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佩特林率領的哥薩克代表團在北京總共逗留了4天。明朝皇帝儘管未能接見第一個外交使團，但下給它一封詔書，允許俄羅斯人前來建使館、在中國做買賣。從此以後，費多爾拜科夫（1656年）、伊萬佩爾菲利耶夫（1662年）、尼古拉斯帕法利（1676年）分別率團拜訪中國首都，而做買賣的商隊則不計其數。這些接觸使俄國更多地了解到中國，同時還宣傳了自己。但這只是雙方交往的一小部分。俄羅斯人真正出現在中國，同宗教使命息息相關，它在兩國關係發展中寫下獨特的一頁。

    俄羅斯宗教人士在北京生活了近250年。就其活動狀況和性質來講，他們同天主教有很大的區別。

    18世紀，中國首都城內東北角建起一座小廟，廟名非同尋常，叫羅剎廟，“羅剎”這個中文詞來自佛經中的梵文“Raksasa”，意思為“邪氣、惡鬼”。中國官人也這樣稱呼17世紀定居到中國邊界阿穆爾河旁的俄羅斯哥薩克。

    1685年夏天，1500人的中國軍隊乘著炮船，在天主教傳教士的幫助下，包圍了修建在阿穆爾河岸的俄羅斯阿爾巴津要塞。三個星期以後，守衛要塞的士兵被迫投降，45名男人和一些婦女和孩子被押到北京。儘管中國人認為他們是俄羅斯人，但其中大部分是入了基督教的布裏亞特人、卡爾梅克人和混血兒。在撤離要塞時，被俘虜的阿爾巴津人帶上了教堂器皿、聖像，還硬帶上了已經不年輕的神甫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及其妻子和兒子。

    康熙皇帝對待阿爾巴津人相當慈悲，讓他們所有人都住在東直門的一個衚同裏，分給他們房子和耕地，所有人都被列為官兵，劃為黃旗“俄羅斯連”，拿著可觀的薪水，單身的哥薩克被賜予妻子，妻子都是中國人，來自各種囚犯的家庭。最初，阿爾巴津的人沒有自己的教堂，他們參拜天主教的南教堂。後來，關帝廟轉給了他們，1696年，關帝廟改建成索非亞教堂。俄羅斯人通常把這座小教堂稱為尼古利斯教堂，中國人稱為羅剎廟，使這個詞具有了“俄羅斯廟”的意思。

    1711年，在馬克西姆神甫去世後，需要找一個神甫，在阿爾巴津人及其後代中維護東正教。在更早的時候，也就是1700年，俄國沙皇彼得大帝知道同中國建立正常關係的重要性，同意向北京派俄羅斯東正教使團的主張。1716年，在長期複雜的談判以後，伊拉裏翁修士大司祭率領的第一個使團來到首都，安置在阿爾巴津人附近。1729年，修士大司祭去世後，第二個使團來到京城，住在市中心使館大院，靠近紫禁城，臨近辦公和商業區。使團新住處叫作南關，與阿爾巴津人住的北關相呼應。用中國政府撥給的資金在南關建起磚石結構的修道院。

    使團在南關一直住到1864年。俄羅斯傳教士與天主教傳教士不同，在這一時期，沒有在漢人和滿人中傳播東正教，更沒有參與政治鬥爭。使團只維護阿爾巴津人中的信仰，完成俄國政府的外交任務，向俄羅斯商隊提供住所和幫助。因此，中國當局對它的成員禮貌相待，很少進行刁難。1838年，留在北京南教堂最後一名天主教教會主持去世了，此後直到1860年，俄羅斯人是中國京城唯一的外國人。

    使團中涌現出不少著名的漢學家，其中有拉索欣（1707—1761年）、列昂季耶夫（1716—1786年）、比丘林（1785—1853年）、科瓦列夫斯基（1800—1878年）、扎哈羅夫（1814—1885年）卡法羅夫（1817—1878年、瓦西裏耶夫（1818—1900年）等。他們著書立説，介紹中國人的習俗和生活，編篡最初的俄漢詞典，為現代俄羅斯的漢學打下基礎。

    1860年，北京開始建立外國使館，宗教使團的地位開始發生變化。1864年，俄羅斯使團最終分成宗教使團和外交使團。宗教使團返回北關，靠近阿爾巴津人教區，外交使團安置在南關，繼承了所有教堂和生活建築。弗蘭加利被任命為俄羅斯駐中國第一任大使。俄羅斯外交使團始終安頓在這裡，直到1920年9月，中國政府對公使庫達舍夫公爵宣佈終止使團的職能。很快，使團被蘇聯大使館所取代，蘇聯大使館1956年以前安置在南關，但也間歇過幾段時間。

    其中一段時間同1927年的事件有關。蔣介石在中國執政以後，警察和京城軍隊4月6日以防止“共産主義陰謀”為藉口佔領了蘇聯大使館。15名外交官被監禁近1年半。

    抗日戰爭一開始，蘇聯使館就同國民黨政府一起轉移到重慶，接著是南京，後來的解放戰爭年代，是在廣州。只是到了1949年，我國外交官才回到南關。1956年以後，這塊地方移交給中國最高法院，使團幾乎所有舊建築慢慢都消失了。

