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國外派遣大量專家和顧問，是戰後蘇聯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化各個領域不斷擴大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的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冷戰時代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中的一種特別現象。人們注意到，無論派出國的動機和初衷怎樣，其結果都是事與願違。以蘇聯為例，1948年史達林對蘇南衝突的第一反應就是撤退在南斯拉伕的所有專家，1956年波蘇關係危機時哥穆爾卡首先採取的措施也是要求蘇聯撤出在波蘭的顧問，而1960年中蘇分裂展示給世人的信號又是赫魯曉夫宣佈召回全部在華專家。同樣現象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於南阿、中越、蘇匈、蘇阿關係當中。僅此一點就值得引起歷史學家去思考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派遣專家問題的方方面面。

    本文專門討論1949-1960年在華蘇聯專家的問題。蘇聯派往中國的專家人數最多，時間最長，對於在中國建立史達林模式的經濟體制也起到過非同尋常的作用。所以，加強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對於理解派遣專家現象、探討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特點、分析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美國分化中蘇關係的戰略具有特殊意義，而且有助於啟發人們去思考中國走向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諸多歷史因素。

    為了滿足中國的政權和經濟需要

    早在1948年夏，蘇聯已經派遣專家技術小組到中共建立的東北根據地幫助修復鐵路，第二年劉少奇訪蘇後，又帶回一批制定經濟恢復計劃的專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在華蘇聯專家已有600余人。據中國的檔案文獻，1949-1960年來華工作的蘇聯專家總計至少應超過2萬人。

    這麼多的專家是如何到中國來的？如果説戰後蘇聯向東歐國家派遣專家（主要是軍事、安全顧問）是出於控制和滲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強加於人，那麼，到中國來的蘇聯專家，無論是在經濟、文教部門，還是在軍事或行政單位，則完全是為了滿足中國共産黨鞏固新政權和發展經濟的需要，完全是中國政府請來的。

    中國共産黨長期從事武裝鬥爭和農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進行經濟建設的經驗和人才則嚴重缺乏，因此，掌握政權以後就特別需要學習，尤其是向蘇聯學習。在這方面，聘請大量蘇聯專家來華工作，無疑是一條重要而快捷的途徑。正是為了滿足中國的需要，20世紀50年代初莫斯科提供的直接幫助之一，就是派遣大批工業技術和軍事訓練專家以及國家行政管理顧問來華工作。

    缺乏可靠的科學技術人才是新中國恢復經濟和發展生産所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1949年10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告訴蘇聯大使羅申，恢複國民經濟的一個重大障礙是缺少懂專業而又忠於人民政府的技術幹部。新中國從國民黨那裏接收下來的工程師和專家總共只有2萬人，而他們大多數人的政治觀念是反動的、親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鋼鐵企業為例，那裏的70名工程師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們在心理上仇視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共産黨。據中國有關統計資料，作為全國鋼鐵工業中心的東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後，其技術人員佔該行業人員總數的比例已經降至0.24%.到1951年7月，周恩來仍然認定，技術幹部嚴重不足"將是中國工業化的一個主要障礙".儘管中國政府正在努力"組織訓練班和技術大學，派大批學生到蘇聯留學，但目前戰爭還在繼續，這個問題很難解決".由於缺乏專家，中方甚至無法提出要求蘇聯提供經濟援助的貨物清單，以至毛澤東提出要求設立中蘇共同委員會，請蘇聯專家"來華與我們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貨單".顯然，大量蘇聯專家和技術人員來華，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據中國檔案材料，自1950-1953年先後到中國幫助經濟建設工作的蘇聯專家共計1093人。如果按照蘇聯的統計材料，1951-1953年到中國工作的高級專家已有1210人。這些數字大概都沒有把鐵路專家計算在內，據鐵道部1953年的工作報告，僅1950年5月長春鐵路公司正式成立以來，就先後聘請蘇聯專家1500人。

