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氏縣，豫西的國家級貧困縣。

    今年6月4日晚，這個縣的縣委書記杜保乾因濫用國家扶貧款，收受賄賂賣官被拘捕。

    在盧氏，杜保乾曾是個説一不二、威震一方的人物。此地有民謠道：“打開電視不用看，裏邊全是杜二蛋。”

    説起杜保乾的倒臺，盧氏人至少會提到3個人。

    “扶貧款沒用在該用的地方，全貼到了當官的臉上”

    到盧氏縣的頭天晚上，一個當地人就跟我説：“是胡震傑打響了揭露杜保乾的第一槍。”

    胡震傑，河南人，1998年5月，任南京《週末》報特約記者。他給我描述第一次到盧氏的情形：

    “我本來是到靈寶採訪，採訪完了，一個同伴説要到鄰近的盧氏縣看個朋友，於是我們就一同乘車前往盧氏。

    “汽車沿著蜿蜒的山路駛入盧氏境內時，我不由得大吃一驚：一路上立著一看就造價不菲的大廣告牌，上面儘是‘中國先進縣’、‘中國第一縣’之類的標語，路兩邊整齊地排列著青翠的塔柏，塔柏之間是鮮艷奪目的月季花。

    “汽車進入縣城後我更是目瞪口呆，大街兩側彩磚鋪地、綵燈高挂，植滿了一行行棕樹、四季桂、雲杉……跟我想像中灰頭土臉的貧困縣完全不同，而是一派南國風光。”

    強烈的反差，吸引著他探個究竟。他以報道老區新貌為由開始採訪，採訪非常順利，採訪單位都予以大力配合。

    城建委主任介紹説：縣上為了配合形象工程，共建了7條專業街，分別是棕樹、四季桂、竹子、雲杉、柳樹、改良泡桐、黃楊球一條街。

    棕樹一條街是為了體現南國風光，共植有棕樹1800株、百日紅1800株；四季桂一條街共植有四季桂250株；雲杉一條街共植有雲杉和百日紅各500株；黃楊球一條街共植有黃楊球400株、雲杉200株。上述7條專業街中除柳樹、竹子和泡桐為本地樹種造價相對較低外，百日紅每株造價20多元，黃楊球每株造價30多元，棕樹每株造價200-300元，四季桂每株造價350元，而雲杉造價高達每株370元，7條街投入了80多萬元。

    縣交通局一位副局長接受採訪時説，該縣長達54公里的公路兩側，每隔5米栽有一株塔柏，每株造價是20多元，每兩株塔柏之間栽上月季花；全縣道路上共有廣告牌200多個，每個造價在數千至數萬元；道路兩側肉眼所見建築不論是住房、豬圈還是廁所，都清一色涂上紅色。

    “然而盧氏百姓在談及此事時怨聲載道、激憤不已。他們爭相對我説，國家每年投入的扶貧資金都在數千萬元，這錢卻沒用在該用的地方，全貼到了當官的臉上，美其名‘形象工程’。

    “還有人説，那些名貴的花木，大都是從縣委書記杜保乾的老家購置的，除了價格高得驚人外，成活率也低，幾百元一株的樹就那麼種了死、死了刨、刨了再植、植了再死。死樹在貧窮的人們眼前一車車地被拉走燒掉。

    “縣委書記杜保乾，每次出行都要帶上十幾輛車子，前有交警開道，後有公安護衛，側有電視臺錄影機跟隨，浩浩蕩蕩甚是威風。電視臺常中斷正常播出，取而代之的是杜書記深入農村的‘重要新聞’；杜每次下鄉，都要各鄉鎮頭頭到鄉界處迎送，所到鄉村必是灑水消塵、清掃一番，跟皇帝出行一樣。但對這些，由於縣裏採取了高壓政策，盧氏群眾敢怒不敢言。”

    很快，胡震傑寫了《瞧，國家級貧困縣如此擺闊！》一文，發表在《週末》等報刊上。《擺闊》一文的複印件在盧氏迅速傳播。

    “我原以為，事情到了這種地步，會有一個妥善、公正的處理結果。可是，在盧氏縣，有關部門卻在全縣強行收繳《擺闊》一文及複印件，有人還因散發《擺闊》的複印件，被杜保乾斥為‘刁民’，關了37天。”