    19世紀中期，宗教使團開始在中國人中宣傳東正教，將許多祈禱書譯成中文出版。義和團起義中斷了它的安定生活。1900年6月，北關的所有建築遭到徹底的破壞，公園和果林被燒，215名入了東正教的中國人和阿爾巴津人被毒打。使團首腦、修士大司祭英諾森同弟兄和幾名教民逃到了俄羅斯外交使團領地，在那裏度過了使館區被圍困的兩個月。後來，英諾森在雍和宮喇嘛廟宇避難，在那裏佈置了臨時教堂，以自己的存在保護廟宇未遭到外國士兵的搶掠。他後來同保全下來的僧侶和中國東正教教徒來到了天津，因為北京使團的前途未卜。

    使團重新回到北關以後，展開了轟轟烈烈的修建活動。購買了周圍大量空曠的土地，庭院擴大了近10倍。幾年後，修建起有高級僧侶住宅的英諾森教堂、聖母升天教堂、兄弟樓、女修道院、兩所中國兒童寄宿學校、經營性建築等。聖母升天教堂已被毀壞，那個地方為所有受苦受難的聖徒建起一座教堂，1900年被打死的中國東正教教徒和阿爾巴津人的遺骨被埋在這裡。那些看到過這座教堂的人都認為，它是教會會館真正的精華建築。教會擁有裝備良好的機械廠、麵包房、制皂作坊、鑄造作坊、鍋爐房、印刷車間、裝訂車間、氣象站、澡堂、磨坊、乳品場、果園、菜園。養蜂場特別令人驕傲，每年收80普特優質蜂蜜，産品不僅在北京受歡迎，還供應到哈爾濱。在西山，教會買下一座廢棄的廟寺和一片土地，建起聖父十字架隱修區。在北京郊區和臨近省份，教會還有不少耕地和營地。北京使團教會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設立了分部。

    1913年，為了紀念羅曼諾夫家族300年，在北關南部為修建耶穌復活東正教大教堂舉行了奠基儀式，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建築工程成為泡影。

    國內戰爭年代以及後來，北京東正教會給許多俄羅斯難民提供了臨時避難的地方和工資。其中一些人剃度落髮，留在了聖母升天修道院，大多數人在這裡暫短停留後，前往澳大利亞或美國去了。1955年，最後的使團首腦維克多（斯維亞京）修士大司祭決定關閉使團，因為中國首都已幾乎不存在東正教教徒，教會沒有維持下去的資金。在返回蘇聯以前，他將北部會館連同所有建築和財産交給蘇聯國家所有。很快，這裡建立起現代化綜合建築，成為蘇聯駐中國大使館（1991年起，為俄聯邦大使館），南部會館移交給了中國政府。在興建行政大樓、住房、商店時，幾乎所有教會建築都被清除掉了。受苦受難聖徒教堂不礙任何事，但也被夷為平地。有些建築雖然保存下來了，但已完全改變模樣，如高級僧侶住宅樓，（中國建築陳列館，有一部分現在用作小會客室），圖書館（領事處）、聖母升天教堂（車庫）和個別經濟性建築。

    在吉尼斯世界紀錄中，俄聯邦駐中國大使館被稱作在世界上佔地面積最大的使館，超過16公頃。

    談到北京的東正教會，不能不回憶它獨一無二的圖書館。1796—1808年領導第8屆使團的格裏博夫斯基修士大司祭開始收藏書籍。19世紀，沙皇政府每年向圖書館撥款500盧布白銀。在俄羅斯出現東方學學術中心以前，它是唯一收藏關於中國書籍的地方。在10000多冊書中，許多是圖書珍品，其中包括了地理和醫學等書籍。

    遺憾的是，圖書館未能保存下來。許多書籍和手稿在1900年大火中被燒燬。個別奇跡般流傳下來的圖書現在是俄羅斯駐北京使館圖書館的珍品，一些圖書也可以從中國國家和首都圖書館的書庫中找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北京的俄羅斯人的命運也是一波三折。50年代，許多蘇聯專家來到北京，有些年總數多達數千人。1959年，蘇中關係惡化，所有專家都被召回國內。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和隨後的幾年，我們在北京只有為數不多的使館和商務處工作人員、塔斯社和新聞社的記者。只是在1983年，蘇聯和中國才開始重新互派留學生，中國又開始出現俄語教師、科學文化界人士，而從1990年起，開始出現個體商人。現在，常住北京的俄羅斯人有1000多名。其中有外交官、商務人員、俄羅斯公司駐北京代表及其家屬，還有大約150名留學生和進修生。我們兩國經貿關係的發展吸引著俄羅斯商人紛紛前來，但人數無法統計。眾所週知，去年，來自俄羅斯的客人在前來中國的外國旅遊者中人數最多。

    ——摘自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