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有人用裝有含艾滋病毒血液的注射器扎市民的傳聞，造成天津全城不安；

    □天津警方抓獲了４名用針扎人的犯罪嫌疑人；

    □天津電視臺播出專家釋疑：艾滋病病毒離開人體一分半鐘後因血液凝固就會死亡，除非病毒攜帶者現場抽血後立即大量注射給他人，否則，用扎針的方式很難傳播艾滋病病毒；

    □傳聞為何滿天飛？因為缺乏一個權威、主流的聲音；

    □在公共安全出現某種危機時，如何啟用應急機制，值得思考。

    天津的“不安”

    最近的兩三周，天津的街道呈現出罕見的冷清，天津市民的眼中增添了從來沒有過的警惕。

    在天津最繁華的商業區濱江道、和平路商業步行街，稀稀落落的行人，使這個有“天津王府井”之稱的地方顯得名不符實。一位出差來天津的山東人説：“如果光看街上的行人，不會相信這是一個大城市，就同我們老家的小縣城差不多。”

    這個９００多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出現這種普遍性的令人不安的氣氛，源自於一個傳聞：據説一批河南的艾滋病人來到天津，在商場、超市、路邊等公共場所，用裝有含艾滋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亂扎市民，報復社會。

    當地的一位記者説，據説這個傳聞最早是從去年的平安夜開始的，傳言有人那天在濱江道的商場被扎。元旦過後，“扎針”事件越傳越開，被扎的人也越傳越多，以至造成了全城的不安。

    在真假難辨的傳聞面前，人們選擇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謹慎態度，盡可能地減少了外出活動的機會。

    傳聞背後的真相

    目前，“扎針”成為天津人口中出現頻率極高的詞，記者碰到的每一個人幾乎都在談論此事。但與此同時，相關傳聞都是口耳相傳，在記者廣泛接觸的數十人中，沒有人親眼目睹此事或確切地知道“某某某被扎了”。好幾次有當地人告訴記者“某時某地有人被扎了”，但當記者進一步追尋時，往往進行不下去，線索在某一個環節就斷了。

    經過多方追尋，記者了解到天津市紅橋區一位姓吳的婦女有被“扎”的經歷。１月１５日下午，吳女士到家對面的菜市場去買菜，這個過程她走了大約十分鐘。在菜市場，她準備買點鹹菜，但當她伸出手想去拿時，突然發現手上有一個“針眼”，“針眼”旁邊是一道細細的劃痕。吳女士趕快來到附近的一個小衛生院，她説，醫生從她的傷口擠出了一點血，涂了一點碘酒，然後報了１１０。警察把她帶到天津市高級法院，法醫對她作了檢查。檢查的結果是沒有問題，手上的傷口可能是鐵絲、竹刺等尖銳物劃傷的，讓她不要擔心。雖然如此，吳女士還是不能完全放心。她説，她出門沒碰到任何東西，不太可能是別的東西給劃傷的。她還説，自己五十歲了，對艾滋病並不怕，主要是為小孩擔心。

    那麼，為什麼偏偏在天津出現這樣的傳聞及傳聞中的“扎針”事件呢？通過了解，記者得到了三個不同的解釋“版本”。一種説法是，有一個外地人在天津的醫院看病、輸血，結果感染上了艾滋病，為了報復，他叫來了一些同伴製造這起“扎針”事件。另一種説法是，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大部分是賣血感染上的，而當年採血的一些車挂著天津的牌照，因此那些艾滋病人今天找到天津來報復。還有一種説法是，河南的一些艾滋病人到北京的有關部門反映情況，要求社會不要遺棄他們，想得到進一步的關注，但他們受到了冷遇，為了引起社會的重視，他們就到天津製造了該事件。

    但這三種説法沒有得到任何證實。公安機關、衛生部門等有關部門均表示：“還不到透露此事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查證傳聞的真實性成了很困難的事情。

    從目前可以查證的事實來看，天津確實出現了一些人用針狀物扎人的行為，這一點在公安機關給市民的通告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該通告説：“近日，極少數別有用心的犯罪分子利用針狀物扎人，並散佈傳言説被扎者將會感染上艾滋病，企圖製造社會混亂，破壞我市的安定。”

