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中關係史長達400來年。作為歐亞大國的俄羅斯早就把目光轉向了中國,意識到必須同偉大的遠東鄰國發展關係。早在17世紀初,俄國政府就作出決定,向明朝帝國派駐第一個大使館。於是,第一批俄羅斯人1618年來到了北京。
伊萬 佩特林率領的哥薩克代表團在北京總共逗留了4天。明朝皇帝儘管未能接見第一個外交使團,但下給它一封詔書,允許俄羅斯人前來建使館、在中國做買賣。從此以後,費多爾 拜科夫(1656年)、伊萬 佩爾菲利耶夫(1662年)、尼古拉 斯帕法利(1676年)分別率團拜訪中國首都,而做買賣的商隊則不計其數。這些接觸使俄國更多地了解到中國,同時還宣傳了自己。但這只是雙方交往的一小部分。俄羅斯人真正出現在中國,同宗教使命息息相關,它在兩國關係發展中寫下獨特的一頁。
俄羅斯宗教人士在北京生活了近250年。就其活動狀況和性質來講,他們同天主教有很大的區別。
18世紀,中國首都城內東北角建起一座小廟,廟名非同尋常,叫羅剎廟,“羅剎”這個中文詞來自佛經中的梵文“Raksasa”,意思為“邪氣、惡鬼”。中國官人也這樣稱呼17世紀定居到中國邊界阿穆爾河旁的俄羅斯哥薩克。
1685年夏天,1500人的中國軍隊乘著炮船,在天主教傳教士的幫助下,包圍了修建在阿穆爾河岸的俄羅斯阿爾巴津要塞。三個星期以後,守衛要塞的士兵被迫投降,45名男人和一些婦女和孩子被押到北京。儘管中國人認為他們是俄羅斯人,但其中大部分是入了基督教的布裏亞特人、卡爾梅克人和混血兒。在撤離要塞時,被俘虜的阿爾巴津人帶上了教堂器皿、聖像,還硬帶上了已經不年輕的神甫馬克西姆 列昂季耶夫及其妻子和兒子。
康熙皇帝對待阿爾巴津人相當慈悲,讓他們所有人都住在東直門的一個衚同裏,分給他們房子和耕地,所有人都被列為官兵,劃為黃旗“俄羅斯連”,拿著可觀的薪水,單身的哥薩克被賜予妻子,妻子都是中國人,來自各種囚犯的家庭。最初,阿爾巴津的人沒有自己的教堂,他們參拜天主教的南教堂。後來,關帝廟轉給了他們,1696年,關帝廟改建成索非亞教堂。俄羅斯人通常把這座小教堂稱為尼古利斯教堂,中國人稱為羅剎廟,使這個詞具有了“俄羅斯廟”的意思。
1711年,在馬克西姆神甫去世後,需要找一個神甫,在阿爾巴津人及其後代中維護東正教。在更早的時候,也就是1700年,俄國沙皇彼得大帝知道同中國建立正常關係的重要性,同意向北京派俄羅斯東正教使團的主張。1716年,在長期複雜的談判以後,伊拉裏翁修士大司祭率領的第一個使團來到首都,安置在阿爾巴津人附近。1729年,修士大司祭去世後,第二個使團來到京城,住在市中心使館大院,靠近紫禁城,臨近辦公和商業區。使團新住處叫作南關,與阿爾巴津人住的北關相呼應。用中國政府撥給的資金在南關建起磚石結構的修道院。
使團在南關一直住到1864年。俄羅斯傳教士與天主教傳教士不同,在這一時期,沒有在漢人和滿人中傳播東正教,更沒有參與政治鬥爭。使團只維護阿爾巴津人中的信仰,完成俄國政府的外交任務,向俄羅斯商隊提供住所和幫助。因此,中國當局對它的成員禮貌相待,很少進行刁難。1838年,留在北京南教堂最後一名天主教教會主持去世了,此後直到1860年,俄羅斯人是中國京城唯一的外國人。
使團中涌現出不少著名的漢學家,其中有拉索欣(1707—1761年)、列昂季耶夫(1716—1786年)、比丘林(1785—1853年)、科瓦列夫斯基(1800—1878年)、扎哈羅夫(1814—1885年)卡法羅夫(1817—1878年、瓦西裏耶夫(1818—1900年)等。他們著書立説,介紹中國人的習俗和生活,編篡最初的俄漢詞典,為現代俄羅斯的漢學打下基礎。
1860年,北京開始建立外國使館,宗教使團的地位開始發生變化。1864年,俄羅斯使團最終分成宗教使團和外交使團。宗教使團返回北關,靠近阿爾巴津人教區,外交使團安置在南關,繼承了所有教堂和生活建築。弗蘭加利被任命為俄羅斯駐中國第一任大使。俄羅斯外交使團始終安頓在這裡,直到1920年9月,中國政府對公使庫達舍夫公爵宣佈終止使團的職能。很快,使團被蘇聯大使館所取代,蘇聯大使館1956年以前安置在南關,但也間歇過幾段時間。
其中一段時間同1927年的事件有關。蔣介石在中國執政以後,警察和京城軍隊4月6日以防止“共産主義陰謀”為藉口佔領了蘇聯大使館。15名外交官被監禁近1年半。
抗日戰爭一開始,蘇聯使館就同國民黨政府一起轉移到重慶,接著是南京,後來的解放戰爭年代,是在廣州。只是到了1949年,我國外交官才回到南關。1956年以後,這塊地方移交給中國最高法院,使團幾乎所有舊建築慢慢都消失了。