    這篇報道，又給胡震傑引來不少盧氏縣的告狀信，反映當地一些幹部橫徵暴斂、欺壓百姓。同時信中告知，《擺闊》一文見報後，盧氏縣頓時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關部門加緊了對群眾的打壓和控制。他們盼望記者能再到盧氏，做跟蹤報道。

    二十幾天后，胡震傑説他準備動身再去盧氏縣時，晚上8點多鐘，家裏突然來了兩個不速之客，是盧氏縣委宣傳部的人。

    “他們自報家門後，就給我講起盧氏縣委、縣政府如何銳意進取、帶領群眾脫貧致富，如何勵精圖治的政績，讓記者理解和諒解他們在開發進取中的困難。臨走時，扔下了一個用信封裝得嚴嚴實實的‘彙報材料’。裏邊裝了2900塊錢。第二天上午，我以盧氏縣委的名義把錢捐給了河南省婦聯救助失學女童的‘春蕾計劃’。

    “接連數日，縣委宣傳部的人，每天一早就到我家談工作。同時，打電話説情的人絡繹不絕，從官員到百姓，從同行到朋友都有。‘彙報材料’的分量也逐漸遞漲到2萬元、6萬元。”

    幾天后的一個上午，胡震傑找了個藉口溜出來，坐上開往盧氏的班車，一路上倒了三次車，加上盧氏境內多是蜿蜒的山路，到縣城已是深夜。他找了一家旅店登記住下，準備按舉報信上的聯繫方式，約幾位知情人第二天一早見面。

    “第二天早上，響起了敲門聲。我開門一看，卻是盧氏縣委宣傳部的一個副部長。之後，他們形影不離地跟著我，直到開車把我送回鄭州的家。雖然這趟採訪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卻證實了盧氏縣的高壓態勢。”

    “就在他一篇篇發表報道的時候，危險已逐漸靠近了他”

    在熱情邀請胡震傑去盧氏採訪的人裏，有個人叫張衝波，他是盧氏縣中藥材集團總公司生産科科長。張衝波酷愛寫作，發表過詩歌、劇本、長篇通訊等，在當地小有名氣。但他最常寫的是些批評稿，發表率很高。

    1998年8月，當胡震傑第三次潛入盧氏採訪時，找到了張衝波。張陪他在盧氏的西南山區採訪後，在縣城一家偏僻的飯店剛坐下，盧氏縣強大的“預警系統”再顯神威，僅僅十幾分鐘後，縣委宣傳部長、副部長等人就到了現場。“他們一眼認出張衝波，不久，針對張衝波的一份‘黨內警告處分書’就下達了。”

    1999年6月起，耐不住寂寞的張衝波在因“黨內警告”沉寂一年後，又開始在河南《大河報》上發表起批評文章。

    7月的一天，張衝波路經盧氏縣杜關鎮，正趕上這裡強迫老百姓拆房蓋樓，怨聲載道。張衝波忍不住采寫了《房子哪能如此拆了建，建了拆———盧氏杜關鎮小集鎮建設做法粗暴》，發表在《大河報》上，文中説：

    “該鎮杜關村58歲的村民范靈芝老太太對記者哭訴：農曆四月初八，鎮黨委書記王躍文、鎮長高朝霞親自坐鎮，鎮政府30余人強行扒掉我家一間房子。當時，七八個人拉住我的胳膊、扭住腿，把我按在一邊，房子扒倒了，才放開我。”

    “她家有4間房，住著9口人，按規劃僅有1間房子需要拆除。拆1間房子沒法重蓋，4間都拆了吧，老太太家庭非常困難，又蓋不起，鎮政府多次動員拆遷，范不從。農曆四月初八，鎮黨委、鎮政府主要領導坐鎮，帶領20余人上房揭瓦，范老太太情急之下從房內拿出借來的照相機，哭喊著説：我給你們攝個影，我要上告去。在書記、鎮長的指使下，七八個人上前拉胳膊、抬腿，一下子把虛弱的老太太抬到另一間屋中，無論老太太如何哭喊，就是堵住門不讓出來。”

    文章最後道：“有關領導為了出政績，不察民意，不顧民情，大搞短期行為的‘形象工程’，既害國家又禍百姓！”

    雖然這篇稿子沒署張衝波的名兒，但很快就被人明查暗訪地知道了。夜裏，張家的樓下有人守著，陌生人不斷打來電話，誘他下樓，準備收拾他。

    沒多久，張衝波又發了篇“內參”：《房子照樣扒，樓層照樣加———盧氏縣杜關鎮對與論監督置若罔聞》，引起了上級部門重視，事情越鬧越大。

    張衝波的妻子回憶説：“那兩個月，他發了十多篇批評稿，眼看頭天寫的稿子，第二天就上了報，變成鉛字，他異常興奮。就在他一篇篇發表報道的時候，危險已逐漸靠近了他。”

