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初，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2002年全球富豪排行榜”出爐；《時代》週刊同時評出了2001年中國經濟風雲人物；《財富》雜誌的全球500強中，中國企業的身影越來越多；《福布斯》還將在11月份公佈中國富豪榜，儘管頗具爭議，但受關注的程度越來越高，對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的衝擊也越來越大。

    只對中美兩國富豪單獨排名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逐步崛起是一個任何人都無法回避、不得不加以關注的事實。在這種背景下，各種媒體開始大做文章，而《福布斯》無疑搶得先機。

    《福布斯》雜誌只對兩個國家的富豪單獨排名，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它做了中國媒體該做但沒有做的事情。沒有做的主要原因是難度太大，失敗的風險太大。

    目前，中國還沒有完備的個人資産統計制度和稅務稽查制度，個人財富極難統計。而且，中國社會講究的是“財不外露”。1999年，當英國青年胡潤開始跑來跑去地著手對中國富豪財産進行統計，試圖做出一個中國富豪排行榜的時候，連他自己都沒有信心。

    當年，他和他的助手跑了中國23個省市自治區，仔細查閱了100多份報紙雜誌，然後推出了一份很粗糙的中國富豪排行榜，而且很順利地找到了名單的買主———《福布斯》雜誌。名單甫一問世，質疑、譴責之聲鋪天蓋地而來。資料的不準確，關注範圍的狹窄，計算方法的錯誤，甚至是這種做法的本身都暴露出了無數的問題。

    有上榜的企業家要和他對簿公堂，有未上榜的富豪要“討個説法”，甚至有媒體説，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單。一路做下來，譴責的聲音小了，關注的目光多了。

    在海外的華人圈中，普遍看好這種做法。這有助於增進西方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從中國人財富的積累和億萬富翁人數的增加中，海外華人也感到了由衷的驕傲和自豪。

    這一排名的推出，為海外的中國市場熱推波助瀾，值得歡迎。

    為什麼是劉氏兄弟

    當美國媒體的中國富豪榜剛剛出來的時候，很多人譏笑它的淺薄。當這個排行榜越來越受到中外輿論的關注的時候，很多人憤憤不平：為什麼首富是劉永行、劉永好兄弟，中國比他們有錢的人加起來不是個小數字。

    這就是《福布斯》、胡潤的無奈。説中國比劉氏兄弟富有的人很多，是一種猜測，説劉氏兄弟是中國首富，在很大程度上説，也是一種猜測，儘管這個排名來自權威的國際財經雜誌。

    以美國為例，比爾蓋茨們每年都要為自己的財富收益向美國國稅局主動報稅、繳稅。他的房子要交房地産稅，他的股票收益、工資收入要交個人所得稅，他的證券資産、不動産數量基本上一目了然，不僅《福布斯》的記者盯著，美國國稅局還緊盯著呢！在這樣的情況下，《福布斯》不用費多大力氣就可以統計出一個大體準確的數字。

    中國目前金融實名制剛剛開始實施，個人收入資料和個人信用資料都殘缺不全。明裏暗裏的那些有錢人，除了他們自己之外，誰能查得清他們的資産？之所以首富是劉氏兄弟，主要是因為他們是民營企業，透明度相對較高，其次是他們也確實很有錢。

    實際上，當年英國青年胡潤和他的同事們即使統計手段無比科學，可能也只能統計水面之上的冰山大小，如被調查者的企業規模、銷售收入和個人證券資産等；水下部分只能靠推算。所以説，中國富豪榜的象徵意義大於它的實際意義。