    被扎傷的人數有多少？目前有好幾種説法，據一位可靠人士透露，至少有幾十位。

    至於扎人者是否是艾滋病人？被扎者是否感染上了艾滋病毒？記者掌握的有限的事實還不能證實這一點。

    天津在行動

    此事發生後引起了各方的重視，有關人士介紹，天津的公安機關已把它列為一號案件，出動了轄下的數百名警員分佈全城，正全力以赴組織破案。

    衛生部疾病控制司的一位同志説，他們已知道此事的一些情況，非常重視，已經讓國家級的艾滋病研究機構給天津方面提了一些建議，目前他們和天津市衛生局保持熱線聯繫。

    天津市的教育部門已向中、小學發出通知，要求加強校內外的保安，同時呼籲學生家長注意學生安全。有的學校在學生上學和放學時段，派出老師在校門口護送學生，附近派出所也派出一至二名公安在場保護。　

    １月１７日，天津市公安局公佈了該案件的一些初步情況，這是官方就此事的第一次表態。根據通告，目前公安機關已抓獲了數名作案分子，案情如下：

    １月１２日下午２時許，犯罪嫌疑人孫某某手持注射器在某商廈伺機作案時被抓，從其隨身攜帶的包中搜出針頭。犯罪嫌疑人安某某，曾因猥褻幼女被勞動教養一年，於今年１月７日６時許，手持針管在河東區扎傷一女中學生，公安機關接報後迅速將其抓獲。犯罪嫌疑人韓某、陶某某，１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時許，手持裝有紅色鋼筆水的注射器闖入女青年劉某某家，並威脅實施搶劫，公安機關接報後將這兩人抓獲，並繳獲了作案工具及贓款。

    公安部門表示，經對報案人身體檢驗，絕大部分未發現被針扎的痕跡，少部分人雖被針狀物扎中，但未發現任何附著物。經審訊作案人證實，其扎人時所用的針狀物未接觸過艾滋病病毒。

    公安部門説，此類案件所用的作案工具不會傳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以用針扎人來傳播艾滋病之説，純屬騙人嚇人”，“希望廣大市民不要聽信謠言，安心正常工作生活”。

    當天晚上，天津電視臺播放了公安機關抓獲四名犯罪嫌疑人的消息，並請兩位權威專家解釋：艾滋病病毒離開人體一分半鐘後因血液凝固就會死亡，除非病毒攜帶者現場抽血後立即大量注射給他人，否則，用扎針的方式很難傳播艾滋病病毒。

    據記者了解，這種公開化的方式效果還是不錯的。當記者隨後詢問一些市民對“扎針”事件的看法時，很多人都説事情不是像傳聞説的那樣，因為“電視臺播了”。

    傳聞為何滿天飛

    不過，“扎針”事件對市民心理的影響可能是更深層次的。有一位天津當地的朋友，記者和他一同走在街上時，發現他養成了一種“四顧”的習慣，如果一旦有人靠近他，他馬上就會警惕性地盯一眼。

    記者在不少天津人的身上都發現了這種條件反射式的行為。大家在街上都有意識地保持著距離，打破距離的行為通常都會碰到警惕甚至敵視的眼神。南開大學的一位博士説：“這實際上是傳聞在人們的心理上形成了一種緊張感和不安全感的一種反映，它讓人覺得無序和危險似乎就在身邊。”

    其實在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親眼見到事件的發生，他們對事件的想像和理解都是建立在各種傳聞的基礎上。也就是説，是傳聞而不是事實本身造成了這種社會不安心理。

    南開大學一位對謠言研究頗感興趣的博士説：“傳聞由於其不確定性和隨意性，常常被誇大、被扭曲、被虛造。”

    前面提到的吳女士被“扎”一事的事實和後來的傳聞就充分體現了這種資訊被扭曲的結果。實際上吳女士根本沒見到扎針的人，但傳聞説，在很多人的協助下，扎針者在菜市場被抓住了，有的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被抓的整個過程。

    記者在天津的幾天，不斷聽到某某學校的學生被扎了、某某商場又發生了此事，但趕去一調查，往往是子虛烏有。有傳聞説，扎針者還把帶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注射進超市的食品中，超市因此被封。記者統計了一下，各種傳聞中提到的被封的超市不下五家，其中囊括了天津市規模最大的前幾名。經調查，基本上不是事實。

    一位當地人説：“１月１５日我聽説家樂北辰超市被封了，我打電話到店裏，説自己想買東西，問開不開門，超市的工作人員説開門呀，快來吧。由此我肯定被封的傳聞是假的。”