    8月6日中午，張衝波高高興興地奔郵局取前一天的報紙，上邊有他寫的批評稿。突然他接到一個傳呼，是公安局的人説找他有事。

    一進單位院子，張衝波就瞧見一輛警車停在樓底下，他直接被拉到了縣公安局。趁無人之際，一個幹警悄悄透話給他：你本身沒什麼大問題，是你得罪縣領導了，準備逮捕你，那邊正開會研究呢。

    張衝波趕緊往家打了個電話，告訴妻子自己出事了，沙發底下有東西，快處理掉！他愛人掀開沙發一看，嚇了一跳，裏邊擱著一大摞材料：按著紅手印的證言證詞、採訪筆記、文章底稿等等。她抓起來準備燒時，轉念一想不對：萬一將來打起官司，這都是證據啊。

    一個多小時後，張衝波被押上警車。出了公安局，一路向東，進了盧氏縣看守所。

    “弄了這七八個月，弄個無罪！給我判3年，必須得判！”

    這天晚上，張衝波的妻子一夜沒睡，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地打。她問張衝波單位的領導，張衝波到底有啥事？經理説：只怕是因為寫文章被抓吧。因為這事，我被杜書記叫去罵了幾回了，問我能管了張衝波不能？説衝波再寫文章，就撤我的職。我給衝波説了，衝波説不寫了。現在這是怎麼了？怪不得這兩天公安局的人像瘋子一樣，到處蒐集證據，找人談話，還不準我們問呢。

    3天后，張衝波因“涉嫌挪用特定款物”被逮捕。

    家人為他請了個盧氏籍的律師。律師跑到公安局打聽完情況，嚇得連連搖頭，連話也不敢大聲説了。他們只好到三門峽市請了律師。過了半年，張衝波一案才公開開庭審理。

    開庭前夜，一場漫天的大雪覆蓋了伏牛山。雪後初晴，寒氣襲人，前往法庭的張衝波坐在囚車裏，走過熟悉的街道，他説頓感物是人非，心中蒼涼。

    這一天，來法庭旁聽的人比平時明顯多了，有張衝波的親朋好友，也有從鄉下趕來的老百姓，還有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和一位省人大代表。

    起訴書稱：1998年12月，公司給張衝波扶貧開發貸款指標30萬元，使用期限兩年，每年負責開發中藥材重點村2～4個，並輻射帶動300戶貧困戶脫貧。張用借來的5份房産證和本人的房産證作抵押，將30萬扶貧開發貸款貸出。其中23.5萬被改變投向，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害……

    律師替他作無罪辯護：張衝波沒有改變扶貧款的用途，除少量尚未貸出的資金外，餘款全部用於中藥材的開發、種植，中藥材收購站建設等；且他的所有活動，都是在總公司的指導和監督下進行的，不存在挪用。兩年的貸款期限，資金只使用了8個月，怎能看出承包期滿後所造成的“重大損害”？況且還有房産作抵押……

    審判長將合議庭的無罪意見彙報給了審委會。張衝波説，法院的人後來告訴他，杜保乾得知後指著有關負責人的鼻子罵道：都是一群笨蛋，弄了這七八個月，弄個無罪！給我判三年，必須得判！爾後指示成立了專案組，搞突擊審查。

    一審判決後，河南焦作的全國人大代表姚秀榮聯名14位全國人大代表，上書三門峽市中級法院：“根據張衝波家屬的強烈反應和喊冤告狀，認為盧氏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冤枉，枉法裁判。”

    信中還説：張衝波是否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體，此案定性問題值得研究，相信當今社會是以法治國，你們這些當法官的比我們更清楚，更不能拿法律當萬花筒，玩弄法律遊戲，製造冤假錯案，影響法院形象。

    “這裡邊是否夾雜政治報復，退一步説如果挪用特定款物罪構成，也不應該是張衝波負責，而應該是總公司的法人代表。”

    歷經3次起訴、兩次撤訴、兩次開庭、4次審理、兩次上訴，2001年3月30日，終審判張衝波有期徒刑二年又六個月。張衝波在終審判決書送達回執上寫道：我要申訴！司法腐敗的權錢交易、權法交易，讓你們活靈活現地表演了一番，讓我看得一清二楚，我不服，死也不服！