    在經濟建設的起步階段，首先需要技術支援的就是基建工程的設計力量，而在這方面中國確實無能為力。到1953年，全國總共只有78個設計單位，每個單位一般不足500人。如此單薄的力量根本無法滿足中國全面恢復經濟和建設的需要。於是，應中國政府要求，蘇聯派遣了大批設計專家來華。與確定第一批蘇聯援建項目相適應，1950年2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訪蘇時聘請了第一批16個蘇聯設計組。朝鮮戰爭爆發後，為了建設東北部地區工業基地，中國政府又聘請了第二批3個蘇聯設計組。第三批23個蘇聯設計組是1951年聘請的。這樣，到1951年夏，僅設計專家，蘇聯就派來了42個小組，其中30個安排在東北地區。為了執行一五計劃，中財委決定再請求蘇聯政府派出5個綜合專家組于1952年下半年來華進行全國性規劃、配置和設計工作，其任務是全國電氣化規劃，全國鋼鐵工業的發展遠景和産品品種方案確定，全國機械製造工業現有工廠調整和新廠建設規劃，全國船舶工業工廠及鐵路機車車輛製造廠的調整、擴建和新建規劃，同時還有6項地質勘察工作需請求蘇聯幫助。

    建國初期中共對蘇聯還有一個急切需求，就是派遣軍事技術和訓練專家。中國軍隊雖英勇善戰，但武器裝備實在太落後，炮兵數量有限，空軍根本不存在，僅有的一些海軍艦隻破舊不堪，甚至還保留著清朝末年的戰船。這樣的裝備，既要保證國家的空防和海防，又要渡海解放台灣，還要出兵朝鮮與美軍作戰，顯然力不從心。而從蘇聯大量購進飛機、軍艦及其他現代化武器後所面臨的問題是部隊文化素質太低，自己無法立即掌握和使用新式武器。據統計，1952年中國軍隊128萬排長以上的軍官，達到大學文化程度的只有2.14%，具有高中水準的佔12%，還有27.21%的人是文盲。劉少奇後來向蘇聯大使尤金承認，那時中國軍隊的一些指揮員不是其所轄兵種的內行，有些空軍團長沒當過飛行員，炮兵軍官沒當過炮兵，他們"應該接受培訓，以便能夠管理機械化的部隊".於是，蘇聯不僅需要提供武器，還必須派遣教官和軍士來幫助中國軍隊掌握新式武器。

    為了幫助中國建立6所空軍學校，1949年底根據雙方協定，蘇聯派出了從校長到地勤人員的全套人馬，總計878名專家。與此同時，蘇聯海軍顧問711人也分三批先後來華。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領導人更是頻繁地向史達林提出派遣軍事顧問的請求，既是為援助朝鮮對美作戰，也是為改善中國軍隊素質，蘇聯基本上滿足了這些要求。如1950年8月，在中國尚處於戰略防禦階段時，蘇聯便增派了38名空軍顧問來華，1951年2月又派出15名軍事顧問。同年9月，戰爭進入僵持階段，毛澤東要求蘇聯派83名顧問到志願軍部隊工作。儘管史達林不太情願，但在中方一再堅持下，蘇聯還是同意派遣以陸軍大將扎哈羅夫為首的5人專家小組進駐在朝志願軍總部工作。此後，1951年11月蘇聯再次應中方要求派出19名空軍顧問。直到戰爭接近尾聲，對於1953年1月中國請求派12名海軍航空兵顧問的電報，史達林答覆可補派3人，其餘從已在華的顧問中派出。

    中共在國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難題也是幹部文化水準低下。根據195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陸定一接見蘇聯駐華代辦謝巴耶夫時通報的材料，當時華北有150萬黨員，其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區委以上領導人員中，近50%沒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準備用2-3年時間在黨的基層幹部中掃除文盲，用5年時間在一般黨員中掃除文盲。依靠這樣一支幹部隊伍當然是無法對偌大中國進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動員各部門幹部到蘇聯學習、參觀，一方面聘請大量蘇聯專家來華協助政府進行管理。蘇共中央的檔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蘇聯顧問在華工作範圍和地區的證據：當時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顧問達403人，這個數字大約佔當時在華經濟專家人數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顧問集中在北京。這些顧問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門，從安全、軍事、情報，到體育、衛生，無所不在。由此可以想見，中共對國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最初是何等地需要和依賴於蘇聯專家傳授的經驗。