    有沒有商業炒作內幕

    為什麼單獨為中國的富豪排榜？誰掏的錢？

    這個排行榜的商業氣息無法遮藏，但掏錢的只會是《福布斯》，而不會是劉氏兄弟或其他中國富豪。

    第一，即使有人願掏，《福布斯》也不敢拿這種錢。美國的媒體競爭之激烈有目共睹，如果其記者或媒體本身接受被採訪者的招待或資助，揭出來就是大醜聞。《福布斯》、《財富》、《時代》這些雜誌都是業界巨頭，不會傻到自毀長城。第二，《福布斯》、《財富》、《時代》等媒體競爭的是一個前景看好、亟待開發的市場空間：引起了西方世界關注中國社會。富豪榜排名恰好是一個西方人習慣了的窗口，《福布斯》不做，它的對手會來做。《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一定是商業炒作的結果，但不是“有償新聞”的那種。

    以《福布斯》雜誌為例，其發行人在談到中國富豪榜的推出時説，早在胡潤排出第一份中國富豪榜之前，該雜誌就想做這件事，但苦於找不到切入點，所以在接到胡潤的報告後，第二天，該雜誌就決定買斷並全力資助。

    富豪榜排名，是典型的西方商業文化之一，財富代表著成功，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就像一面面旗幟，激勵著後來者追逐財富。

    從這個窗口中，人們可以了解中國經濟中哪些人最活躍，哪些行業最賺錢，哪些商業模式在引領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是美國讀者最關注的問題，也是美國幾大財經媒體競相解讀中國商業巨頭的原因。(人民日報.華南新聞)

    關鍵人物：胡潤

    32歲的英國青年胡潤(Rupert Hoogewerf)僅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完成了自己從安達信公司一位默默無聞的會計師到中國“媒體明星”的角色轉換。美國《福布斯》雜誌“2001年中國大陸富豪榜”令這位英國大男孩的頭像在中國媒體上頻頻跳動。雖然發行量近90萬冊的《福布斯》雜誌在中國大陸幾乎買不到，但“2001年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公佈後引起的喧嘩和激辯讓胡潤再次確信：在宋朝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井噴之後，中國民營企業家正在迎來第三個黃金時代。

    儘管他已經步入了中國人所説的而立之年，儘管他《福布斯》中國首席代表的身份十分耀眼，但在胡潤身上很難看到“媒體明星”通常帶有的傲氣。和胡潤接觸過以後，你會發現他更像一個大男孩，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毫不顧忌的扭著胯走路，雖然那樣子好像是在跳舞，可以用“馬馬虎虎”來形容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態，然後和聽者一起大笑不止，完全一副“人來瘋”的樣子。

    1999年，僅僅是因為個人愛好，胡潤和他的助手通過中國媒體以及網際網路獲取第一手材料，再利用上市公司的股票所反映的資産情況來編排“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從2001年開始，胡潤採用了新的統計分析方法，如對在香港、新加坡、紐約上市的企業進行關注，使得“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的準確性有了較大提高。“中國大陸富豪排行榜”令歐美國家開始關注中國民營企業，也讓中國媒體開始關注締造中國富豪榜的胡潤。

    源於好奇心的“中國大陸富豪榜”

    1990年，從英國杜倫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胡潤隻身來到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進修了一年。6年後他重返中國，在上海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我發現中國有了很大的變化，尤其在北京的海澱區和上海的浦東。我問我的朋友們變化背後隱藏著哪些情感和力量，他們都説不太清楚，於是我就開始試圖自己去了解。在東南亞、香港、台灣等地區，華人企業家發展得都相當好，我想中國大陸一定也有很成功的企業家存在。”

    1999年，胡潤通過朋友的幫助和對中國媒體公佈的民營企業家資訊的收集，做出了一個僅有19人的中國大陸首富企業家排行榜，也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中國大陸富豪榜”，其中劉永好兄弟名列第一。隨後，胡潤給美國《福布斯》雜誌發去傳真，其內容受到該雜誌的關注，“中國大陸富豪榜”以英文的形式刊登，並沒有在中國引起多大的反響。