    大榮超市的一位店長説，超市被封的傳聞滿天飛，這不排除是商業競爭對手故意製造。

    天津“扎針”事件調查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關於“扎針”事件的傳聞有相當一部分都是虛假資訊。當地的一位專家説：“這些資訊誇大了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嚴重性，給人們造成錯覺，加劇了社會的不安心理。”這位專家説，傳聞如此盛行的一個關鍵是：缺乏一個權威的、主流的聲音。

    電視臺的消息和解釋性報道，被認為來得遲了一點。這位專家説：“我理解，他們是想保持穩定，以免影響到更多的人，出發點是好的。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沉默並沒有阻止消息的傳播，而且由於不透明，還給了各種傳聞更多的空間，也使得人們作出了最壞的猜想。比如犯罪嫌疑犯安某某是１月７日被抓住的，如果有關部門能夠把案情的進展及時地通報給社會，同時儘早地通過權威的途徑解釋艾滋病的傳播情況，效果是不是就會更好些呢？”

    一位專家説：“實際上天津市為安撫人心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説公安部門就曾多次向居民發放傳單，説明案情，解釋針狀物扎人很難傳播艾滋病病毒。但傳單這種形式權威性較差，如果把它和新聞媒體、政府通報結合起來，效果可能會更好一些。”

    這位專家説，“９１１”之後，布希的支援率達到罕見的８０％，災難並沒有使他失去民心，這得力於他採取的一系列有力的行動，以及通過公開溝通的渠道把誓死維護國家安全的信心傳遞給了老百姓。突發事件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它對於管理者來説並不是難於啟齒的事，關鍵是看如何應對。結合我們近年來發生的一些突發事件，作為管理者，在公共安全出現危機時究竟應該如何應對、應該建立什麼樣的一套體系？這恐怕是要重新思考的一個問題。

    目前此案還在最後的偵破之中。正如天津市衛生防病中心常務副主任朱效科所説，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個事件也有一個積極的作用，那就是讓天津人增加了對公共衛生的關注度，也由此反映出了人們對艾滋病認識的誤區以及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不僅僅是人道主義

    記者注意到，目前很多人對中國艾滋病的情況所知甚少，而且還表現出了一種危險的傾向。很多人一提到艾滋病就認為是生活作風的問題，和平路一位售貨員評論“扎針”事件時説：“那些人自己亂搞，得了絕症還來害人，抓住了要狠狠地懲罰他們才行。”即使有人知道中國有相當一部分艾滋病人是賣血、輸血而被無辜傳染上的，也抱著一種相當冷漠的態度。河東區的一位居民説，應該把艾滋病人送到孤島上去，讓他們與世隔絕。另一位姓李的中年人甚至説“應該滅掉”。

    記者接觸到的眾多的市民中，沒有人去認真思考過如果艾滋病人作出這種行為的，他們的動因是什麼？他們是否遇到了社會不公？

    一位專家説，這其實並不是天津人獨有的態度，恐怕全社會都應該反思。人們對艾滋病人普遍地“避而遠之”，缺乏必要的關懷和平等的對待。照此下去，是危險的。

    著名的艾滋病防治專家高耀潔説，她在２０００年曾聽説河南有一個艾滋病患者用針扎人，她找了去，對他説：“我沒有權力要你做什麼不做什麼，但是我想告訴你的是，你不應該去扎無辜的老百姓，他們是沒有錯的。”那人對她説，他從來沒有扎過老百姓，他只扎那些大腹便便、坐著小汽車到歌舞廳等黃色場所享樂的人。

    高耀潔説，那人現在已經去世。當初他是因為車禍到醫院輸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後來妻子離他而去，沒有人過問他，周圍的人對他冷漠甚至敵視，這讓無辜染上絕症的他更覺得社會對自己極為不公，由此産生了報復的心理。

    高耀潔説：“我去他家裏時，他正躺在床上，他讓我坐離床幾米遠的一個凳子，但是我徑直坐在了他的床邊。當時他就哭了，説這麼久來我是第一個敢離他這麼近的人。”

    高耀潔説，艾滋病人最需要的不是其他的，是關懷，是溫暖。如果社會給他們的壓力越大，他們的反抗可能就越大。

    一位政府官員説，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社會對艾滋病人的態度不僅僅是一個人道問題，而且也是一個穩定問題、政治問題。(鄧科　柯立)

    《南方週末》 2002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