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個月裏，死亡在山西不再是什麼重大事件。這是山西煤礦最嚴酷的一面：全國産煤最多的地區，可能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地區。同樣的事實也適用於這整個國家：全世界煤産量最高的國家，也是安全記錄最差的國家。
我們每年都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幾次聲勢浩大的“安全生産大檢查”，以及對不合格的煤礦“堅決取締”和對相關責任人“嚴肅處理”的鄭重宣告。尤其進入2001年，這種領導權威的力量被使用到了極點。然而，發生在11月的連續爆炸表明，主觀努力和客觀效果之間存在如此嚴重的背離。人治的權威性，在經歷了市場經濟的導入後，已經被現實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然而，對領導權威的路徑依賴仍在持續並進一步強化。對於一個社會來説，權威的缺失是比腐敗更嚴重的問題。
令人心悸的死亡
11月14日，農曆九月二十九，褚青莊家中的皇曆上寫道：“日值月破，諸事不宜。”
剛滿20歲的河南南陽南召縣農民褚青莊顧不上這些，他甚至來不及告別母親和在外地打工的父親，與他一起奔赴山西呂梁挖煤的包括另外6名同村鄰居。15日下午，褚青莊到達目的地———中陽縣後溝村。距離縣城4公里的這個山溝裏，今年四五月份打出了兩口煤窯，200名礦工來自8個省，其中超過100人是褚青莊的南陽同鄉。放下被褥，褚青莊就抄起鐵鍬，開始了自己短暫的礦工生涯。也就在這一天，80公里外的呂梁地區交城縣坡底煤礦發生一起特大瓦斯爆炸，33人死亡。褚青莊啟程的那一天，山西陽泉市盂縣剛剛發生煤礦爆炸，井下作業的工人有11人遇難。2天后，北邊的大同市高山鎮大泉灣煤礦爆炸，14人被困井下，有死無生。1天后，褚青莊從井下上來，聽到了5天來山西發生的第4起重大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南邊的晉城市沁水縣湘峪煤礦又有14人死去。
11月22日，又是“諸事不宜”的一天，下午4點，吃了一碗麵條，褚青莊鑽進副井生滿鐵銹的升降罐，下到360米深的坑道。同住的一個河南礦工已經記不清褚青莊那天説了什麼話，穿了什麼衣服，“總之是跟往常一樣，他不會想到那是他的最後一天。”17分鐘後，由副井下去的54名礦工可能還沒有全部到達主井和副井的各個工作面，地底下傳來了恐懼的巨響。“一共連續兩聲巨響，咚咚的，而一般井下用雷管炸煤是嗚隆嗚隆地響。”54歲的老丁向記者回憶道。這位挖了6年煤的老礦工剛剛從井下換班上來，當他從澡堂裏衝出時，井口旁已經擠滿了震驚的礦工，井架上的木頭和鋼制防護栓被巨大的衝擊波掀飛，遠遠地散落。
第一次爆炸發生在主井裏400多米遠的一個工作面上，一枚雷管引爆了這場悲劇，並迅速引爆了相通的副井裏的瓦斯。由於煤塵也被點燃，火勢發出的嘶嘶聲與致命的毒氣一起在地下迷宮般的坑道穿梭。“住在山坡下簡易房裏的女人們直著嗓子衝上來，趴在井口向黑乎乎的窯底哭，喊著親人的名字，哀求我們一邊的礦工趕快救人。”經驗豐富的老丁死死把她們拉到外面。管理人員匆忙向縣裏求援，礦工們則一遍遍向副井下撥電話，但始終沒有人接聽。“大概10分鐘之後，從主井騰出像原子彈爆炸的那種黑煙，一直衝向天空，”河南民工楊三説，他就住在礦井旁邊的3層樓上，“天都看不到了。”在難熬的絕望中，奇跡發生了，副井下有人接電話要求起罐。當兩個多小時後救護隊員們帶著氧氣袋從27公里外的離石市趕來，勇敢的礦工已經冒著窒息、中毒、火炙、活埋和余爆的危險，下井救出了29人。