    胡潤之所以將“中國大陸富豪榜”交給美國《福布斯》雜誌發表，得益於該雜誌從創辦之初就具有的強烈人文關懷色彩和為企業家編排座次的表現慾望。同其他的財經類雜誌相比，《福布斯》更關注商業活動中人的戲劇化因素，該雜誌現任CEO蒂姆西.福布斯説過：“我祖父嘗試真正去創辦一份報道人物的雜誌之前，商業報道只是一堆枯燥的數字而已，媒體很少會注意數字背後的人物。”2000年，在《福布斯》雜誌的財力支援下，中文刊發的“中國大陸富豪榜”讓英國大男孩胡潤一舉成名。對於當時的情形，胡潤這樣描述：“我們的研究小組與此次當選的40多位首富取得了電話聯繫，直接採訪了7位首富，當選者絕大部分非常高興，只有一位不願意，一位特別不願意，揚言要打官司告我們。”2001年的“中國大陸富豪榜”刊發出來後，胡潤表示惟一不同的是，“差錯更少，對中國大陸富豪的情況反映的更真實。”更為重要的是，他已經連續三年向世界宣佈：中國大陸正在産生一批接一批的億萬富翁。

    “我在完成中國媒體沒有做的事情”

    數據不準確、關注範圍狹窄、計算方法錯誤是“中國大陸富豪榜”遭到質疑和譴責的主要原因，一些上榜的民營企業家要和胡潤對簿公堂，一些沒有上榜的大陸富豪也要向胡潤“討個説法”，更有媒體將“中國大陸富豪榜”比喻成《福布斯》雜誌登陸中國前的一塊敲門磚。

    “最初，我們沒有用數據來界定中國大陸首富企業家排行榜，而是用A、B、C、D來表示企業家的財富積累量。此前沒有人對中國富豪們的財富構成進行過統計，我們只能根據可以掌握的公開資料進行統計和分析。”胡潤對於數據來源和統計方法的解釋不無道理，中國目前還沒有建立完備的個人資産統計制度和稅務稽查制度，個人收入和信用數據還處於殘缺不全的狀態，即使運用最先進的統計手段，也只能根據可以掌握的公開數據推算出誰是中國大陸最有錢的富豪。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大陸富豪榜”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它的實際意義。

    據介紹，“中國大陸富豪榜”的資訊來源是中文版的雜誌和報紙，上海、深圳、香港及美國證券交易所，國家授獎人員名單，中國人物年鑒，全國人大委員名單，證券公司和投資銀行公佈的統計數據，同時還與部分當事人進行了面談。“企業家反映的資訊也不完全是準確的，有時也摻了很多的水分，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其他各種渠道來驗證資訊的準確與否。比如説企業家可以告訴我們是靠房地産和酒店賺錢的，我們會求教于房地産和酒店方面的專家，假如並非是企業家告訴我們的情況，我們會很謹慎的對待這些數據。”胡潤解釋説，他們做“中國大陸富豪榜”會分為三個過程：首先是發現合乎標準的民營企業家，第二是根據公開的資訊計算資産量，第三是核定資産的所有權，明確富豪的真正身價。

    胡潤特別向記者強調，“中國大陸富豪榜”的數據統計來源都是公開的，編排過程也是獨立操作的，沒有向當事人收取過一分錢費用，所有費用全部由《福布斯》雜誌提供。“我做這樣的排名是告訴人們在他們周圍存在著機遇，他們也可以變得有價值，市場經濟可以給你很多機會。我在完成中國媒體沒有做的事情。”

    房地産商，中國最有錢的富豪群體

    “美國富豪榜的第一名從事的是軟體業，第二名從事的是金融投資，中國大陸的富豪們基本上從事房地産業。房地産是目前中國大陸最具活力的行業之一，城市中的很多人需要住更新更大的房子，富豪排行榜中也就出現了相當多的房地産商的名字。”胡潤給所有上榜的民營企業家列出了三個主要從事的行業，出現的結果是排行榜有4到5個人最主要的行業是房地産，有28到29個人涉足房地産，這個比例佔上榜民營企業家的1/3還強。

