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看待“世界工場”

    為何外資要加速轉向中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正在成為世界工場。豐富而又廉價的勞動力、大量優秀的人材、便宜的土地使用價格與服務成本、外資優惠措施等等，作為生産基地的中國的比較優勢對於外國企業來説具有很大吸引力。特別是在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與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兩大地區，外資産業加快了在此集結速度，正在成為全球屈指可數的大型生産基地。

    實際上，從中國和日本在世界市場主要工業製品中所佔的比重來看，可以感覺到“世界工場”的確正在從日本轉向中國。據《日本經濟新聞》預測，2002年，在8種主要工業産品的市場份額中，中國將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現在，就中國的産量來看，臺式電腦是日本的12.9倍，行動電話2.1倍，空調2.9倍，彩電24倍，自行車5.2倍，粗鋼1.4倍，錄音機19倍，DVD機7倍，硬碟驅動器3.7倍，從原材料到高科技成品，中國在許多領域已稱雄世界。

    那麼，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世界工場”到底有何不同呢？首先，日本過去在積極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同時，極端排斥外資，從而構建起了“世界工場”。也就是説，舞臺上的主角只有日本企業。與此相反，中國的舞臺上同時存在“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兩個主角。據中國公佈的統計數據，截止今年9月，在華投資的外資企業共有41萬家，海外直接投資累計合同金額8136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4347億美元。龐大的外資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也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原動力。實際上，2001年中國GDP的17%、雇傭的10%、設備投資的10.7%、工礦業總産值的27%、工礦業利潤的19.2%、稅收的19%、出口的50.8%都是出自外資企業（《國際貿易》02年9月刊、《經濟研究》00年9月刊江小涓文）。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內企業也通過激烈的國際競爭，迅速增強了自身競爭力。兩個主角在互相競爭的同時，互相補充和完善，同時牽引著中國的經濟增長。

    第二個差異在於“産學聯合”。到2001年，中國的大學中誕生的産學聯合型企業約有5000家。如果再算上誕生於國家研究機構中的風險投資企業，這個數字超過6000。現在，引導中國IT産業的聯想、北大方正、清華同方等都是産學聯合型企業。這種活躍的産學聯合形式的發展，對於培育風險投資企業，縮小高科技領域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活躍大學研究氛圍、創造就業機會等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中國經濟實力的一個表現。再看日本，截止2001年底，日本的大學中誕生的風險投資企業不過263家，無法與美國和中國相比。産學聯合的滯後導致了日本國際競爭力的低下，也是經濟停滯的一個原因。

    第三個差異是全球性的“人材集中”。根據聯合國貿易開發會議“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全球前500位的跨國企業中，約有100家企業在中國設有2000多個生産基地，100多家企業在中國設立了研發中心。另一方面，中國積極鼓勵海外留學歸國人員的熱情，集中了大批優秀人材。近20年來，赴日本等發達國家留學的中國人總數達40萬人，其中相當於總數三分之一的14萬人現已“回歸”祖國。而且，他們中的許多已經成為各行業的領軍人物。

    第四，中國作為“世界工場”的技術水準與日本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例如，中國雖然是世界第六經濟大國，但研發投資只佔全球的0.6%，專利登記數目也只有全球的1.6%。而且，這些專利中，來自國內企業和機構的只有28%，剩餘的72%全部是外國企業和機構的專利。在“經濟大國”的外表背後，中國還只是一個“技術小國”。

    因此，我們從“世界工場”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時，必須客觀地從虛實兩個方面來正確加以認識。

    不可忽視的中國商業風險

    現在，日本企業多認為中國是最為重要的市場。今年5至6月，日本貿易振興會面向2485家會員企業實施了一項問卷調查。在得到回答的897家企業中，對於“對日本企業重要或是最為重要的銷售市場是哪個國家（地區）”這一提問，72.2%的企業認為中國“重要”，認為中國“最為重要”的企業有25.3%，兩者都超過美國，高居第一。對於“今後準備開拓的市場是哪個國家（地區）”的提問，54.1%的企業回答是“中國”，仍高居第一，且與第二位的東盟（24.8%）和第三位的美國（21.1%）拉開了很大差距。

    能夠證明該調查結果的正是日本企業雪崩般的對華投資。據中國方面的統計，2001年日本企業對華投資合同金額比上一年增長了47%，實際金額增長了49%，均創歷史最高紀錄。今年上半年，實際金額與去年同期相比又增長了8.5%。特別是最近日産汽車（1200億日元）、豐田汽車（1000億日元）的鉅額對華投資案例是迄今不多見的。

    但是，日本企業投資中國時，必須留意以下兩點。一是要有明確的對華戰略。是看準中國市場，還是將中國定位為生産基地，或者是利用中國的人材，還是希望綜合利用市場、工場和人材，必須要在明確對華投資目的的基礎上，規劃出具體的對華戰略。

    第二是不可忽視中國的商業風險。實際上，中國入世、2008年北京奧運等都蘊藏著巨大商機。但是，地區間差距的擴大，金融風險的增大，失業問題、腐敗的蔓延、入世帶來的衝擊等商業風險並不少。

    特別是加入WTO後，日本企業與中國企業、日本企業與歐美、台灣、香港企業間的競爭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激化，優勝劣汰的市場法則是無情的。以上海地區為例，由於競爭過於激烈。2000年有1139家外資企業撤退或是破産，其中213家是日資企業。我們審視中國市場時，不能忽略這些風險因素。

    如何與巨大的鄰居——中國相處

    21世紀如何與巨大鄰居中國相處？這對日本來説也許是一個最大課題。

    作為一己之見，日本和日本企業對中國應該採取以下三個對策。這些都是漢語中的四字成語，是筆者今年4月向竹中經濟財政相進言時提出的。

    一是“疏而不堵”。簡單説來就是洪水對策。中國的經濟大國化、世界工場化和市場巨大化已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如果日本採取“堵”的辦法，就會如同氾濫的洪水一般使日本蒙受巨大損失。因此，不如積極誘導中國在WTO規則下行事，這種“疏通”的辦法更為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二是“趨利避害”。中國經濟的崛起對日本是一把“兩刃劍”，同時存在“利”和“害”兩方面。靈活利用作為市場和生産基地的中國，更為符合日本的利益，不會有“害”。如果一味執著于“中國威脅論”等非建設性的想法，只會坐失良機，無法避“害”。

    三是“揚長避短”。日本企業的長處在於超群的技術水準，短處在於高昂的生産成本。要揚長避短，日本企業應該致力於開發高附加值的新産業、新技術、新材料和新産品，同時與産品品質不斷提高的中國企業構築起合理的分工體制。

    中國網2002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