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春節,都江堰市委書記握住中國遺産學者謝凝高教授的手,動情地説:“當時你叫我們拆除都江堰遺産區的超載建築,接受不了。下決心拆除後,國內外專家、市民、遊客都説好。現在有人不希望我們拆,我們還要作第二期拆遷規劃!使遺産完美地傳下去。”市委書記緣何向一位專家發出如此的感嘆呢?“因為在我們專家的建議下,他們不但保護了都江堰遺産的完整性和真實性,還從中獲益不少呢。”謝教授向記者道出了市委書記動情的所在。然而,我國許多世界遺産區卻並非都如都江堰般從長遠利益出發,在開發時首先考慮到遺産的保護問題。張家界被聯合國遺産組織黃牌警告、泰山索道在專家反對聲中一建再建……那麼,我國世界遺産保護現狀究竟如何?解決我國世界遺産保護之道又究竟在哪?晨報記者為此專訪了謝凝高教授。
泰山頂上“人滿為患”
謝教授首先從泰山索道問題談起。他説,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人公然“在泰山上動土”,炸山劈峰,建了三條直插岱頂的索道,僅其中一條索道的上站就破壞了1.9萬平方米的地形,這是泰山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破壞。説起此事謝教授不無感慨:“在中國,關於世界遺産的保護,專家學者的意見總是微不足道。一條破壞嚴重的泰山索道,大批著名的院士、建築師、教授、專家反對二十年,不僅不予理睬,反而擴大了五倍工程量。”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類似“泰山現象”在我國的世界遺産區的不斷蔓延,許多高山和低丘,都難逃被索道捆綁的厄運。有座名山的管理人員在解放初只有七八個,後來因為索道和超載開發,現在已高達3000余人,再加上其家屬便多達四五千人,僅他們生活所産生的污染就夠這座名山“消受”的了,何況他們還在核心區建了大量賓館和商店。謝教授説,歸根結底是當地部門受到利益的驅使,最終將公益性的世界遺産,作為旅遊資源加以錯位開發,使世界遺産成了發展經濟、開發旅遊的響亮口號和目標,導致了開發後的“人滿為患”和“屋滿為患”。許多遺産區的超容量接納遊人,是對生態環境超強度利用。
張家界亂建吃“黃牌”
提起武陵源世界遺産,謝教授不住地嘆息,他向記者講述了武陵源被列入遺産前的故事。1992年5月,受世界遺産委員會的委託,世界遺産高級顧問桑塞爾和魯卡斯博士來到武陵源進行實地考察。當時,金鞭溪的峽谷風光和天子山的峰嶺地貌深深吸引了兩位客人,尤其令他們心動的是,一邊是遊客來來往往,一邊的鳥兒們還在安然悠閒地歌唱。在遺産驗收的評估報告上,兩位專家給了武陵源風景區極高的評價:武陵源在風景上可以和美國西部的幾個國家公園相比,如布依斯峽谷、科羅拉多大峽谷,但是武陵源的海拔較低,具有完整的生態系統、珍奇的地質遺跡景觀和多姿多彩的氣候景觀,具有獨特的審美情趣。同年12月,武陵源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産委員會列入世界自然遺産名錄。在遺産證書上寫著這樣一句話:列入此名錄説明此文化自然景區具有特別的和世界性的價值,因而為了全人類的利益應對其加以保護。世界遺産這塊金字招牌,為武陵源每年帶來上百萬的遊客,使得這個在20年前還地處偏遠交通閉塞的湘西山區成為國際知名的旅遊勝地。然而到了1998年,作為我國首批列入世界自然遺産名錄的風景名勝區,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卻因存在大量粗製濫造的人工建築,被聯合國遺産委員會官員出示了黃牌,並限令于當年國慶後全部拆除。謝老遺憾地説,這下張家界人才終於醒悟。
痛定思痛後,去年9月底,張家界武陵源區人民政府在旅遊核心景區張貼出拆遷通告:黃金週一過,景區的房屋拆遷工作就將開始,面積達19萬平方米的建築將全部拆除,3年內拆遷安置完畢,拆除物總價值超過2億元。“這都是教訓啊,只要觀念轉變了就不算遲。”謝老對中國的世界遺産保護前景還是比較樂觀。
不少世界遺産“病危”