    在中國歷史上，“有土斯有財”一直是富豪們所追求的目標。有關資料顯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香港沒有一個商人能夠登上世界富豪榜，戰後卻有不少人名列榜中，而最早一批登上富豪榜快車的企業家，無一不是將房地産作為主業，如李嘉誠、鄭裕彤、郭炳湘兄弟、李兆基等。

    房地産商能夠成為“中國大陸富豪榜”的主體，重要原因在於中國正在經歷一次全面的城市擴張，實物分房改為貨幣購房政策也推動了房地産業的發展。1990年，國務院作出了對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外資開發成片土地的有關規定後，房地産業逐步確立了國民經濟支柱産業的地位。在中國大中城市變成“大工地”的過程中，不少民營房地産商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迅速跨入了大陸首富企業家排行榜。

    “中國大陸富豪榜”中的民營企業家不一定是通過房地産業得到的第一桶金，相當一部分房地産商是從國外或其他行業獲得的第一桶金，如服裝、貿易、餐飲甚至飼料等行業。胡潤解釋説，只有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這些企業家才敢於投資房地産，因為這個行業需要大量資金。

    “中國大陸富豪榜”等於偷稅漏稅榜？

    歐亞集團總裁楊斌，2001年《福布斯》中國大陸首富企業家排行榜的第二名。不久前，這位中國第二富豪公開向媒體承認，如今他最後悔的是被《福布斯》提名登上了“中國大陸富豪榜”。

    伴隨著“億萬富姐”劉曉慶因長期偷稅漏稅被司法機關逮捕，“中國大陸富豪榜”似乎成了一張公開的偷稅漏稅榜，越有錢越不交稅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7月11日，《國際金融報》刊發題為“中國二號富豪楊斌神秘失蹤，歐亞農業密布疑雲”的報道，指出楊斌涉嫌違法使用土地和偷稅漏稅，有可能遭到有關部門的調查，所以離開瀋陽神秘失蹤。7月14日，楊斌在香港舉行記者招待會，失蹤傳言隨之平息，但歐亞農業在兩天內縮水1億多港幣。

    中國大陸首富企業家排行榜並沒有表明富豪們是靠偷漏稅才積累起財富的，其實它反映出的恰恰是中國稅收制度的不健全。作為一名地道的外國人，胡潤向記者表達了他的看法：中國大陸的民營企業家通常認為企業本身就是他個人的，企業既然已經向國家交了稅，個人為什麼還要交稅呢？“民營企業家該不該拿工資，稅種之間的不公平，整體納稅額與部分納稅額的關係這三個問題是今年我們同民營企業家接觸後發現的。”

    有專家也指出，稅務機關不能簡單地將“中國大陸富豪榜”等同於偷稅漏稅榜。首先，中國目前的稅收分為流轉稅和所得稅兩部分，流轉稅交得多只能説明營業額大，所得稅交得多才是真正的納稅大戶。其次，民營企業家的個人財富很大一部分是股份，而這部分資産不上稅。再者，稅收只反映企業當年的經營狀況，資産反映的是多年積累的情況。此外，多元化經營的大型民營企業往往在全國各地註冊了多家子公司，涉及的行業、地區很多，交稅途徑也呈多元化，不可能全部統計到同一家公司名下。

    “在美國或英國，有1/3到1/4的首富企業家是繼承了上一輩的財富，中國的企業家多數是從零開始的，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只有20年，他們的財富積累速度出乎我的想像。1999年中國大陸首富企業家排行榜第50名的身價是5000萬人民幣，2000年第50名升到了4億，而2001年連第100名也擁有5億資産。相對於外國企業家，我認為中國的企業家應該得到社會的接受與認可。”胡潤表示，為了保證今後中國大陸首富企業家排行榜的準確性，他們會更深入地了解民營企業家所在的地區和所從事的行業。（《新世紀》）

    中國網綜合 2002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