    蘇聯派往中國的專家，不僅是中國要求的，而且往往是應中國臨時和緊急之需。建國之初張家口以北地區發生鼠疫，威脅平津，毛澤東請求蘇聯空運疫苗和血清，並派遣防疫專家來北京。第二天史達林便回電答應了這一要求。1949年底中國人民大學開學時確定使用50名蘇聯教師講課，兩天后蘇聯部長會議便答覆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員到人大任教。同時，蘇聯還滿足了中國政府的另一個臨時請求：向中國派遣一組海軍專家，攜帶必要的器材，幫助打撈沉沒于長江的"重慶號"戰艦。1950年1月6日蘇聯外長維辛斯基通知毛澤東，為排除吉林水電站的故障，蘇聯政府已決定按中方要求在5天內派出4名蘇聯專家到中國。1953年7月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擴大招生，需要增聘4位蘇聯教授來校講課，蘇聯方面立即滿足了這一要求，如此等等。

    專家派遣和管理工作的混亂局面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20世紀50年代初期很多專家來華是為了解決中國之急需，而且專家的聘請與派遣，往往是在國家領導人之間直接交涉的，沒有確定的主管部門統一管理，也沒有相應的計劃和措施。所以，儘管高層對此十分重視，但向中國派遣專家的工作是相當混亂的。

    最初在華蘇聯專家負責人是莫斯科駐中共中央的代表柯瓦廖夫，1950年毛澤東訪蘇時，史達林認為此人不懂政治，作為鐵路專家，其技術也不全面，所以推薦時任蘇共中央人事局局長和有色冶金工業部副部長的阿爾希波夫擔任總顧問。為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專門做出決議，在蘇聯駐華大使館設立經濟參贊職務，並批准阿爾希波夫以二級特命全權公使銜擔任這一職務。史達林曾指示，蘇聯專家的任務就是把所有的知識和技能告訴中國人，直到他們學會為止。蘇聯專家到中國後由中方分配工作，受中方各級負責人的領導。在蘇共十九大期間，蘇聯國家計委主席薩布洛夫還向劉少奇和李富春建議："蘇聯專家不能太多，更不要專家包辦"，"不一定事事派蘇聯專家去。派專家一定要專業對口才行。

    "不過，蘇聯多年形成的官僚體制使得領導人的良好願望無法貫徹下去。通過凱佩爾教授對大量蘇聯專家的採訪可以得知，派遣專家的問題最初是由聯共（布）中央直接負責的，但具體負責人關注的只是專家的政治背景。而對於專家如何在中國開展工作，卻沒有任何足夠的準備，既沒有發給他們一些有關中國的材料，也不要求他們到中國後學習最基本的漢語知識。因此，大多數受聘者對中國的歷史、政治和當前形勢竟然一無所知，有報告説，馬上要出發到中國去的教師甚至都沒有看過剛從那裏返回的蘇聯專家寫的在華工作總結。

    實際上，儘管中國迫切需要蘇聯專家，但並沒有及時做好接受專家的各項準備工作。例如，1949年底大量專家來華，一時間住滿了北京飯店和解放賓館，接待單位只能在北京以外設法為他們安排住宿；有時由於缺少足夠的翻譯人員而不得不減少聘請的專家人數。鋻於這種情況，1950年在周恩來領導下成立了蘇聯專家工作指導小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伍修權和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楊放之主持。中方最先成立的蘇聯專家事務管理部門是"北京蘇聯專家服務局"，專門負責接待、住宿等生活問題。