“他們當時都還活著。”楊三向記者強調。他把3個已經看不清面目的重傷員抬上趕過來的計程車，送去醫院。但其中的2個在半路已經斷氣了，另1個第二天也在醫院中死去。救護隊拒絕了礦工馬上下井搶救的要求，他們按部就班地觀看圖紙，檢查升降罐、纜繩和滑輪是否安全，與趕來的領導研究方案，警察忙於把心急如焚的礦工和家屬趕到他們劃出的線外。“到了晚上，都零下七八度了。風刮得很冷，煤塵在空中飄，可是大家都不願意走開，也沒有人去吃飯。”老丁説。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臉上、肩上沾滿黑塵，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流逝。
深夜11點多，在省委書記抵達之前，專業的救護隊終於完成準備工作，小心翼翼地下到礦井。第一個礦工被吊上來已經是第二天了。據礦工們講，23日一共吊上來10人，24日8人，但都死了。“屍體都蜷縮著，先在地上排成一排，然後像木炭一樣被扔上車，拉到附近的水管再摜下來沖刷。”一個河南民工使勁比劃著往下扔的手勢，有些憤怒地對記者説。營救人員把最後一具屍體抬上地面時，已是災難發生50個小時之後。其間有3個憤怒的河南礦工質問救助隊是“救活人還是救死人”，回答是救死人。爭吵中3名警察衝上來，1名“無理取鬧”的礦工被打傷，成為這次災難最後1個被傷害者。
“這是不注重安全造成的傷害，我們必須更注意安全。”呂梁地區煤礦救護隊的1名隊員説。被救上來的屍體都已經沒有了人樣。大部分人的臉上、喉嚨和四肢燒得露出了白骨，另一些人頭部劇烈腫大。“所有的屍體共同的特徵是大張著嘴，雙眼圓睜，死不瞑目。”褚松太説，他從河南趕來後，又在太平間裏把所有屍體都看了一遍，“辨認屍體非常困難，我們只好依靠身材等外部輪廓一個個排除，生怕搞錯了。”他的侄子褚青莊只當了一個星期的礦工便失去了生命。一起從河南到山西淘金的7個同鄉中，3人當班下井，20歲的褚青莊和25歲的張毛營死亡，另1人重傷。“好在沒有人死於活埋，”張毛營的叔叔張敬周説，活埋是最慘無人道的。絕大部分死者的父母沒有從河南鄉下趕來，噩耗甚至都沒有敢告訴他們。
整次事故死亡28人，在主井工作的山西礦工14人，在副井工作的河南礦工14人。沒有人知道罹難者留下多少寡婦和未成年的孩子。到記者發稿時為止，還有8名被嚴重燒傷者住在離石、中陽、太原和汾陽的醫院裏，繼續經受著更加殘忍的痛苦。由於沒有做植皮手術，他們的面部看上去異常恐怖。27日，記者在礦井旁看到，“安全為天”的大字標語牌在井架上迎著寒風，格外醒目。從河南趕來的親屬在理賠協議書上簽完字，礦工們推開副井上的井蓋，親屬們輪流拿著死者的衣裳向井底搖擺，喊著死者的小名招魂：“咱走了，咱不幹了，咱回家嘍。”
比腐敗更危險的
11月20日，在大同處理煤礦爆炸事故的山西省長劉振華召集大同市縣鄉幹部召開緊急會議，聲色俱厲地怒斥，“礦主等責任人不顧被困礦工死活，事故一發生就逃之夭夭。而公安機關至今還沒抓到在逃責任人，説明這裡面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有腐敗。”
劉説的一點沒錯，“幾乎每一起重大事故發生都有一些嚴重失職、瀆職的領導幹部。這是一次又一次造成重大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今後可能造成事故的潛在因素”。後溝煤礦今年四五月份才建成投産，據中陽縣宣傳部副部長郝士武和新聞辦主任劉福興介紹，這個煤礦現在也是“邊建設邊生産”，所以安全設施尚未完善。且不説這個説法是否成立，最遲從6月13日國務院發佈25號緊急通知起，它就屬於停産之列。9月份，礦工們曾聽説別的煤礦要停産3天，但事實卻是後溝煤礦連象徵性的姿態都沒做過，即使在幾次檢查組到來時也照挖不誤。
