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頂上“人滿為患”

    謝教授首先從泰山索道問題談起。他説，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人公然“在泰山上動土”，炸山劈峰，建了三條直插岱頂的索道，僅其中一條索道的上站就破壞了1.9萬平方米的地形，這是泰山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破壞。説起此事謝教授不無感慨：“在中國，關於世界遺産的保護，專家學者的意見總是微不足道。一條破壞嚴重的泰山索道，大批著名的院士、建築師、教授、專家反對二十年，不僅不予理睬，反而擴大了五倍工程量。”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類似“泰山現象”在我國的世界遺産區的不斷蔓延，許多高山和低丘，都難逃被索道捆綁的厄運。有座名山的管理人員在解放初只有七八個，後來因為索道和超載開發，現在已高達3000余人，再加上其家屬便多達四五千人，僅他們生活所産生的污染就夠這座名山“消受”的了，何況他們還在核心區建了大量賓館和商店。謝教授説，歸根結底是當地部門受到利益的驅使，最終將公益性的世界遺産，作為旅遊資源加以錯位開發，使世界遺産成了發展經濟、開發旅遊的響亮口號和目標，導致了開發後的“人滿為患”和“屋滿為患”。許多遺産區的超容量接納遊人，是對生態環境超強度利用。

    張家界亂建吃“黃牌”

    提起武陵源世界遺産，謝教授不住地嘆息，他向記者講述了武陵源被列入遺産前的故事。1992年5月，受世界遺産委員會的委託，世界遺産高級顧問桑塞爾和魯卡斯博士來到武陵源進行實地考察。當時，金鞭溪的峽谷風光和天子山的峰嶺地貌深深吸引了兩位客人，尤其令他們心動的是，一邊是遊客來來往往，一邊的鳥兒們還在安然悠閒地歌唱。在遺産驗收的評估報告上，兩位專家給了武陵源風景區極高的評價：武陵源在風景上可以和美國西部的幾個國家公園相比，如布依斯峽谷、科羅拉多大峽谷，但是武陵源的海拔較低，具有完整的生態系統、珍奇的地質遺跡景觀和多姿多彩的氣候景觀，具有獨特的審美情趣。同年12月，武陵源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産委員會列入世界自然遺産名錄。在遺産證書上寫著這樣一句話：列入此名錄説明此文化自然景區具有特別的和世界性的價值，因而為了全人類的利益應對其加以保護。世界遺産這塊金字招牌，為武陵源每年帶來上百萬的遊客，使得這個在20年前還地處偏遠交通閉塞的湘西山區成為國際知名的旅遊勝地。然而到了1998年，作為我國首批列入世界自然遺産名錄的風景名勝區，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卻因存在大量粗製濫造的人工建築，被聯合國遺産委員會官員出示了黃牌，並限令于當年國慶後全部拆除。謝老遺憾地説，這下張家界人才終於醒悟。

    痛定思痛後，去年9月底，張家界武陵源區人民政府在旅遊核心景區張貼出拆遷通告：黃金週一過，景區的房屋拆遷工作就將開始，面積達19萬平方米的建築將全部拆除，3年內拆遷安置完畢，拆除物總價值超過2億元。“這都是教訓啊，只要觀念轉變了就不算遲。”謝老對中國的世界遺産保護前景還是比較樂觀。

    不少世界遺産“病危”

    謝教授介紹，中國是世界上遺産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如果80年代以來就堅持保護性利用，加強管理，不搞破壞性開發，我國有很多文化和自然遺産可列入《世界遺産名錄》，而如今有不少遺産地已面目全非了。現在每申報一項，都要拆除價值數千萬至上億元的破壞性建築，才有可能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甚至有的本應屬於世界文化遺産的景觀，已經無法恢復而成為永遠的遺憾！遺憾還不止於此。按照《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産公約》規定，當遺産受到損害時，將其列入《世界遺産瀕危名錄》，如不能按期恢復，就要在《世界遺産名錄》中除名。而我國有一些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地方，得到“金牌”以後又大搞破壞性開發。世界遺産專家來華檢查後氣憤地説，要是這樣商業化，是絕不會被接收為世界遺産的。可以説，這種行為不但失去遺産的價值，有負歷史責任，而且有損於我國的文明形象。

