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影視業獨步全球，憑藉其巨大的財力和專業資源，成為美國向外輸出文化影響的最主要工具，也是美國成為新世界帝國的重要“軟性力量”。世人一般不注意的事實是，號稱商業化和獨立的美國影視娛樂界，乃是美國政府對外宣傳戰中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更鮮為人知的是，在這方面，好萊塢與中央情報局、五角大樓等政府機構有密切的合作關係。

    由於要保持“自主獨立”的形象，美國主流傳媒在對外問題上與官方路線保持一致，常常是出於心照不宣和“自律”（但也不時有像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辦公室直接出面要《紐約時報》壓制有關新聞那樣的事例）。與此相比，好萊塢和官方緊密合作，為美國政府的宣傳戰效勞，則遠為直截了當。

    今年7月30日，《華盛頓郵報》以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報道，布希總統決定建立永久性的“全球傳播局”，由一名“總統顧問”直接領導，來控制協調美國政府對外部世界的宣傳。這一舉措與前些時候媒體傳出五角大樓有意建立故意散佈假情報、假消息的辦公室，都是美國在“反恐”戰爭開始後大大加強的國際宣傳戰的一部分。在《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中，就提到了好萊塢對美國政府宣傳戰的幫助，但是只是淡淡一句話帶過，絲毫沒有涉及細節。

    説到底，傳媒影視業常常是華盛頓官方的工具這一事實，顯然是美國傳媒業本身的大忌。一般民眾在這一問題上的無知，便是來自美國主導的英語傳媒的壓制和有偏向性的報道。

    在美國，好萊塢向來有在“意識形態”上嚴格保持“政治正確性”的傳統。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是二次大戰之後的麥卡錫主義。從上世紀4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國會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曾經專門把當時好萊塢專業人士中的“親共産主義”活動和傾向作為調查和打擊對象。在美國影視界製造了一場重大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時間，人人自危，長期的同事也彼此告密，出賣對方的“左傾”思想和行為。許多人因此丟掉飯碗，並被列入“永不雇用”的黑名單。好些有才華的電影界人士就此潦倒終生。好萊塢也因此養成了在政治上與政府“步調一致”的習慣。

    到了60年代，特別是越南戰爭前後，上述情況曾暫有改變。好萊塢曾攝製了若干影片，有損政府和軍方的形象，也出現了簡芳達等反戰人物。但是美國政府馬上有所反應，例如在勒梅空軍上將的直接干預下，環球製片公司拍攝了由羅克赫德遜（1985年因同性戀感染艾滋病身亡）主演的電影《雄鷹聚會》，歌頌美國空軍的“光輝形像”。

    好萊塢“意識形態”與政府同步

    近年來，好萊塢在“意識形態”上與美國政府亦步亦趨的動向非常明顯。例如，若干西藏題材的影片，明顯鼓吹“藏獨”。

    “911”事件之後，好萊塢迅速成為美國“反恐”戰爭的重要工具。歌頌美軍士兵英勇頑強、臨危不懼的電影《黑鷹墜落》在華盛頓首映時，布希政府著名右翼鷹派副總統切尼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等紛紛出席。該片並被特地送往從事“反恐”戰爭的美軍各海外基地播映。新片《我們曾是戰士》和《萬恐之和》也得到同樣的待遇。《我們曾是戰士》一片還特地在白宮為布希總統私下播映。

    上述這些宣傳意味極為明顯的影片，都是好萊塢和美國軍方及情報機構密切合作的産品。描述美國情報人員如何破獲“國際恐怖組織”盜劫核武器威脅美國的影片《萬恐之和》，就公開吹噓該片製作時得以利用中央情報局的“機密資料”。可是，至於美國軍方、情報機構與好萊塢的具體關係，美國傳媒就語焉不詳了。

    英語之外的媒體就沒有太多顧忌。法國《世界報》於今年7月24日以《五角大樓和中情局雇用好萊塢》為題（《世界報》7月23日同一報道的網路版，題目赫然是《中情局如何替好萊塢寫電影劇本》），相當詳細地介紹了好萊塢和中情局、五角大樓等機構間的密切合作關係，以及好萊塢如何成為美國政府全球宣傳戰的有機組成部分。

    同一日，《世界報》以《鳴鑼開道》為題，發表社論，評論美國影視界與美國情報機構和軍方密切合作，以影響國際輿論。《世界報》還披露了對中情局有關官員布蘭頓的訪談。布蘭頓承認，中情局和許多好萊塢影片製作者有“緊密合作”，以“修正”越戰後影片中美國情報人員的形象。

    好萊塢樹立軍情人員“正面形象”

    多數讀者想必都會同意，近年來，好萊塢影片中出現的美國軍人和情報人員，大都具有“光輝”的正面形象。這與近年來不斷被披露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美軍屠殺無辜平民的事件，以及冷戰中中情局的大量黑暗行為完全相反。就是最近“反恐”戰爭中阿富汗大量無辜平民被殺，也是由於美軍害怕自己傷亡而從事高空轟炸和不分青紅皂白的“先炸後查”戰術，以至即將出任英國國教最高神職———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威廉斯，公開批評這是一場“道德玷污”的戰爭。

    冷戰時代，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特別是拉丁美洲支援獨裁專制政權，有許多極不光彩的行為。例如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中情局一手導演了推翻伊朗民選首相、左翼民族主義領袖摩薩臺醫生的政變，種下了伊朗民眾對美國的刻骨仇恨和伊斯蘭革命的根源。

    1999年4月，克林頓總統出於對歷史的反省，承認美國在過去曾做過傷害伊朗人民的舉動，而伊朗人民“有權”對美國表示憤恨。這些反映了歷史真實的坦白，如今早已被一心要摧毀“邪惡軸心”的布希政府忘到九霄雲外。另如艾森豪威爾總統親自批准，中情局策劃了1954年6月的瓜地馬拉軍事政變，推翻以該國歷史上最大多數當選的顧茲曼總統，將和平的瓜地馬拉推入了萬劫不復的內戰深淵。美國長期支援各屆右翼軍政府，使得瓜地馬拉的殘酷內戰延續了40年之久，死亡人數達數十萬。而美國裝備訓練的右翼軍人的血腥手段，更是令人髮指。例如，1984年3月13日的黑河大屠殺，其殘忍程度遠遠超過了米洛舍維奇被控的“違反人道罪”，也是美國主流媒體不予報道的典型新聞封鎖例子。90年代，克林頓總統被迫就美國對瓜地馬拉右翼軍人的長期支援表示歉意。

    1973年的智利軍事政變，民選左翼總統阿連德不明不白死亡，智利建立了血腥的皮諾切特軍事獨裁政權，也是美國中情局的傑作。美國政府牽涉皮諾切特政權大量的“違反人道罪”，目前受到了若干國際人士的追查，甚至連政變後不久升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博士，也因此遭到法國和西班牙司法機構的“騷擾”。這也是前些日子導致布希政府極力反對建立國際刑事法庭的一塊“心病”。

    中情局上述種種行徑，如今決不會在和其建立“緊密合作關係”、甚至靠其編寫劇本的好萊塢影片中出現。反之，中情局特工一個個都是英雄人物，冒著生命危險伸張“人類正義”。毋庸諱言，由於美國影視業的巨大經濟和公關實力，美國軍方和中情局“雇用”好萊塢從事國際宣傳戰，具有很大的效力，特別是以此來“潛移默化”世界輿論，為美國官方的利益服務。法國《世界報》報道，俄羅斯影片如今只佔該國電影市場的區區2％，其餘基本是美國影片的天下，普京總統因此憂心忡忡，便是一個實例。

    中國青年報2002/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