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關，回家過年的民工們正面臨著討債難的困境。辛辛苦苦勞碌一年，到頭來卻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錢。悲憤、無助的他們只好以死相逼，或爬上高樓，或爬上塔吊。在數十米的高空中，他們用近乎絕望的腔調嘶喊著：“不給錢我就跳下去。”在他們的死亡威脅下，大多數的施工單位只好允諾償付工資。如此，才化解了一場又一場的驚險悲劇。

    這一幕幕現實的圖景，僅我就親眼目睹過三次。在寒冷的空氣中，當一陣寒風呼嘯而過時，我突然感覺到在高處的民工是那樣的色厲內荏，他們的呼喊是那樣的蒼白無力。我敢説，他們並非想真的跳下去結束自己的生命，更多的只是以死恐嚇。這是他們討債的最後一個“絕招”。

    我曾經採訪過兩次“跳塔”事件，而欲“跳塔”者是同一人。一位20多歲的年輕民工因為工傷致殘，施工單位拒絕支付任何醫療費用，而且還拖欠著五六百元的工資未還。無奈之下，這名民工只好爬上塔吊以死相逼。第一次，在施工單位的花言巧語的承諾下，他下來了。但問題絲毫沒有得到解決。一個月後，他再次爬上工地的塔吊。這一次，他平安落地的同時，也拿到了應該得到的三千塊錢。

    相對勞動仲裁、告上法庭等方式而言，這種討債方式有著更直接、更現實的效果，民工能夠靠這種迫不得已的方式討回自己的血汗錢。更為致命的是，民工們在討債之初也曾試圖走法律的渠道討回公道，但走過之後，他們發現這是一條看似廣闊、公正但卻無濟於事的“死衚同”。沒有簽定勞動合同、沒有書面證據、包工頭找不著人等理由，把民工們拒之於法律的門外。在寒冷的年關裏更加寒冷的是民工們的心。

    坦白説，在我做記者的時候，也曾經以這樣的理由拒絕了一些民工討債的求助，也因此成了我心中永無救贖的愧疚和自責。而當民工訴諸媒體的渠道也被堵塞之後，他們別無選擇，只能以死討債。當他們登上塔吊的時候，新聞記者趕來了，警方人員趕來了，欠債的工頭也拿著錢來了。那一刻，懸在高空中的民工陡然成了世人關注的“明星”，這是一場場淒涼的“演出”。

    唯一能讓民工欣慰的是，儘管這種過程很有可能會築就一條不歸路，但大多數還是達到了目的。他們終於可以懷揣著幾千塊血汗錢回家過年了。對他們來説，不管怎麼著，這一年的艱辛沒有白費。可悲的是，為了這個結果，他們付出了太多，汗水、鮮血，甚至生命。

    於是，在臨近年關的中國大地上，民工大舉爬樓討債儼然成了一個見怪不怪的現象。而在這現象的背後，透露出了現行法律的無奈與弱勢群體的無助。是誰讓一個個民工爬上高樓？是誰讓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氣？誰該為民工跳樓負責？當我們盡享民工用辛勤的勞動造就的現代化城市的便利時，是否會想到，我們究竟能為民工做些什麼？我們的“法治社會”究竟能為民工做些什麼？

    再聽到有民工跳樓討債的消息時，我的心頭一緊：如果跳樓自殺的這一“絕招”，也絲毫不能感動欠債方冰冷如鐵的心時，除了生命，民工還能用什麼為自己討回血汗錢？！

    人民網 200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