    安排專家工作方面的準備同樣非常倉促。如中央各部和東北等地區的主管部門紛紛提出聘請專家的要求，卻沒有事先為蘇聯專家設計組準備好必要的資料，多數設計組來到中國後還要蒐集設計資料，以至不能依照合同如期完成工作，必須延長留在中國的時間。1951年鞍山鋼鐵廠對收集原始資料工作沒有統一領導，零星分散，沒有專責，結果使電氣、土建、水道、供熱、總平面圖等方面的設計工作缺乏相互配合，導致返工延誤。按中國重工業部統計，1953年以前，除由蘇聯專家在華直接領導收集資料的項目外，所有各廠礦的文獻和資料大都延期交付。據初步計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資料，約佔全部原始資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於中方提供的資料不準確造成設計失誤的事情也時有發生。其結果，不但增加了設計費用，推遲了建設工期，也因蘇方專家延期返國，耽誤了他們在國內的原有工作。

    為了克服在聘請蘇聯專家方面各自為政的現象，中央財經委在1951年4月發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區有關聘請設計專家事項，應呈由中央主管部核轉中財委呈請政務院批准。政務院核準後，經中財委通知主管部及貿易部，由貿易部會同主管部與外國駐華商務代表接洽辦理。必要時由貿易部授權駐外商務參贊處在國外洽商辦理。4個月後，中央人民政府再次強調，財經、文教、政法等所有系統聘請外國專家的批准許可權均在政務院。專家到職後的薪金、待遇等事項亦由政務院通知有關部門統一辦理。

    中蘇雙方的溝通和聯繫也十分欠缺。如1954年12月9名蘇聯女教師來人民大學任教，中方卻一直未得到通知；兩位國家安全機關的專家已經到達北京，中國有關方面竟無人知道此事。還有，計劃專家班高夫剛剛派到中央財經委員會計劃局工作不足一個月，蘇聯總顧問便通知將其調赴東北經濟計劃委員會工作。既沒有同專家本人商量，也不徵求計劃局的意見。此外，由於中方有些部門在聘請專家方面缺乏計劃，考慮不週，往往在報請中央批准後又要求改變專家種類或名額。這些都是造成雙方交涉困難，出現麻煩的原因。

    為解決上述問題，中蘇雙方加強了高層接觸。1953年6月8日，周恩來接見蘇聯大使庫茲涅佐夫和軍事總顧問柯托夫、政府部門代總顧問布拉金（阿爾希波夫為洽談一五計劃援華問題回國），接受了蘇方提出的今後統一由蘇聯大使館辦理各系統增聘、延聘、辭聘專家的手續的意見，並表示今後凡帶方針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門全面計劃性的工作問題，都吸收首席顧問或專家組長參加黨委會議進行討論。6月13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等人提出：為統一管理蘇聯專家工作，並負責對蘇聯專家的聘請和分配，建議政務院下設以伍修權為組長的專家工作小組，以及專家工作辦公室和專家招待處，為專家工作小組的辦事機構。擬於月內召集一次中央各部委負責人會議，討論改進專家工作問題。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加強發揮蘇聯專家作用的幾項規定》。此後不久便成立了國務院外國專家工作局，楊放之任局長，進一步加強了對專家工作的管理。從1954年起，蘇共中央的檔案中也開始出現了有關專家工作計劃的記載。

    蘇聯專家來華的高潮時期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以一五計劃為核心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對於蘇聯專家的需求猛然增加。與此同時，莫斯科新領導人，特別是赫魯曉夫，也注重調整對華政策，加強中蘇兩黨和兩國的合作。蘇聯專家來華工作由此出現了高潮。

    僅1954年1月份，蘇聯即向中國派去343名專家。根據中國技術進口公司統計，是年1-3季度工礦企業新到蘇聯專家467人。到年底，除期滿回國者，在工業部門的蘇聯技術專家已達820人。據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估計，中國聘請的技術專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兩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還要多些".鋻於一五計劃主要是為中國工業化奠定基礎，所以，從此期來華專家的比例看，主要集中在基礎工業部門。到1954年底，在中國各廠礦企業的蘇聯和東歐各國專家，82.4%集中在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和燃料工業部系統。可見，1954年蘇聯專家大規模來華仍然是根據中國的需要。據蘇方的統計，在1954-1957年工業項目建設過程中，按照經濟和技術合作協定，蘇聯除向中國提供了大量機器設備、設計圖紙、技術資料和各種製品生産許可證外，還派遣了近5000名專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人數達到最高峰，為3113人，其中技術專家2213人，經濟顧問123人，科學和文化領域的顧問和專家403人，軍事顧問和專家374人。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計，此期蘇聯專家人數還要多。

