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舊曆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把持的清廷下詔對列強宣戰。此詔卻未説明對哪一國開戰，也未送達任何外國政府。

    1900年初夏的北京城，成為少見的喧鬧世界。街巷到處建起插幡布的“神壇”，頭裹紅巾的義和團民終日舉著刀棍示威，“殺洋鬼子！殺二毛子！”以及“天靈靈，地靈靈”之類咒語響徹古都，焚燒近代書籍、洋貨的煙火到處飄起……在此氣候下，慈禧太后在一批冥頑不靈的滿族王爺們鼓動下，竟壯起膽子向洋人宣戰，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的劫難也隨之開始。

    盲目排外的民眾被引入封建頑固派圈套

    現代有理智的人講起義和團，在哀其不幸、嘆其愚昧的時候，也難免抱有同情心。在“左”的思潮下，曾在長時間對其拔高宣傳，把盲目排外説成有覺悟的反帝，甚至手提燈籠雲遊作法而不能上陣的少女“紅燈照”（已婚婦女和寡婦分別稱“青燈照”和“黑燈照”）也塑造成舞臺上的打鬥英雄。撥亂反正後，對此誇大不實之詞予以糾正實屬必要。不過，有人完全以貶斥態度對待這些處於絕對弱勢的中華同胞，又有失公允。

    當年國門被侵略者打開後，面對洋貨的湧來和鐵路的開通，土布、土産和騾店、腳夫等營生幾乎全部歇業，沒有近代科學頭腦的破産手工業者和小農難免要高呼“滅洋”，並以最原始落後的手段來排外。他們的組織形式，只有沿襲封閉農村的幫會結社，用畫符、請神等法術。1899年在山東最早興起的“義和拳”，清廷許多官員認為是“邪教”應予鎮壓，後來守舊王爺和頑固大臣們認為其“扶清滅洋”之心可用，便將其由“拳”改封為“團”。此口一開便不可收，1900年春夏，義和團在北方猛然膨脹到數以百萬計。北京、天津城內“豢廠”林立，凡是怨恨洋人洋貨者，只要在頭上扎上紅巾並大喊口號，便可成為團民。

    這種蜂起的自行組團，當然難有統一的領導，慈禧太后曾令莊王載勳“統率”義和團，但實際上也控制不了林立於各地的組織。不過在此聲勢下，頑固派居然真相信“神拳”便能禦洋槍炮，便想用其驅逐洋人，以保全在外來衝擊下已搖搖欲墜的腐朽制度萬萬歲。

    左搖右擺的奇怪宣戰，驅血肉之軀禦洋式槍炮

    當時，光緒皇帝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已成被囚傀儡，太后“老佛爺”主宰朝廷。後人對慈禧是真信義和團之術還是惡意利用曾有過爭論。不過，廣大團民能受其利用的本身，便説明這一運動具有太大的愚昧性，因為他們竟把本能的反對外來侵略的衝動引到受頑固勢力驅使之路。

    從垂簾聽政起已掌國柄40年的慈禧，按理説早有對外屢戰屢敗的經驗，實不應“信其邪術以保國”。不過，她在深宮未受過科學教育，經常用鬼神等迷信惑人時自己也會受惑，一度出現將信將疑的心態也不足怪。此刻西方列強要挾清廷鎮壓義和團，否則便要出兵，一項不確的情報又説洋人有照會要求“歸政”光緒帝，這一威脅慈禧根本地位的事大大觸怒了視權如命的惡婦。

    自鴉片戰爭以來畏洋人如虎的清廷，居然在1900年6月21日的御前會議上討論了是否對各國開戰的問題。有的大臣馬上表示“昔與日本一國開戰，尚不能勝。今與各國開戰，豈有勝理？”連本無發言權的光緒帝也表示反對。具有防內勝於防外心理的慈禧，就此越發懷疑這些人裏通外國算計她。於是便決定支援那些頑固派，正式下詔“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縱觀中外近代史，當天下達的宣戰詔書又是最奇特的一份。首先它沒有作戰對象，未點任何國名，以致主管東北防務的盛京將軍驚訝地請示朝廷：“此次中外開釁，究係何國失和？”其次，詔書只對內宣佈，沒有用任何形式通知外國，義和團蜂擁而起圍攻北京使館和天津租界時，清廷駐外機構和南方各省仍與列強維持正常關係。此外，慈禧讓義和團和部分軍隊進攻使館，卻不發槍炮彈，還秘密向洋人送水果食物“以示體恤”。這些舉動説明，老奸巨滑的慈禧畢竟不同於一時衝動的愚昧者，她預先留有後路，採取了兩手並用的觀望之策。

    血肉之軀同近代槍炮的正面拼搏，馬上出現了戰爭史上的大悲劇。在55天裏，不下10萬義和團和1萬多清軍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和西什庫教堂，兩處的洋兵只不過400多人，卻攻皆不克。每天團民喝了硃砂酒，便念著避彈咒成群衝鋒，槍聲一響又成片倒下，總計死亡上萬。暑天中因積屍如山，造成前門一帶的空氣都腐臭不可聞。義和團首領們難以解釋敗績，只好稱館內“洋婆子”（指修女）挂了女性穢物以陰辟陽，才破了自己的“大法”。

    頭腦冷靜的人看到這一場面，不久都明白精神勝利法抵不過物質力量，初期的狂熱很快就冷落下來。

    不久，2萬名由八國列強組成的聯軍在大沽口登陸，直下天津，于8月14日攻入北京。城內團民一哄而散而無多少抵抗，滿街丟棄的都是紅巾、咒符。

    掃除專制與迷信，需要幾代人高舉科學與民主大旗看到“法術”不靈，慈禧太后很快便對外求和，而八國聯軍卻決心拿下北京以勒索更大利益。當洋兵在京津路上使中國百姓血流成河時，對民眾毫無憐憫心的“老佛爺”在聯軍入京之日帶著王公們向西逃跑，路上並下詔把責任全推給義和團，不久前剛被封的“神團”又定性為“拳匪”，並要求各地官衙取締。“宣戰”作為一場鬧劇，有頭無尾地走到了終場。

    中國在這場時稱“庚子之亂”（1900年即庚子年）的浩劫中，除了受八國聯軍血洗劫掠，翌年清廷在屈辱的《辛醜條約》上又承認賠款4.5億兩白銀（加利息達9.8億兩），列強的貪婪和滿清王朝的愚蠢無能表現得淋漓盡致。先進的中國人受此刺激，只有選擇革命，而武昌起義槍聲一經響起便迅速建立了民國，也恰恰是庚子年間清廷在天下威信掃地種下了前因。

    回首百年多前中國北方的那場浩劫，現代的人們首先還是要譴責帝國主義野蠻入侵。義和團反抗侵略的拼命精神，還應予以理解和肯定，其蒙昧成分也應歸咎於統治者長期的愚民政策。

    令人特別痛心和反思的，又是1900年發生的依仗“神拳”對外“宣戰”的鬧劇，竟發生在距鴉片戰爭之後60年，是在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早已疾呼“師夷長技”和變法的情況下。國內從最高統治者到那麼多下層民眾，此時還處於那種蒙昧狀態，這不能不令人感嘆專制與迷信的歷史包袱是何等之重！再進一步聯想，五四運動打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後，封建蒙昧主義仍有過一再回潮，在大躍進、“文革”乃至法輪功等事件上也能看其影子。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過，堅持與時俱進的精神，以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中華土地上那些可嘆的專制與迷信，就一定會被科學與民主徹底掃除。■文/ 徐焰

    北京青年報2002/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