    現在，我國的遺産有的已處於“病危”境地，需要搶救，需要動“手術”———制止遺産地的破壞性開發，整治拆除破壞性建築、構築物，把超載建築物遷拆到區外旅遊服務基地。

    他國經驗可資借鑒

    發達國家的國家公園相當於我國的國家風景名勝區，比起世界遺産，只是屬於國家級而非世界級。然而，他們對國家公園的管理卻值得我國深思與借鑒。謝教授説，發達國家的國家公園都屬於公益性的，絕對禁止商業開發利用，根本不允許機械類機器進入。據謝教授考察了解，在歐洲以及日本、加拿大等國家的世界遺産保護區內幾乎見不到索道，即使有，也都遠離遺産保護區。其作用更不是運送遊人，而是主要為一部分滑雪愛好者服務。他舉例説，在德國，有一個近400平方公里的國家公園，裏面一條索道也沒有，但外面卻有八九條，目的主要是為那些滑雪愛好者提供方便。在日本這種情況也很常見，大量的索道是為了滑雪運動而設置，因此冰雪運動頗受人們青睞。另外，日本在50年代也曾想在富士山修索道，但在經過就這一問題進行的社會大爭論後被否定，因為富士山在日本人心中是神聖的。謝教授説，他後來還曾囑咐自己在日本留學的學生到富士山實地考察了一番。學生告訴他，富士山上的公路只修到2000多米的地方(富士山海拔3776米)，再上去全靠步行，而且根本沒有臺階，只能艱難爬行到達。到了上面如果要過夜，設施都是一間一間的小木屋，吃的東西也全是人力背上去的。再比如，遊客如果要在美國的大峽谷上面過夜，必須在一年前申請，由管理部門統一安排，以保證國家公園的適度利用。在美國，對國家公園的保護水準甚至成為總統政績好壞的標準之一，每個總統都有自己的國家公園顧問，有的總統的國家公園顧問竟多達七八個，足見其重視程度。在這些國家，對國家公園尚且如此，對世界遺産的保護更是慎之又慎。

    長久著眼才是正道

    謝老是一個性情中人，談及遺産區被破壞的時候，他表現得義憤填膺，而當提及某個合理利用、完好保存的遺産區時，他也毫不遮掩自己的喜悅。在他的調查中，武夷山的保護算是比較成功的一個。在武夷山遺産區所在的河西區，這麼多年來基本上沒有商店和遊覽設施，當地居民也比較配合遺産的保護。

    原先住在遺産區的居民放棄了個人利益統統搬遷出來，退耕還林。對於修建索道，武夷山方面歷來予以反對。當年幾家索道公司來此推銷，都被擋了回去。四川都江堰的保護，也為他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申報遺産時，市裏的領導對於拆遷猶豫不決。“那可是幾億元的財産啊，都江堰又算不上富裕，拆可是要有巨大的勇氣，經過專家説服他們才痛下決心大刀闊斧的拆除。”提起這段往事謝老得意之情溢於言表。過了一年當謝老再次碰到當時的市委書記時，書記興奮地告訴他，他們還要採取更大力度的拆除措施，徹底清除違章建築。為什麼變化如此明顯呢？謝教授説，現在，都江堰及周邊城市的房地産價錢提高了一倍，旅遊收入一年增加了4000萬元。這就説明，並不是服務設施搬出來了，當地就不發財了。在“遺産保護”和“設施開發”發生矛盾時，合理規劃和價值取捨並不影響當地收入。另外，清東陵、九寨溝、黃龍等遺産區近年來由於當地部門覺悟的提高，都得到了比較好的保護。現在張家界在黃牌警告過後經大力整治問題也逐漸得到改進，遺産的面貌重新得到恢復。

    謝教授最後説，只要放棄狹隘的地方利益，從遺産的長久著眼，中國的遺産就可以永遠遠離“黃牌”。(杜琛)

    《新聞晨報》2002年0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