19世紀中期,宗教使團開始在中國人中宣傳東正教,將許多祈禱書譯成中文出版。義和團起義中斷了它的安定生活。1900年6月,北關的所有建築遭到徹底的破壞,公園和果林被燒,215名入了東正教的中國人和阿爾巴津人被毒打。使團首腦、修士大司祭英諾森同弟兄和幾名教民逃到了俄羅斯外交使團領地,在那裏度過了使館區被圍困的兩個月。後來,英諾森在雍和宮喇嘛廟宇避難,在那裏佈置了臨時教堂,以自己的存在保護廟宇未遭到外國士兵的搶掠。他後來同保全下來的僧侶和中國東正教教徒來到了天津,因為北京使團的前途未卜。
使團重新回到北關以後,展開了轟轟烈烈的修建活動。購買了周圍大量空曠的土地,庭院擴大了近10倍。幾年後,修建起有高級僧侶住宅的英諾森教堂、聖母升天教堂、兄弟樓、女修道院、兩所中國兒童寄宿學校、經營性建築等。聖母升天教堂已被毀壞,那個地方為所有受苦受難的聖徒建起一座教堂,1900年被打死的中國東正教教徒和阿爾巴津人的遺骨被埋在這裡。那些看到過這座教堂的人都認為,它是教會會館真正的精華建築。教會擁有裝備良好的機械廠、麵包房、制皂作坊、鑄造作坊、鍋爐房、印刷車間、裝訂車間、氣象站、澡堂、磨坊、乳品場、果園、菜園。養蜂場特別令人驕傲,每年收80普特優質蜂蜜,産品不僅在北京受歡迎,還供應到哈爾濱。在西山,教會買下一座廢棄的廟寺和一片土地,建起聖父十字架隱修區。在北京郊區和臨近省份,教會還有不少耕地和營地。北京使團教會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設立了分部。
1913年,為了紀念羅曼諾夫家族300年,在北關南部為修建耶穌復活東正教大教堂舉行了奠基儀式,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建築工程成為泡影。
國內戰爭年代以及後來,北京東正教會給許多俄羅斯難民提供了臨時避難的地方和工資。其中一些人剃度落髮,留在了聖母升天修道院,大多數人在這裡暫短停留後,前往澳大利亞或美國去了。1955年,最後的使團首腦維克多(斯維亞京)修士大司祭決定關閉使團,因為中國首都已幾乎不存在東正教教徒,教會沒有維持下去的資金。在返回蘇聯以前,他將北部會館連同所有建築和財産交給蘇聯國家所有。很快,這裡建立起現代化綜合建築,成為蘇聯駐中國大使館(1991年起,為俄聯邦大使館),南部會館移交給了中國政府。在興建行政大樓、住房、商店時,幾乎所有教會建築都被清除掉了。受苦受難聖徒教堂不礙任何事,但也被夷為平地。有些建築雖然保存下來了,但已完全改變模樣,如高級僧侶住宅樓,(中國建築陳列館,有一部分現在用作小會客室),圖書館(領事處)、聖母升天教堂(車庫)和個別經濟性建築。
在吉尼斯世界紀錄中,俄聯邦駐中國大使館被稱作在世界上佔地面積最大的使館,超過16公頃。
談到北京的東正教會,不能不回憶它獨一無二的圖書館。1796—1808年領導第8屆使團的格裏博夫斯基修士大司祭開始收藏書籍。19世紀,沙皇政府每年向圖書館撥款500盧布白銀。在俄羅斯出現東方學學術中心以前,它是唯一收藏關於中國書籍的地方。在10000多冊書中,許多是圖書珍品,其中包括了地理和醫學等書籍。
遺憾的是,圖書館未能保存下來。許多書籍和手稿在1900年大火中被燒燬。個別奇跡般流傳下來的圖書現在是俄羅斯駐北京使館圖書館的珍品,一些圖書也可以從中國國家和首都圖書館的書庫中找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北京的俄羅斯人的命運也是一波三折。50年代,許多蘇聯專家來到北京,有些年總數多達數千人。1959年,蘇中關係惡化,所有專家都被召回國內。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和隨後的幾年,我們在北京只有為數不多的使館和商務處工作人員、塔斯社和新聞社的記者。只是在1983年,蘇聯和中國才開始重新互派留學生,中國又開始出現俄語教師、科學文化界人士,而從1990年起,開始出現個體商人。現在,常住北京的俄羅斯人有1000多名。其中有外交官、商務人員、俄羅斯公司駐北京代表及其家屬,還有大約150名留學生和進修生。我們兩國經貿關係的發展吸引著俄羅斯商人紛紛前來,但人數無法統計。眾所週知,去年,來自俄羅斯的客人在前來中國的外國旅遊者中人數最多。
——摘自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