    一棰定音，張衝波只能在高墻內服滿刑期，可事情突然又有了轉機。

    2001年5月21日夜裏3點多，張衝波被一陣“咣咣啷啷”開鐵門的聲音驚醒，隔壁的監室來新犯人了。

    “他説你還告我哩，你自身難保，你小子死定了！”

    “原來是張文秀被丟到我隔壁。他上北京告杜保乾，被盧氏縣公安局給抓了回來。”張衝波認得這個張文秀。

    張文秀，40歲，原是盧氏縣文峪鄉香子坪村黨支部書記，曾幹過包工頭，開過金礦，在縣城有棟四層樓。“他家樓頂上還豎了面國旗，人性子火爆，路子野。進來第二天一早，張文秀就被帶走，三天后才回來，回來就嗷嗷地哭，接著睡了一天一夜。”

    在斷斷續續的交談中，張衝波知道了他被抓的經過：

    張文秀曾與杜保乾關係很近，與杜的外甥結為乾親家。在後來的上告材料中他説自己給杜送禮、送錢共十來萬。張文秀花了錢但沒被提拔，今年初，他直接到縣委杜的辦公室，兩人起了衝突，鬧翻了臉，張文秀公開説要告杜保乾。

    不久，三門峽市開人代會，會上要選副市長。在人代會上，有人散發了告杜保乾的材料。接著春季“嚴打”開始了，張文秀成為嚴打對象，説他是個“村霸”。

    盧氏縣公安局《關於對縣人大代表張文秀採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請示》中説，4月16日接到香子坪村72戶村民聯名陳情材料，反映張霸權貪污等，經查張有毆打他人、欺壓群眾、強行徵用民工為其母、其祖修墳，亂收費、亂罰款等違法行為。

    “1998年4月前後，村民梁玉不小心用傘尖劃在張文秀桑塔納轎車前蓋上，張讓梁賠車，張口讓梁賠償1萬元，梁被逼無奈，跪地求饒，磕頭叫爺，張仍不放過，取來利斧，逼梁自斷手指，後經説合，梁賠張1500元。後張常借此事卡梁家辦理有關手續，臘月27日，梁玉兩口子離家出走，至今不敢回村……”

    張文秀説抓他那天他正在鄉上，有人給他打手機通風報信：要抓你哩！人代會上發材料的事，杜保乾懷疑是你幹的，公安的車子已經出來了！

    “喲，杜保乾來真的了！我調轉車頭，趕緊逃。公安局的車子一直追到欒川縣，沒追上。我到了欒川，又拐回三門峽，直接去了杜保乾家。他愛人還不知道杜保乾抓我哩。

    “我衣服裏揣著錄音機，跟她説：嫂子，我工作幹得那麼好，給你家又送了那麼多錢，光是看他老娘就去幾趟，杜保乾不提拔我，還要陷害我。他媳婦説你別聽那些，保乾還是要提拔你哩，絕對要提拔，你花的錢我都知道……

    “我出了他家，開車上鄭州，到省高檢告他。高檢那個樓高得很，我從樓裏出來，是個臺階，比外邊馬路高一大截。我站在臺階上一瞅，一眼瞅見縣裏的人坐在計程車裏，正等在大門口。我一頭鑽進別人的車裏，才出了大門，沒讓他們抓住。鄭州告不下他，我趕緊往北京跑。”

    “我在北京給杜保乾打過好幾個電話，我説你放我一馬，只要你不派人追殺我，把錢還給我，我也就不告你哩。他説你還告我哩，你自身難保，你自己的問題能不能説清？他説我，你小子死定了！”

    張文秀出逃後，公安局在他家搜出6000多枚雷管。他們派出多名幹警，準備北上，千里抓捕張文秀。

    在北京，張文秀去了有關部門陳情，還找了幾家報社的記者反映杜保乾的問題。有個記者據他提供的材料寫了份“內參”：《是公僕還是黑社會老大》。

    “這時正好是石家莊爆炸案發生不久。杜保乾讓人向北京警方謊報，説我是法輪功分子，上北京搞爆炸的，還説在我家搜出4門迫擊炮、手榴彈等。其實我家的雷管是我以前開礦剩的。”

    他在北京朝陽區一棟居民樓裏才住了兩天，早起夾個包，大搖大擺下樓吃早點，準備出去談個生意，“啪”，兩個人上來把他夾住。

    “你是哪來的？”