謝教授介紹,中國是世界上遺産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如果80年代以來就堅持保護性利用,加強管理,不搞破壞性開發,我國有很多文化和自然遺産可列入《世界遺産名錄》,而如今有不少遺産地已面目全非了。現在每申報一項,都要拆除價值數千萬至上億元的破壞性建築,才有可能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甚至有的本應屬於世界文化遺産的景觀,已經無法恢復而成為永遠的遺憾!遺憾還不止於此。按照《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産公約》規定,當遺産受到損害時,將其列入《世界遺産瀕危名錄》,如不能按期恢復,就要在《世界遺産名錄》中除名。而我國有一些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地方,得到“金牌”以後又大搞破壞性開發。世界遺産專家來華檢查後氣憤地説,要是這樣商業化,是絕不會被接收為世界遺産的。可以説,這種行為不但失去遺産的價值,有負歷史責任,而且有損於我國的文明形象。
現在,我國的遺産有的已處於“病危”境地,需要搶救,需要動“手術”———制止遺産地的破壞性開發,整治拆除破壞性建築、構築物,把超載建築物遷拆到區外旅遊服務基地。
他國經驗可資借鑒
發達國家的國家公園相當於我國的國家風景名勝區,比起世界遺産,只是屬於國家級而非世界級。然而,他們對國家公園的管理卻值得我國深思與借鑒。謝教授説,發達國家的國家公園都屬於公益性的,絕對禁止商業開發利用,根本不允許機械類機器進入。據謝教授考察了解,在歐洲以及日本、加拿大等國家的世界遺産保護區內幾乎見不到索道,即使有,也都遠離遺産保護區。其作用更不是運送遊人,而是主要為一部分滑雪愛好者服務。他舉例説,在德國,有一個近400平方公里的國家公園,裏面一條索道也沒有,但外面卻有八九條,目的主要是為那些滑雪愛好者提供方便。在日本這種情況也很常見,大量的索道是為了滑雪運動而設置,因此冰雪運動頗受人們青睞。另外,日本在50年代也曾想在富士山修索道,但在經過就這一問題進行的社會大爭論後被否定,因為富士山在日本人心中是神聖的。謝教授説,他後來還曾囑咐自己在日本留學的學生到富士山實地考察了一番。學生告訴他,富士山上的公路只修到2000多米的地方(富士山海拔3776米),再上去全靠步行,而且根本沒有臺階,只能艱難爬行到達。到了上面如果要過夜,設施都是一間一間的小木屋,吃的東西也全是人力背上去的。再比如,遊客如果要在美國的大峽谷上面過夜,必須在一年前申請,由管理部門統一安排,以保證國家公園的適度利用。在美國,對國家公園的保護水準甚至成為總統政績好壞的標準之一,每個總統都有自己的國家公園顧問,有的總統的國家公園顧問竟多達七八個,足見其重視程度。在這些國家,對國家公園尚且如此,對世界遺産的保護更是慎之又慎。
長久著眼才是正道
謝老是一個性情中人,談及遺産區被破壞的時候,他表現得義憤填膺,而當提及某個合理利用、完好保存的遺産區時,他也毫不遮掩自己的喜悅。在他的調查中,武夷山的保護算是比較成功的一個。在武夷山遺産區所在的河西區,這麼多年來基本上沒有商店和遊覽設施,當地居民也比較配合遺産的保護。
原先住在遺産區的居民放棄了個人利益統統搬遷出來,退耕還林。對於修建索道,武夷山方面歷來予以反對。當年幾家索道公司來此推銷,都被擋了回去。四川都江堰的保護,也為他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申報遺産時,市裏的領導對於拆遷猶豫不決。“那可是幾億元的財産啊,都江堰又算不上富裕,拆可是要有巨大的勇氣,經過專家説服他們才痛下決心大刀闊斧的拆除。”提起這段往事謝老得意之情溢於言表。過了一年當謝老再次碰到當時的市委書記時,書記興奮地告訴他,他們還要採取更大力度的拆除措施,徹底清除違章建築。為什麼變化如此明顯呢?謝教授説,現在,都江堰及周邊城市的房地産價錢提高了一倍,旅遊收入一年增加了4000萬元。這就説明,並不是服務設施搬出來了,當地就不發財了。在“遺産保護”和“設施開發”發生矛盾時,合理規劃和價值取捨並不影響當地收入。另外,清東陵、九寨溝、黃龍等遺産區近年來由於當地部門覺悟的提高,都得到了比較好的保護。現在張家界在黃牌警告過後經大力整治問題也逐漸得到改進,遺産的面貌重新得到恢復。
謝教授最後説,只要放棄狹隘的地方利益,從遺産的長久著眼,中國的遺産就可以永遠遠離“黃牌”。(杜琛)
《新聞晨報》2002年0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