騙、生産假冒偽劣産品等違法違紀情況，就要上“黑名單”。後者則負責做企業信用評級報告、專題調查報告、商業信用報告等信用産品。企業如果想了解生意夥伴的信用或向銀行貸款、發行股票債券等，都可以向仲介機構購買信用産品。

    這個舉措無疑是好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中關村充當起了國家信用制度建設實驗區的角色。講信用是區域投資環境良好的一個重要標誌，投資環境的良好，就意味著資金將會流入這個區域，對於正規經營的企業來説，長遠的收益是巨大的，而對於中關村整體來説，將來的發展速度將會更快。用中關村管委會任冉齊副主任的話來説：從直觀的效果看，改善了中關村的投資環境；從長遠的效果説，加速了中關村市場經濟的進程。

    然而，常識告訴我們，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會有一定的差距。如今，這個差距擺在了中關村的面前，擺在了無數改革中的思考者面前：在信用短缺的市場上，信用産品卻賣不動，這是為什麼？

    任冉齊認為，在市場經濟不成熟的情況下，“信用産品賣不動的局面是可以理解的。除了宣傳力度不夠、很多企業對試點工作不了解外，企業對信用産品需求不足、信用管理水準低下是主要原因。完善企業信用制度一方面需要企業提高信用管理水準，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積極推進。據悉，中關村管委會正在醞釀建立一個制度，引導社會加大對信用産品的需求。比如，拿著仲介機構對自己的信用評估報告，企業可以在申請銀行貸款或參加政府有關部門年檢的時候獲得便利。

    仲介機構也無奈

    作為被中關村管委會認定的4家企業信用資訊發佈機構之一的北京新華信商業資訊諮詢有限公司，成立於1992年，是國內最早為企業提供資訊諮詢服務的領跑者。新華信總裁張世卿曾是外經貿部的一名官員，他在工作中敏感地捕捉到資訊服務行業的遠大前景，於是他和幾個志同道合者棄官從商，創立了新華信資訊諮詢集團。近日，記者與張總進行了一場關於信用的“對話。

    記者：新華信與中關村管委會合作的初衷是什麼？目前的合作情況和你們原來的設想有沒有差距？

    張世卿：政府目前是企業資訊的最大擁有者，我們與中關村管委會合作，是為了從政府那裏獲得更多更好的資訊，以逐步提高和完善自己的信用産品的品質。但目前兩者基本上還是處於研究和溝通階段，沒有實質性的採購。我們沒有買過它們的資訊，更沒有把它們的資訊賣出去過。現在不是我們願不願意花錢的問題，而是我們花錢後能否産生價值的問題。這和我們過去設想的情況差不多。

    記者：據説中關村信用服務體系的信用産品賣得並不好，可謂短缺商品遭冷遇，您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張世卿：信用産品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有一般商品的共同特點，比如它必須滿足市場的需求，但它和一般的商品又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它不是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必須買的東西。從而銷售信用産品的難度就更大一些，同時它滿足需求的難度也就更大了。儘管信用産品的需求市場很大，但它並不是企業必須購買的東西，所以，這種需求就有層次了，它滿足的是企業高層次的需求。

    我認為，對信用産品的需求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本身的信用管理水準。企業買信用産品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決策，如果企業內部沒有一個科學的決策和控制機制的話，企業即使拿到信用産品，也不會很好地使用，收效甚微。而目前的基本國情是，企業的信用管理水準普遍較低，重銷售管理，輕信用管理，這使得它們對信用産品的購買慾望不高。另一方面，信用産品作為商品，它本身的品質很重要。而中關村企業信用制度試點工作所提供的資訊局限性很大，價值較低，滿足不了市場的需要，更多的是滿足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這兩點就決定了：信用的熱點很高並不意味著企業一定要買這個東西，即使企業要買這個東西，也不一定能夠買到合適的東西。

    記者：您個人認為中關村科技園區企業信用制度試點存在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張世卿：首先，從範圍上看，它只限于中關村科技園區，企業數量總共6000多家，與北京市現有幾十萬家企業相比，這個範圍太小了，資訊交易僅僅局限在內部，它的商業作用就會很小；其次，中關村管委會和其他政府部門如統計局、工商局、稅務局、銀行等之間的資訊流通機制的建立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決定了它所提供的資訊不會很完整；第三，試點把企業資訊分為兩個部分，自動公開的和自願公開的，我認為這些資訊中最有價值的是企業自願公開的部分，而自願公開的資訊是完全可以自動公開的，如果企業自願公開資訊了，我們就可以直接跑到企業那兒去要了，還通過政府幹什麼？政府只起到了一個把不同部門的資訊匯集到一起的作用。

    記者：新華信開展信用業務已經有10年了，請您介紹一下國內市場對信用産品的需求發生了哪些變化？

    張世卿：1993年到1996年，我們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國外企業和國外企業在中國的代表處，市場需求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是國外的貿易公司解決産品出口到中國時遇到的貨款風險；第二個是國外公司來中國投資時要了解合作夥伴的情況，那時的市場需求實際上是很初級的。當時國內經濟繁榮，大多數企業沒有碰到信用危機，即使碰到，企業也可以承受，因為它的發展速度很快，它可以用更多的交易來彌補那些個別風險造成的損失。