    “河南。”

    “叫啥名兒？”

    “張文秀。”

    “抓的就是你，法輪功分子、爆炸犯。”張説我不是，我是上北京告縣委書記的。警察在他屋裏搜，沒搜出爆炸物，搜出了陳情材料、軟碟、錄音帶。一看見盧氏縣公安局的人，張文秀明白了。

    押解回盧氏，張文秀死活不坐公安的車。“我怕半路上，走到沒人處，我下車撒個尿，他們一槍把我幹掉。我堅決坐火車回。一到盧氏，他們就給我砸上手銬和腳鐐，馬上宣佈逮捕我。告倒杜保乾，我才能出來；要是告不倒，他能弄死我。我做了最壞的打算，已經是你死我活了。”

    張文秀沒有料到，中央有關領導很快在“內參”上做出批示，要求嚴肅查處。

    6月1日，張文秀又被提審。回來後，他樂呵呵的，對張衝波説：“老張老張，你昨晚做沒做好夢，你的命運很快就有轉機了。”再問詳情，他就不説了。

    事後張衝波才明白，這天找張文秀問話的是上級反貪局的人，主要了解他給杜保乾送錢的事，讓他提供詳細證據。

    6月4日晚，杜保乾被刑事拘留；6月18日，被執行逮捕；盧氏縣一些貪官污吏也相繼落網。

    8月5日一清早，盧氏縣看守所所長打開8號監室的門，他對張衝波説：“你被減刑半年，現在可以出去了。”

    張衝波聽罷，頓時潸然淚下。

    “他賣官在縣裏都是明事，大夥兒都議論，説3萬塊挂個號，5萬塊能考慮”

    張文秀直接告倒了縣委書記，在盧氏縣轟動一時。

    在我要離開盧氏的頭天晚上，關了半年的張文秀帶著一紙“不起訴書”被釋放。

    張文秀1米8左右的個兒，粗壯，剃著寸頭，左眼眶青紫，説是被人打的。他能言善辯，採訪中哭了兩回。

    他説自己當村幹部是1995年，那時村裏的小學校很破，砸傷過孩子，是解放前蓋的。鄉幹部找他，想讓他拿點錢把學校修修。他拿了5萬，加上集資，給村裏蓋了所新學校。

    “香子坪村千把口人，當時村長沒人幹，領導班子癱瘓，我想年輕人活著得有點兒志氣，我就當了村長。植樹造林，計劃生育，全縣300多個村，我工作幹第一，上級交待的任務咱完成了，上級沒交待的事兒咱也幹了。”

    我問他：“都幹什麼了？”

    “帶老百姓脫貧致富，走産業化的路子啊。”

    “搞什麼産業？”

    “種木耳。但袋料香菇是杜保乾讓搞的，去年市場價格低了，今年就不掙錢了，老百姓不愛種，可杜保乾為了他的政績，非逼著種，下任務。其他村村長的能力肯定不如我，所以全鄉的任務都壓到我這個村子。”

    我問了他一句：“既然都不掙錢了，你不好不種嗎？”

    “不行，組織部門正考核我，要提拔我哩，不能不種，我沒有退路。”

    “你接了多少任務？”

    “50萬袋。”

    “你們村子最多能承受多少？”

    “10萬袋，誰家不種就罰錢。全村一共245戶人家，光計劃生育我就得罪四五十戶，超生罰款。破壞林業又得罪了10來戶。我罰款，是符合行政法規的。”

    “聽説你在村裏打人了？”

    “我就打過1個，因為他不交稅，他1戶不交我任務就拿不下來。我拿錢借給他，他孩子在縣城開工廠，有錢得很。抗稅不行，我是替國家收稅。那天跟他要錢，他開口就罵，話很難聽。我就拉住他，他操起鋤頭，朝我頭上掄，我上去打他一下，他撲過來啃我一口，把衣服都啃透了……”

    “你怎麼開始給杜保乾送錢的？”

    “他賣官在縣裏都是明事，大夥兒都議論，説3萬塊挂個號，5萬塊能考慮，張三送多少，李四又送多少。別人告訴我：你幹得再好，不送禮也不中。咱家幾代都是農民，沒有當官的。咱人很實在，就先揣上了5萬塊。

    “這件事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是1998年正月廿，我給他拿上整5萬塊，取的是100元一張的新錢，我換成了50元一張的，看看摞兒不高，我又換成10元一張的，圖個實心實意。我還拿上幾斤棗，意思是讓他早早把我的事給辦了。

