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查理先生住在全上海市社區服務最好的“新天地小區”，但他並不是一個很有錢的人。作為一個餐飲公司的經理，他的工作就是要滿足有錢人的食欲。每天，他都要花上一個小時趕在早晨7點鐘之前到達公司，忙一整天之後，晚上的9、10點鐘才能回家。錢先生可一點都不窮。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衡量，他的薪水都不薄。如果算上加班費的話，他今年的收入要在7500美元至9000美元之間。這要遠遠超過中國人的平均收入水準。在中國的農村地區，人們的年平均收入只有不到300美元，即使是在那些較為富裕的城市，居民的年平均收入也不過850美元多一點兒。

    錢先生是中國中産階層中的一員。35歲的他買不起Armani、Prada或是Gucci，但是他喜歡在衣櫥裏塞滿紳士休閒裝或是高爾夫襯衫。他用的是一部諾基亞的手機，儘管那並不是最新的型號。他還沒有實現出國旅遊的夢想，但是他可以帶上他的女朋友和十歲的兒子去海南島度假。他遠離賭博一樣的股市，遠離債務，多餘的錢統統存到了銀行裏。四年前離婚的他要為兒子的前程考慮，而且他還計劃著買房、買車。

    總的來説，錢先生對自己和兒子的未來生活很是樂觀。“我能走到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了，”他説，“18年前，我只是一個侍者，每天要工作16個小時。”但是，他對於周圍環境的變化仍然有些不適應。“與20年前相比，現在的中國大不相同。中國正逐漸地趕超香港，甚至日本。”那麼，他是否認為再過20年中國會變得更好呢？“當然，”他點點頭説，“肯定會更好。”

    在鄧小平啟動改革進程的24年後，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掌握在了錢先生這樣的人手中——工作勤奮、擁有專業技術或從事于服務業的人。中國的“文化新革命”就要靠不斷發展壯大的中産階層來推動。

    中國數量微小、然而發展迅速、並且影響力與日俱增的中産階層正在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大城市中逐漸興起。他們的地位正處在腰纏萬貫的有錢人與農民、工人——尤其是下崗工人——之間。在中國邁向現代化之際，正是這部分中産階層公民將把中國發展成為領先於世界的經濟強國之一。縱觀全球，擁有一大批中産階層公民是發達國家的主要特點之一，也是衡量一個繁榮而公正的社會的標準之一。

    但是中産階層要想在一個志在消除階級差別的國家中出現併發展，卻並不容易。實際上，中國人很少使用“中産階層”這個字眼。但是每個人似乎都在談論著這樣的話題，他們所用的詞包括“白領”、“企業家”、“商人”以及“中等收入者”等等。但是究竟有多少具有消費能力的中産階層公民呢？1月，中國社科院公佈了一個關於中國社會經濟層次的三年研究報告。一位中科院的社會學家透露，公司經理、大學教授、技術專家以及服務職業者等年收入在2500到10000美元之間的中産階層佔到中國總人口的5%不到。換句話説，不到6500萬人。

    表面上看，中産階層只是中國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他們在未來20年內的迅速發展，他們對於未來前景的樂觀態度，他們對於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影響力，以及改革開放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利益等等，又遠非是這些數據統計所能顯示出來的了。中科院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社會階層的構成結構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中産階層將逐漸發展壯大，成為中國現代社會結構中最重要、最穩定的中堅力量。”

    新的中産階層為什麼可以如此迅速的興起呢？他們的興起過程又為什麼能夠令整個社會所瞠目結舌呢？要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不妨拜訪一下一兩位中産階層人士的父母——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風風雨雨的一代人。

    朱安勝（音）是錢查理的父親，他和他的妻子錢女士住在上海市中心的一間陰暗擁擠的小屋中。他之前是一名工廠工人，而他的妻子則是一名中學教師，兩人現在都已退休在家，每年可以得到3600美元的養老金。拋開這些實實在在的生活條件不言，朱先生每天都要生活在苦惱的心態之中，因為他在一生中錯失了很多機會，現在的他也不再擁有什麼發展潛力。他自己説，他並不痛苦，但是很明顯，他現在的生活與他之前的夢想相比要差很多。

    朱先生感到很欣慰的是，錢先生現在很有出息。當問起錢先生對自己和家庭的未來有什麼樣的期望時，他很愜意地給我們念了他寫在門上的一首小詩。小詩的題目叫做“一帆風順”，詩中寫道：“早飯、午飯、晚飯——日復一日；去年、今年、明年——年復一年。”錢先生解釋説：“看，我的期望並不多，如果你能夠平靜地生活，沒有煩惱，那就一切都O.K.了。”南卡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斯坦利羅森先生認為，錢先生父子倆人之間在思維方式上會有如此之大的差異並不奇怪，畢竟在兩人所處的不同時代中，中國共産黨採取了截然相反的發展政策。“在過去，致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他説，“如今，貧窮才是最沒面子的。”

    然而，中産階層的興起要遇到很多挑戰。

    有些人認為這只是一個東部現象、城市現象，不會蔓延到發展緩慢中西部地區。

    腐敗以及隨之而生的“關係”問題也令很多中産階層人士牢騷滿腹。在“新天地”的咖啡館中，錢先生不無煩惱地説，由於自己不善於跑“關係”，所以在事業的發展上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出於個性所限，我不善於搭建關係。如果我喜歡拉關係的話，”他説，“那麼現在我就不會在這兒工作了。我的職位肯定會更高。”他也曾經考慮，是否自己開公司、當老闆，但是他對此毫無信心。他説，如果你沒有一個好背景的話，那麼開公司就是一件“相當、相當困難”的事情。同時，錢先生的父親也認為雖然自己的兒子還很年輕，但是他已經到達了事業的頂峰。“要想自己開公司，你要麼得有錢，要麼得有關係，”朱先生説，“兩者中的任一個都可以幫你渡過難關。但是如果哪一個你都不具備的話，那麼你就根本沒有成功的可能。”

    儘管市場本身的力量已經得到了自由地釋放，但是政府仍然對於企業擁有生殺大權。私營企業老闆要想獲得成功的話，必須與當地政府保持良好的關係。並且，現在很多成功的企業家過去都曾經是政界或軍界人士，抑或者是高幹子女。易趣網的老闆理查德樸説“城市人容易成功，而城市官員的孩子更容易成功。”同時，人們也對中國的法律制度頗有怨言。“在中國，”一位上海居民説，“每當法律遇上強權時，便會出問題。”香港摩根斯坦利的經濟學家謝安迪認為，中産階層將會逐漸加強中國社會上的法律實施力度。

    隨著數量的增加與影響力的加強，中國的中産階層是否會將自己的關注目光從公車誤點等生活瑣事轉移到腐敗等問題上來呢？所有這一切都尚無定論，因為這一問題關係到在未來的時間裏，發展中的中國究竟何去何從。現在，包括錢先生在內的中産階層都在忙著賺錢養家，根本無暇考慮這些問題。在吃完飯後，錢先生看了一下手錶，然後告訴我，他必須得走了；因為明天一大早，他又要起床上班。

    中國網2002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