    在短時間內派遣大量專家來華，蘇聯的管理工作難免出現差錯。時任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的費德林1954年1月向蘇共中央報告説，答應往中國派遣的50名地質專家，結果只來了21名，而衛生保健專家根本就沒有來。更為糟糕的是，某些部派來的專家明顯沒有能力或身體欠佳。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謝列平也報告説，到中國考察的結果表明，由於選人不當，把一些專業水準不高的顧問派到了中國。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蘇聯顧問，不僅對中國的冶金狀況缺乏了解，甚至對蘇聯先進的煉鋼工藝也不熟悉。謝列平認為這簡直是恥辱。1957年外交部的幾份報告反映，蘇聯國內各部委和行政機關對派遣專家問題沒有給予足夠重視，把一些素質不高的人派到了中國，很多專家事前毫無準備，一些人工作狀況很糟糕，甚至有人還觸犯了中國的法律。由於對派遣條件控制不嚴，有的部門把年老體弱無法工作的人派到中國，以至有幾個人長期患病，到中國只是養病，直到身體康復又被送回國。教育部門派遣專家在時間安排上有很大漏洞，有些教師到中國後，學校正在放假，根本無事可做，而幾個月後又該回國了。外交部還向蘇共中央抱怨説，已決定派往中國的39名專家中，至今有31人的材料還被擱置在出國委員會。

    其實責任並不完全在蘇方，中方聘請不當，準備不足，也是造成蘇聯專家在華期間工作量不足，到期又不能返回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業沒有根據工作進度安排聘請計劃，便貿然請來大批專家。如陜西興平中速柴油機廠急急忙忙發出聘用專家的申請，但8位蘇聯專家到廠後，發現建廠計劃推遲，甚至主廠房還未建起，結果無所事事。還有蘭州化工廠、洛陽銅加工廠、洛陽高速柴油機廠及中山大學和西北工業大學的實驗室，都因原材料或儀器供應不上而造成專家工作延期。長春汽車製造廠則有16位專家因聘期不當，不能發揮作用而提前回國。還有3位負責職工技術培訓的蘇聯專家已經到廠，而該廠的招工工作尚未開始，只得由蘇聯調回。

    這些情況的發生，自然會引起雙方的矛盾，特別是在中蘇關係出現裂痕的時候，專家工作中的問題便成為雙方相互指責的藉口。

    蘇聯的謹慎政策和中國的少而精原則

    1956年10月波蘇衝突時，蘇聯被迫答應撤退在波蘭的軍事專家，並在10月30日發表《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表示願意考慮撤退在其他國家工作的蘇聯專家。此事對在華蘇聯專家也産生了影響。

    實際上，中國聘請蘇聯專家的政策已經開始有所改變。1957年2月6日陳雲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談到，我們需要蘇聯專家，但有些部門過去請得多了些，以後要嚴格控制。隨後國務院發出通知，規定"今後在聘請專家方面必須嚴格掌握精簡的原則，凡可聘可不聘的堅決不聘，凡能緩聘的堅決緩聘".中國改變聘請專家政策的考慮，一方面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目的是縮減聘請專家的龐大開支。另一方面，是對某些在軍隊和政府部門的蘇聯顧問有意見。早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已經開始思考"以蘇為鑒"和不能照搬"蘇聯模式"的問題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響中國政策方針或體制建設的顧問顯然是沒有必要了。當赫魯曉夫提出撤走所有顧問的建議時，毛澤東表示反對，並主張把所有的顧問都換成專家。隨後，中國政府逐漸確定了聘請蘇聯專家的新方針。