    “他在家，但他不動手，他讓他老婆把錢收起。他老婆數數，就把錢收起來了。誰送多少錢，想辦什麼事，他老婆都用個筆電記著哩，辦成的劃上個圈。

    “我倆關係一下近多了。他在省黨校學習，要給別人送禮，打電話喊我拿錢過去。大中華煙一買就是10條，進口水果一買都是幾千塊。我前前後後在他身上花了10來萬。

    “他是個二蛋，説一不二，他説提誰就提誰。有個包工頭，才初中畢業，專到歌廳找小姐，杜保乾還讓他當了公路段段長。杜保乾搞了個萬頭豬場，上級領導來參觀，沒那麼多豬，他讓人把老百姓的豬租來，弄個人藏在豬圈用棍打那些豬，豬叫喚，顯得豬好多。結果幫他弄萬頭豬場的人也提拔了。”

    我問他跟杜保乾是怎麼鬧翻的。他説組織部門年年考核他，鄉上年年推薦他，可杜保乾老不提他。“鄉上都提了好幾個人，有個姑娘才20來歲，都提拔了。有個年輕小子，也從副科提正科。他答應過我，可一年拖一年，連個副科都不給我。

    “今年正月過完年，我背上一摞榮譽證書，去縣委辦公室尋杜保乾，問他20來歲的孩子都提了，為什麼不考慮我？我是三門峽市十大傑出青年、盧氏縣十大傑出青年。我把證書擱桌上，叫他看。

    “他説你拿再多證書也不一定提拔你呀，提不提你是組織上的事，你不能來要官啊。我説我不要官，可你老賣官啊！你賣官的事我都知道，光我就送你那麼多錢哩。

    “我當時説得很明白，我説這事你要不辦，我就告你，你是個貪官。我只想嚇唬嚇唬他，給他點壓力。沒想到他‘啪’掏出一把槍，拍在桌子上，威脅我，説盧氏縣沒有人敢對他這樣無理。

    “沒多久，三門峽開人代會，有人把告他的材料發到會上，他馬上就懷疑是我幹的。可我還在村裏老老實實替他種香菇哩。”

    “悲劇、悲劇！對我們兩個來説，都是悲劇，都是悲劇！”

     我問張文秀：“你本來就是個生意人，當不成官，你再回頭做生意不也挺好嗎？”

    “怎麼説呢。你看人家杜保乾，來來去去，警車開道，前呼後擁，多麼威風。一講話，電視臺就給拍攝，大家都鼓掌，跟眾星捧月一樣，這種權威是拿錢買不下的，我心裏非常羨慕。

    “再説了，光有錢行嗎？有錢人誰都可以找碴收拾你。九五年我就被公安局抓過一回，關了幾十天，後來平反了。光有錢沒有權，也保不住你的錢，一夜之間，你可以一無所有，傾家蕩産。可你有了權，就可以弄來錢。錢跟權比，還是權厲害！”

    “你沒想到仕途會這麼艱險，最後還折進監獄裏了？”我又問他。

    “唉———”他嘆著粗氣道，“當了6年村官，光送禮就送了4年，把我的黃金歲月都耽誤了不説，那10來萬也白花了，我的錢來得不容易，確實很心痛。在監獄裏，我都捨不得吃高價飯，一天只吃兩塊錢。

    “昨天晚上突然説放我，我沒想到，在裏邊哭了很長時間，我那號裏人都哭了。回到家，我又抱著孩子大哭。”

    他指著兩隻鬢角説：“頭髮也白了，這是拿錢換不回來的。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我父親去世我不在跟前。今天早上家裏人才告訴我父親不在了，已經1個月了……”他又哭起來。

    我問他：“你是不是很恨杜保乾？”

    “唉，我現在恨不起來了。他太霸道，太目中無人，把黨紀國法拋到腦後，現在徹底完了，他是出不來了。我呢，政治前途也給毀了。我的心胸是很大的，我想幹縣委書記。”

    他嘆息道：“悲劇、悲劇！對我們兩個來説，都是悲劇，都是悲劇！”

    我離開盧氏時，距杜保乾被逮捕已近半年，調查此案的“專案組”仍沒撤離盧氏縣。又有一個副縣長被拘捕，約80個幹部被“雙規”，其中包括盧氏縣全部19個鄉、鎮的黨委書記……

    《中國青年報》2001年12月19日（記者董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