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可放牧草場的退化面積據有關專家估計已超過90％●草原的荒漠化和沙漠化的速度已上升到2460 km2／年●草原政策的不完善是我國草原生態破壞和草原經濟滯後的根本因素
草原佔我國地理北部與西部的自然植被的90％，是自然生態的絕對主宰。當我國森林自90年代以來開始呈現良性恢復態勢時，我國草原狀況卻日趨惡化。草原危機現已成為我國生態的第一號綠色警報。這並不是危言聳聽。相當多中國人只是從90年代後期頻發的沙塵暴中開始親身體驗來自草原的這一危機的。
我國草原的破壞和退化是全尺度多層次的
我國草原破壞在空間上是全尺度的，它不僅發生在溫帶草原，同時發生在高寒草原；不僅發生在乾旱地區的荒漠草原或草原化荒漠，同時發生在溫濕與半乾旱地區的草甸草原。在中國，未受破壞的草原理論上只有所謂的“不可利用草原”。即使這類草原，破壞依然發生，如在可可西裏的獵殺藏羚羊及淘金等活動已導致草原破壞。最新的數據統計表明，我國的可放牧草場的退化面積據有關專家估計已超過90％。
中國草原退化的表徵是多層次的。首先是植被種群的退化。其次是草原土壤的乾旱化、沙化與貧瘠化。第三是生物多樣性因植被破壞、食物鏈斷缺而減少與逆向演替。第四是草原景觀荒漠化與沙漠化。並且，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類退化特徵會因它們之間的內在反饋機制而加劇。以青海和內蒙的生物多樣性為例，大型食草動物和食肉動物（如野馬、野驢、野駱駝、黃羊、狼、狐、鼬、鷹、鶚等）日趨減少與消失，而嚙齒類動物（內蒙古田鼠和青海鼠兔）與蝗蟲種群明顯上升（鼠洞密度與蝗災頻度）；草原的荒漠化和沙漠化的速度已上升到2460 km2／年。
草原退化對中國區域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影響是極為嚴重的。它的經濟影響主要表現為畜牧業。由於草質和單位産草量的下降，使家畜體型變小，掉膘，死亡率加大。據統計，現時新疆商品羊的胴體重約為60年代的0．65，藏羊為50年代的0．68。
草原退化對人類環境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沙塵暴。它已成為中國的一個跨地區、跨國界大氣環境問題之源。中國自然地理、氣象與植被生態學研究表現，中國的沙塵暴源自草原荒漠化與沙漠化，源自沙漠化最嚴重的內蒙西部以及中部。80年代以前，沙塵暴主要局限于中國北方，90年代以來則已數次侵襲江蘇、安徽、直至福建，並向東影響至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沙塵暴引起的大氣環境問題，降低了受影響地區的生活品質，威脅著受影響地區的人體健康和生命安全。
導致草原危機的三因素
知識因素。體現為生産技術與生産方式上，更具體地説表現為放牧超載、人工草場發展滯後、農畜聯營系統短缺、畜産品加工能力不足、以及對草原的其他破壞性開發方式等方面。放牧超載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草原破壞的直接因素。這一因素至今不但未弱化，而是強化。現在我國草原整體的理論超載率已由80年代的10％升至20％，然而就具體牧場（如經常使用的牧場）和具體時段（如冷期放牧）而言，超載率高達數倍。我國人工草場的發展嚴重滯後。人工草場的産草能力約為天然草場的10倍（相對未退化草場而言）—50倍（相對退化草場而言）。發達國家的人工草場平均達30％，而我國現在僅為3％。我國牛、羊肉價值僅為國際市場的0．2和0．46。這種低價是建立在對天然草場的破壞性利用上的，是以草原可持續性和生態效益的喪失為代價的。我國牧區與農區的畜牧業聯營體制遠未普及和完善。在牧區進入冬季時，架子牛不能輸往農區育肥，羯羊不能有效地宰殺，從而極大地影響著草原畜産品的生産效率與效益。我國的畜産品加工嚴重落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畜肉加工轉化率僅為它們的1／10，乳類約為1／8。這種低下的加工轉化率極大限制草原畜産品的可利用性及其增值能力。在我國，廣泛存在的濫墾（變草原為農田），濫挖（挖掘甘草、發菜、蟲草等藥用植物）、濫建（營建未經過科學論證的道路、工業設施、民居等）則是直接破壞草原的另一導因。
導致我國草原退化的社會因素是草原人口的激增與草原社會居住方式的改變。自50年代以來，我國草原地區人口普遍增加了3－4倍，居住方式也基本由遊牧變為定居。然而，傳統的畜牧業經濟內容未變，傳統的天然草場放牧的生産方式未變。這使中國草原定居點周圍出現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景觀。後者的定居點主要由人工草場環繞著，産草量優於天然草場，生態上也與天然草場相和諧。在中國草原，定居點主要由天然草場包圍並直接用於放牧，從而呈現出以1．5km、2．5km、5km為半徑的重度退化、中度退化、輕度退化，並且上述退化半徑隨著定居點人口增長導致的放牧量增長而擴展。