    赫魯曉夫尚未離開北京，周恩來即將兩國政府關於蘇聯軍事專家在中國工作問題的議定書草案送毛澤東審閱。議定書規定：蘇聯根據中國政府請求而派來的軍事專家歸中國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單位繼續需要他們，應即改為專家，在雙方商定的期限內，繼續工作。8月23日國務院通知："各部門聘請蘇聯專家必須嚴格貫徹少而精的原則，只有工作上確屬需要的新技術、新專業和薄弱環節才可聘請專家，同時，要注意凡能聘請短期專家解決的，就不要聘請長期的專家，凡能夠幾個單位合聘的就要合聘。"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再次聯合發出通知，一方面強調絕大部分蘇聯專家是優秀的技術人才，對他們應熱情相待，並虛心向他們學習；一方面重申只有在非聘請專家不可的部門和技術環節才能聘請專家，聘期以短期為主，一般不要延聘。

    蘇聯方面也加強了對聘請專家手續的管理。1958年12月蘇聯經濟專家負責人符明轉告中方，今後將嚴格按照派遣專家的新協定辦事。過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屆滿時才提出延期問題，蘇方為了滿足聘請部門的要求，一般都同意先把專家留下來，以後再補辦手續，今後使館就沒有權力這樣做了。中方要求延聘專家往往並非是工作十分迫切需要，今後最好不要再延聘專家。確屬非延聘不可的專家，希望在專家滿期前2-3個月提出請求，以便在專家滿期以前辦好延聘手續。此後，中方進一步對聘請專家的專業、聘期、來華日期和聘請條件提出了嚴格要求，並規定了審查制度和相應程式。

    由於執行新政策，蘇聯向中國派遣專家的數量逐年減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斷有專家到期回國，從1957年開始，在華工作的專家人數更呈現下降趨勢。有材料説，1957年在華蘇聯專家共2419人，1958年為1285人。如果與前引蘇方統計數字相比，則在華蘇聯專家1957年減少了694人，1958年減少了1134人。至於1960年4月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總數（約1500人）還多於1958年，其原因在於中國許多單位要求延長在華專家的聘用期。

    這裡應該指出的是，在1957年以後聘請專家的低潮中，並非所有部門都減少了對蘇聯專家的要求，有些單位甚至還增加或新聘了蘇聯專家，這主要表現在國防新技術領域。不過，隨著中蘇關係惡化，特別是1959年10月雙方高層領導人之間發生嚴重爭吵後，聘請專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5月國務院再次強調，聘請蘇聯專家的原則是繼續貫徹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聘請專家只限于為保證蘇聯援建項目的需要和發展高、精、尖、新的現代技術以及培養高等學校開設新專業或新課程的師資；聘請專家必須嚴肅認真，全面規劃，通盤考慮，嚴格審查。蘇聯方面對專家來華則更加嚴格限制，特別是在中國實際急需的領域。7月3日聶榮臻報告：蘇聯的援助在國防科技領域已經封口，對國民經濟中的新技術則儘量控制，對已經簽訂的協議採取拖延和推託的態度。對此，周恩來批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專家問題：一、滿期的一般不留，熱誠歡送；十分必要而專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滿期的我們一律不退，幫助他們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徵求同意即撤走，應表示遺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後不同意，即不再提。"至此，蘇聯全面撤退專家的跡象已經顯露，而中方也有了心理準備。

    中蘇兩國同屬社會主義陣營，又有同盟條約做保證，相互之間提供援助本在情理之中。中國需要專家，而蘇聯也願意給予幫助，雙方最初的熱情感人至深，但在具體執行派遣或聘請專家的政策時，中蘇都沒有從國家關係的法律角度認真考慮問題，缺乏嚴密的計劃、具體的規定和詳細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斷出現，即使中蘇關係沒有惡化，這種狀態也無法長期維持。

    （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期，本文係《新華文摘》節選版本）

    ——摘自香港中文大學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