被下了停産通知的後溝煤礦之所以能夠對上至國家下到縣煤管局的停産通知置若罔聞，“頂風作案”，按照中陽人的説法，原因在於縣裏主要領導在裏面有股份。他們能夠掰著手指頭告訴你某某領導在城裏有幾棟房子，哪些煤礦是某某領導開的，哪些廠子又給領導送了暗股。當然這些都是沒有真憑實據的傳言，但在類似中陽這樣的小縣城辦廠開礦，沒有關係和靠山，恐怕也是很難生存的，這靠山，又依靠的是經濟利益的紐帶。
然而，僅僅依靠一個腐敗的帽子，恐怕很難解釋為什麼上令下不止，為什麼主觀努力和客觀效果之間存在那麼嚴重的背離。顯然，國家關停小煤礦的決心是異乎尋常的，今年4月21日，國務院剛剛頒佈施行了《關於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這個24條的規定明確提出，出現重大安全事故，不但要依法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而且要追究領導幹部的行政責任，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陜西省委書記程安東就因為特大煤礦事故而被通報給予行政處分———再愛財如命或者再官僚的官員也不會面對嚴厲的懲罰而無動於衷。“有些地方政府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對關閉小煤礦態度不積極，措施不落實。”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新聞發言人黃毅指責道，“特別是由於壓産導致煤炭市場好轉，個別地區出現煤炭供應緊張，煤價恢復性上漲後，一些小煤礦受利益驅使擅自偷偷生産。”在山西，80％的縣財政收入主要依靠煤炭開採和煉焦，呂梁、大同等地的一些縣區鄉，煤炭的收入佔到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70％至75％。100年前還是全國最富的山西，100年後的今天已經淪落為全國每人平均收入倒數第一的省份，你很難想像它會比青海、西藏更窮。呂梁山區更是全國18個集中連片的重點貧困地區之一，它管轄有3市10縣，10個縣全部都是國家級或省級貧困縣。
“對一個財政收入只有6000萬左右的貧困縣來説，關停小煤窯意味著它幾乎一無所有了。”礦業學院畢業的張滿懷，曾經在呂梁一家年産30萬噸的中型煤礦當過3年生産礦長，與當地很多官員成了朋友，今年9月他從太原回到呂梁，一些煤礦已經被要求停産。“有個縣負責煤礦生産的負責人問我，什麼時候能恢復生産啦，不生産財政收入沒有了，縣裏都扛不住了，他每月800塊錢工資也保證不了。”這次呂梁之行給張滿懷的直覺是，肯定會有人要頂風生産了。
“那麼多小煤窯開工，是國家政策扶持的結果。”
據説，已有礦主準備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政府賠償停産帶來的經濟損失。“一個六七萬噸的小煤窯，投資也要幾百萬，”張滿懷向記者介紹，即使停産，抽風、電、排水也不能停，否則就算廢了，每個月至少又得二三萬的維護費。“那麼多小煤窯開工，是國家政策扶持的結果。”32年前就進入煤炭行業、多年從事行業政策研究的李燕生説。80年代之前，煤炭非常緊缺，為了緩解能源瓶頸，國家採取了有水快流的政策，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煤礦，産量逐年大幅遞增。
“當時山西是先從大同開始，煤炭廳還組織我們參觀學習，看村子怎麼致富的，自己架個鍋就可以洗煤。”時任山西陽泉礦務局辦公室主任的李燕生説，“那時候國家缺煤，要的就是煤。20年來全國每年十幾個點的GDP增長，山西煤業的支撐是做了巨大貢獻的。”