導致我國草原退化的第三類因素是政府政策。我國在土地和自然植被的經濟、生態、環境等方面或顯或隱地表現出“三重三輕”的政策傾向，即：經濟上重農輕牧；生態上重林輕草；環境上重水蝕輕風蝕。重農輕牧問題存在最久，雖早已呼籲糾正，但迄今未能徹底（如內蒙古與新疆一再發生得到政府批准的變草原為農田的事件）。風蝕問題很長時期並未得到認真關注，只是90年代頻發的沙塵暴，才喚醒了人們對它的警惕。重林輕草問題恐怕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認識與有效糾正，以至仍出現諸如“植樹造林，綠化荒漠”的提法（按：荒漠的主體植被是“草”而不是“林”，因此，人類的恢復行動應當順應自然規律，而不應與之相杵）。“三輕”的本質是草原管理問題。我國草原政策的不完善是我國草原經濟滯後和草原生態破壞的根本因素。
拯救草原關鍵在政策
我國草原危機的克服，或者説我國草原的可持續發展的真正關鍵主要不在技術方面，而是在政策方面。我國草原管理體制和制度的改革，是推動和落實各項技術措施的基礎與前提，然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比那些科學技術問題困難的多，因而也更為重要和迫切。它們可以概述為以下10個方面：
土地承包制。我國草原現已實行的土地承包制亟待完善。一方面，承包期越短，越不利於承包者對土地資源進行穩定而持久的投入，另一方面，對草場經營沒有一定的生態標準，也不能有效的利用土地。它們都不利於保護和提高草場的生産力，反而會因掠奪性利用而造成草場破壞。因此，為實現草原可持續經營，我國既應加長草場承包期，又應像林地承包那樣規定一定的生態標準，以鼓勵牧民為持久利用草原而進行必要養護。
人工草場鼓勵政策。廣建人工草場，是大力發展可持續畜牧業的必經之路。一方面，要明確規定定居點周圍的草場；另一方面，對牧民營建人工草場，要給以一定的財政支援，如貸款、減稅等方式。
草原與農區的畜牧業聯營政策。這種聯營，對於我國乾旱的寒溫帶地區的畜牧業發展，是必要的。它既能使雙方成本有效的提高畜牧業效率和收益，又能有效的保護草原生態環境。國家對此應有更為積極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技術轉讓和服務的鼓勵政策。現代草原畜牧業是由現代技術支撐的，因此必須引導和鼓勵技術轉讓和服務。這種轉讓和服務，可以是提供者的有價出售，也可以是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的聯營。在初期，應對這種技術轉讓和服務給予政策支援，但同時應對“假、冒、偽、劣”給予嚴打，這是中國農業技術普及中的一個深刻教訓。
投資鼓勵政策。應鼓勵國內和外國投資者向草原畜牧業和加工業進行各種形式（資金和／或技術）的投資，尤其是含有較高技術成分的投資，如人工草場、牧農聯營企業、大型畜産品加工和設備製造企業等。
牧業稅收政策。我國畜牧稅應從草原可持續發展出發作更廣泛的考慮。第一，應由“均等稅”改為“累進稅”，即隨著單位面積載畜量或每人平均牲畜存欄數的提高而增加稅率，這是發達國家為保護草原早已採用的。第二，應對一切有利於草原可持續發展的技術進步、體制和制度創新、開拓性投資等較高風險性活動，在初期給予減稅優惠。
草原産業政策。對於我國牧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必要提出“草原産業”概念。根據近20年來我國在東部發達地區實施農業經濟變革的經驗，我國現代化的草原産業應包括以下三個部分：①適應于國內外市場競爭的、具有較為完善的配套服務系統的、以人工草場為主的畜牧生産業；②具有相當市場競爭能力的畜産品加工業；③具有特色景觀吸引力的牧區旅遊業。應當按此思路構建牧區經濟，並制定相應的産業政策。
人口政策。除強化計劃生育政策外，應注意以下三方面：①充分利用人口數量優勢，發展人工草場；②廣泛開展一切形式的社會教育，提高牧民素質，以利於在産業升級和職業流動中順利轉軌；③恰當處理生態移民問題，既要有利於移民和原住民的共同發展，又不會造成新的草原退化。
加強中央政府和東部地區對牧區的支援。這種支援應是全方位的：不僅是經濟方面，同時還應是文化、精神方面；不僅是資金與設施方面，同時還應是人才、知識、技能方面；不僅是無償性服務，同時還應開展施援地區與受援地區的共贏性商業合作。只有這樣，才能促使牧區發展目標全面有效地實現。
草原退化治理是我國防治沙漠化戰略中的主體。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沙塵暴加劇，主要是草原退化造成的沙漠化引起的。日前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將這一工作委託國家林業局主管。然而，對草原退化的處理與對森林破壞問題有很大不同，應切實糾正“重林輕草”思想，應與農業、土地、環境諸部門有更緊密的協調。加強牧區的邊貿活動。我國主要的草原牧區多與蒙古、哈薩克接壤，應充分利用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的經濟形勢以及由睦鄰外交形成的良好的區域政治局面，大力開展邊貿。這種邊貿，其一是依託內地經濟，使邊境牧區成為對外貿易的橋梁，從而帶動牧區經濟發展和産業更新；其二是借助和協助內地資金對鄰國投資，包括草原開發投資（蒙古國每人平均國土面積為內蒙古自治區的20倍），這樣做有利於蒙古國經濟，有利於內蒙古經濟，也有利於減輕內蒙古草原的負荷。（作者單位：中國全球環境基金工作秘書處）
《科技日報》 2001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