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傳媒觀察]美傳媒究竟是如何“講政治”的?  

    本報特約撰稿都人

    編者按

    都人為海外著名國際評論家,是旅居北美的兩位華人作者的聯合筆名。多年來于海外著名中文報刊發表了大量評論文章,頗具影響力。這篇評論美國傳媒和影視界與美國軍界、情報界盤根錯節關係的分析文章係作者應約特為本報撰寫(將分上下兩部分刊出)。文章旁徵博引,直點美國傳媒影視業死穴:在公正、自由旗號的背後,它更要為美國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政策服務;在正義的天平上,所謂國家利益才是它最大的砝碼。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國際新聞封鎖

    “震耳欲聾的沉默”

    美國屬於“自由多元”的西方社會,講究各種新聞的“公正”、“客觀”和“多元”。可是,這些口號説到底是自由主義的理想,在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無孔不入的現代商業社會,實在無法實現。另外,西方社會向來以“輿論自由”自詡,可是在商業社會中,言論的傳播離不開金錢,其傳播的廣度和影響力更是直接與背後的經濟力量成正比。如果一個人成天站在那個著名的倫敦海德公園或紐約中央公園的肥皂箱上演講,哪怕扯破喉嚨,除了被人看成精神病,其他不會有一丁點反應。

    近一二十年來,美國政治競選的費用暴漲三四倍,主要便是為了購買昂貴的電視和其他媒體的政治宣傳廣告。無情的事實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主要新聞媒體,依靠其巨大的財力和其他資源,掌握著所謂“設置新聞議題”的權力,通過對消息來源和題材的取捨選擇,“引導”或轉移公眾對特定議題的關注,並通過所謂“結構性消息封鎖”,來封殺公眾對其他議題的了解和關注。

    不能不看到,在國內政治上,美國確實有其“公民社會”的良性體制,各黨派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使得權勢人物或集團很難長期壟斷和封鎖主要的國內新聞議題,這也予外人一種美國是“新聞自由”的印象。

    然而,在國際議題和外交政策上,情況則全然不同。由於其特定的地理和歷史,特別是長期的“孤立主義”思潮,美國一般公眾普遍缺乏對國際問題的知識和興趣。小布希總統除了老布希任駐北京聯絡處代表時來華探親,和在得克薩斯州州長任陳情問過鄰居墨西哥之外,在任總統之前居然從未出過國門。

    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了美國主流媒體在“涉外議題”上表現出和美國官方外交政策以及所謂“美國國家利益”之間驚人的一致性。美國傳媒在國際問題上“政治挂帥”,一個主要手段便是封鎖新聞議題。正如西方諺語所説:“言語是銀,沉默是金”。這一“不予報道”策略,實在常常比“大講特講”高明許多。筆者曾經借用另一英語成語,稱此為“震耳欲聾的沉默”。

    中國新聞報道

    “不予報道”的犧牲品

    自冷戰時代起,涉及中國的新聞,便常常是美國媒體上述“不予報道”策略的犧牲品。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早就捲入原西藏達賴喇嘛政府的分離主義活動,而這些活動決不是今天西方媒體所宣傳的“和平”方式,而是高度機密的血淋淋的“武裝鬥爭”。

    1961年11月,《紐約時報》記者了解到中央情報局在科羅拉多州秘密訓練西藏“自由戰士”的事實。肯尼迪總統領導下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辦公室迅速出面干預,以“美國國家安全”為理由,“説服”《紐約時報》壓下了這條新聞。

    順便提一下,尼克松訪華後美國改變了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尼泊爾軍隊在得到美國默許後,于1974年將一批淪為“綠林好漢”的“反共遊擊隊”悉數全殲。美國一手訓練裝備的西藏“自由戰士”落了個兔死狗烹的結局。然而,美國傳媒對這段“武裝鬥爭史”的長期壓制,是十四世達賴喇嘛今天在西方的“和平”形象的主要基礎。