然而進入90年代中期之後，煤炭市場已經供大於求，煤價下跌，國有煤礦普遍陷入虧損和破産的窘境，員工失業嚴重。更多的問題也隨之被擺上了桌面。首先就是鄉鎮和個人小煤礦儘量減少甚至取消安全設備和工作規程，儘管開辦煤礦需要“四證”，但礦主通過賄賂，減少乃至取消安全成本，牟取暴利———辦一張採礦許可證大概需要七八萬元。與國有大礦噸煤120元左右的成本相比，小煤窯30元左右的成本具有決定性的優勢，當然也意味著毀滅性安全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於很多國有煤礦破産，原有煤田被租賃、承包、轉包給個人，採礦許可證等也同時張冠李戴，後溝煤礦實際上就是這樣挂羊頭賣狗肉地無證生産了半年多。
至少到目前為止，政府沒有任何給予賠償或補償的説法。“這種制度因事因地因人而使用並主要作為懲罰的工具，缺乏嚴肅性和不可侵犯性。”《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今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寫道。這就形成了一個可怕的演變：20多年前，依靠行政手段保證著煤礦安全領導的權威性，然後對産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開發，使得安全規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現在哪怕安全管理機構制定出再完備的制度，也已經不被管理對象包括制定者發自內心地尊重和遵守，因為這種安全管理實質是“人治的法規”。
還要不要煤炭部？
人治的權威性，在經歷了市場經濟的導入後，已經被現實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2001年2月，國家安全監察局掛牌成立，應該説這是走向法治軌道的一次努力。但記者在呂梁採訪中，一直沒有搞清楚這個部門的職責。由於一直負責煤炭行業規劃和安全管理的煤管局即將面臨機構改革被撤消，似乎安全問題將由安監局和各地的辦事處獨家管理，但呂梁的安全監察辦事處總共十幾號人，三輛車，整個呂梁地區光辦證的煤礦就有600多家，按照張滿懷的説法：“跑斷你的小腿腿都不行。”
根據國務院規定，已經在停産整頓期間的小煤礦，在今年年底前沒有通過驗收合格的，一律視為非法礦井。據介紹，山西省從10月10日開始復産驗收，到11月23日，44天僅完成922個煤礦的驗收，與全省預計3000余個的目標差距甚遠。一些原本關停的煤礦在難耐的等待中決定冒險。“採煤是需要連續性作業的行業，這樣關關停停最危險，因為瓦斯會大量聚集。”太原一位不願公開身份的政協委員説，“尤其一些煤礦害怕檢查組突然到來，連大功率風機都不敢開，這就更可怕了。”
“更奇怪的是，安全監察屬於國家直屬領導，與地方沒有人、財、物上的關係。如果你不決定別人的人事和財權，別人為什麼要聽你的？讓它去管它管不了的事情，那不壞了？”一位國有煤礦的負責人問記者。他建議恢復煤炭部，“屢受挫折的煤炭行業，多少年來變來變去，每次機構改革都涉及到煤炭部，這樣一個複雜而又高危險性的行業，現在連司令部都沒有了，誰來制訂行業規劃，負責日常的安全管理？”這是自然而然的思維，在解構與結構交錯的混亂中，領導和警察總是能找到更迫切的存在理由。但同樣的問題又會出現，這樣一個至今還在召開全國煤炭生産訂貨會、計劃色彩濃烈的行業，多年來已經留存著對領導權威的路徑依賴，這種機制必然還會繼續自我強化。
對領導的服從是中國內生的，對制度的服從則是外來的，為了61個已經死去了的階級兄弟，我們必須用盡可能快的速度和盡可能少的代價，找到那麼一個好的制度權威。對於一個社會來説，權威的缺失是比腐敗更嚴重的問題。
《三連生活週刊》200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