    1997年到2000年，我們的服務對象除了外資企業外，還包括國內公司，市場需求也發生了變化，主要集中在了解客戶真實的經營狀況、財務狀況等。從1997年起我國經濟開始軟著陸，市場結構開始調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很多企業的履約能力下降，必然産生信用風險，而且信用風險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首先來解決信用風險問題的，或者説有能力靠自身的管理來解決它所面臨的信用風險問題的，肯定是那些在華投資企業，它在境外有一套很成熟的信用管理方法，它很容易把這種方法運用到中國市場。那麼，作為一種成熟的信用管理方法，它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調查，調查它的合作夥伴的信用情況。所以，從1997年開始我們的服務對象逐步轉向國內，但主要還是外資企業，尤其是那些大的跨國公司。

    2000年到現在，又有一些新的變化，隨著市場結構調整的進一步深化，很多比較優秀的國內企業在信用方面的認識和管理有所提高，主要集中在一些比較新興的領域，尤其是IT行業，因為IT行業與國外的合作交易非常直接、密切，它最早能把國外合作夥伴的信用管理經驗吸收過來。這兩年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國內客戶，我們銷售和市場開發的重點開始轉移到國內企業和以內資控股的企業，已佔到20％的比重。

    記者：我看到過一個資料，説我國即使排名很靠前的大企業也沒有自己專門的信用管理部門，您對此怎麼看？

    張世卿：企業的管理水準是個綜合的東西，一般來説，不會出現這方面管理得很好、那方面管理得很差的情況，要麼都很好，要麼都很差。儘管某些企業目前的發展情況很好，但它靠的是在劇烈變化的市場上“抓住了機遇或“鑽了空子，打了一個時間差或空間差而發展起來的，以後它會發現，由於自己的管理水準很低，發展沒有後勁。比如，價格戰實際上就反映了企業的管理水準很低，它沒有別的辦法，只有通過降價來擴大市場份額和提高銷售額。但降價就意味著對企業的信用管理水準的要求越來越高，因為企業越降價，越害怕産生信用風險。當一個企業利潤率很高的時候，它的賒銷政策就很寬鬆，因為它不怕賒銷帶來的損失；相反，當一個企業利潤率很低的時候，比如降到了1％，損失一筆生意，它就需要再做100筆生意才能彌補損失，這對企業將産生極為惡性的影響。

    困難重重 八大問題：

    統一信用代碼；嚴格失信懲戒；資訊依法披露

    倡導信用觀念；培育信用需求；加強信用管理

    發展信用仲介；形成信用體系

    為什麼我們的信用體系建設困難重重？學者曹林指出：“傳統商業文化賦予了欺詐以道義上的合理合法性，而誠信卻缺乏制度和文化上的利益驅動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當今社會的信用危機根源於制度的危機———我們的市場制度缺乏一種能夠有效推動守信觀念深入人心的動力，缺乏一套能夠戰勝欺詐的利益支撐系統。

    在很大程度上，政府體現著最高信用，政府的推動在信用體系建立的初期更是必不可少。如今，國家擬設信用管理局向人們傳達了這樣一種資訊：政府開始行動了。政府行為的介入，除了可以增加信用體系建設的權威性、公信力外，更給信用體系建設帶來了體制上的突破。

    問題的另一方面在於，信用管理局會不會成為資訊的壟斷機構？有消息稱，去年成立的我國第一家信用調查公司———上海資信有限公司，因其政府經營的壟斷地位而缺少競爭，其發展情況並不盡如人意。一句話，政府在資訊透明方面邁的步子究竟有多大，政府對資訊作為商品的認識究竟有多全面，將與信用體系建設水準息息相關。

    相對於企業信用，個人信用作為問題的另一方面也凸現出來。在商品社會，個人信用是一個公民的“經濟身份證，是一個公民最為珍貴的資産，然而，由於個人信用沒有納入整個社會的監控之下，一些不良消費行為變得肆無忌憚，層出不窮。甚至，連借錢還債這樣天經地義的事兒，如今也變成了“借錢的是孫子，欠錢的是爺爺。缺少誠信的社會約束和自我約束，一些人擺出“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無賴姿態，於是，失信者因“犯罪成本太低而沾沾自喜義務倒置，守信者因道德風險太高而後悔不迭自作自受，當兩者的糾紛指向司法領域時，司法部門的瀆職最終導致整個社會劃向失信的邊緣。

    誰是失信的受害者？誰將為信用風險買單？美國經濟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信任》一書裏寫道：“高信任社會裏整個社會社團聯繫便利、商業交易成本低，使之可以長期降低社會成本。相反，信任的缺失則導致社會成本的增加，反映到經濟層面就是加大了市場交易成本和風險，阻礙了資本的正常流轉，反映到社會層面就是扭曲了社會評價標準。目前，個人消費信貸發展緩慢，電子商務網上交易量微乎其微，在相當大程度上就是信用缺失造成的。（杜鵑）

    中華工商時報 2002年0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