    前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對染指中亞地區産生極大興趣,新一輪國際“大博弈”因之展開(“大博弈”歷史上原指英帝國和沙俄帝國爭奪中亞的長期鬥爭)。矛頭所指,不僅是前蘇聯各中亞共和國,還包括中國新疆和西藏。

    1998年10月,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富勒教授被中央情報局從一項有關中國新疆民族問題研究計劃中除名。隨後,富勒教授上法院控告美國政府。富勒教授是亞洲少數民族地理專家,以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問題著稱。富勒教授從一開始就指出,他之所以被革除,是因為不贊同中情局上層制訂的“中國可能分裂”的路線。此事反映了美國學術研究中的“政治挂帥”。

    大學教授公開和中情局打官司,本是重要新聞,可是除了一年多後英國路透社一則姍姍來遲的報道,平素對新疆“分離主義分子”極感興趣的美國主流傳媒,卻對此一直保持“震耳欲聾的沉默”。原因無他,因為這場官司會使得中情局的對華政策大曝光。

    貧鈾彈新聞

    最精英報紙“零報道”

    涉華新聞絕不是美國媒體與政府步調一致的惟一題目。一兩年前,筆者曾評論美國在海灣和巴爾幹地區大量使用的所謂貧化鈾彈藥是聚放射─生物─化學三位一體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此事一旦被仔細追究,會引起針對美國政府的嚴重政治、法律、經濟、道德問題。因此,美國主流媒體和美國政府心照不宣,極力避免報道有關的新聞和事實。

    不過,上述論斷引起了澳門大學吳玫女士的興趣,決定對此作一項專題研究。據她統計,從1991年1月1日到1999年6月30日,儘管絕大多數西歐媒體不屬於英語世界,卻至少有195條關於貧鈾彈的英文報道,僅路透社便發了38條新聞,法新社光是有關的英文新聞就有22條。

    而同時期的美國主要媒體的表現,“最令人震驚的是美國3家知名度最高的精英報紙:《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在貧鈾彈新聞上異乎尋常的緘默。《華爾街日報》關於貧鈾彈新聞是零;《紐約時報》除了一條美聯社消息和三篇讀者來信,沒有一篇自己關於貧鈾彈的新聞;《華盛頓郵報》的態度更耐人尋味:在1991年最早炫耀美國在伊拉克戰場上使用的貧鈾武器以後,《華盛頓郵報》在其後9年內只有兩篇關於貧鈾彈的消息”。

    吳玫的結論是:“通過對美國傳媒貧鈾彈新聞的定量研究,可以證明美國主流媒體在一些涉及美國國家利益的議題上的新聞封鎖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且其封鎖之嚴密,已經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

    美國社會富足 外交政策“小心眼”

    有必要指出,美國主導的英語媒體,對世界各地的中文媒體具有支配性影響。英國前殖民統治的香港和“民主化”的台灣,在國際新聞上唯英語媒體、特別是美國媒體馬首是瞻,自然不在話下。可是中國大陸一些媒體近年來日益商業化和庸俗化,在國際新聞報道上被英語傳媒牽著鼻子走。許多中國網站的國際新聞,直接翻譯自美國報刊和電訊。在這樣的趨勢下,美國主流媒體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結構性新聞封鎖,特別值得擔憂。

    “911”事件更加彰顯了美國傳媒的上述“政治挂帥”傳統。事件之後若干敢於和華盛頓官方“反恐路線”唱反調的傳媒界“異議人士”,被堅決迅速地炒了魷魚,便是明證。這種國內環境,使布希政府得以在國際上採取日益明顯的單邊主義。對此,瑞典駐聯合國大使肖利近日引用敘利亞出生的著名詩人阿多尼斯的評語,感嘆美國社會的富足和美國外交政策的“小心眼”兩者之間不相稱,良有以也。(未完待續)

    中國青年報200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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