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餘年前的戊戌維新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首次有意識地進行制度變革、因應現代化挑戰的嘗試。但這次措施並不“過激”的改革,卻以流血的悲劇結束,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嚴重受挫。這次失敗自有許多複雜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傳統的作用。
這次維新運動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國際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則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由於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一直視日本為“蕞爾島國”、“東夷小國”。但在歷時近十個月的甲午戰爭中,中國卻慘敗于向為國人小覷的日本,號稱“東方第一”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幾十萬中國軍隊潰不成軍,日軍侵入中國本土,肆意燒殺擄掠,清政府最終簽下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向敵乞和。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進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痛定思痛,開始探索新的救國之道。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嶇小島”戰勝老大中華帝國,就在於向西方學習,變衣冠,改正朔,變法維新,實行君主立憲,所以中國的救亡強國之路就是要向敵人———日本學習。日本因學習西方由弱而強,中國要生存、要強大,應該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樣變法維新,學習西方。1895年5月,康有為在北京發動著名的“公車上書”,公開提出只有學習日本變法才能強國的主張。在論證了變法強國的必要性之後,他提醒説:“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上清帝第二書》)在以後兩份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學習:“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上清帝第四書》)日本維新説明現在“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另無他圖。”(《上清帝第五書》)梁啟超在風靡一時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也對日本讚不絕口:日本在維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台灣也。”
他們對敵人的誇讚、要向強敵學習的疾呼,使朝野為之一震。有的表示贊同,有的堅決反對,認為是大逆不道。支援維新的光緒皇帝則深為所動,在“百日維新”開始不久就命康有為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從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為將自己所著15萬言、十二卷本《日本變政考》陸續進呈。《日本變政考》以編年的形式,對明治維新的內容、經過和經驗作了詳細的介紹、評説和總結,並結合中國情況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的具體建議。在這本書中,他響亮地喊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口號;強調“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範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建鬥運樞,提綱挈領,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後舉。”把定典章憲法作為變法的“總攝”,確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他在書後的“跋”中總結説,明治維新“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遊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者”。他斬釘截鐵地斷言:“我朝變法,但採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變政考》對光緒皇帝産生了極大的影響,“百日維新”中發佈的許多上諭、變法的主要內容都來自此書。
在中國被日本打敗、舉國同仇敵慨之時,同樣熱血沸騰的維新派卻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痛斥階段,更不是簡單地否定侵略者包括體制在內的種種優長之處,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因為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識見,對世界大勢、國際格局、國內形勢有理性、清醒的認識,更要有過人的勇氣。面對群情激憤,他們提出“以強敵為師資”往往會被斥為“媚敵賣國”、“數典忘祖”,會受千夫所指、舉世痛責、身敗名裂。而維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承認、分析仇敵的優點,進而提出向仇敵學習,蓋因其對國家之愛至真至誠至深,正如梁啟超所説:“今天所謂愛國之士,茍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為之。”(《戊戌政變記》)此種愛國,才是更純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負責、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愛國主義。
他們這種勇氣之所以令人敬重,還因為文化守舊觀念之強大。作為觀念、文化變革的先驅,他們實居孤立無援之境。戊戌政變後,慈禧對光緒的一段怒斥頗能説明問題。政變發生當天,慈禧太后重新訓政,召集重臣跪于案右,光緒皇帝跪于案左,對光緒疾聲厲色地問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型。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憒至此?”光緒戰戰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太后又大聲怒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康有為叛逆,圖謀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護也!”光緒本已魂飛齒震,此時“竟不知所對”(蘇繼祖:《清廷戊戌朝政變記》)。一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的質問便使光緒皇帝無言以對,足見其效力之強,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華夏中心”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祖宗崇拜將祖先、祖制神聖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難,總被視為“數典忘祖”。“華夏中心”論認為,中國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國”,只有中國文化最優秀,其他民族、國家、文化都是“狄”、“夷”、“蠻”、“番”,並以距離中國的遠近為標準,把“化外”的“狄夷”或“蠻夷”劃分為“生番”和“熟番”,對其他文化實際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排斥和歧視。“祖宗崇拜”與“華夏中心”結合在一起,使學習、參考外國的任何改革都被斥為“以夷變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難。
近代以來,“天朝上國”第一次遇到了一種更強的先進的文化的挑戰。但當林則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敵人、進而提出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時,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和反對,被指責為“潰夷夏之防”。主張“中體西用”、學習西方船堅炮利、引進大機器生産的洋務運動,也被頑固派攻擊為擾亂人心,是“亂階之倡”,是“變夷”、“媚外”、“崇洋”、“賣國”。維新派進而提出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罵為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是“認賊作父”、“認敵為師”。近代中國備受西方欺淩,處於國難頻仍的民族危機之中,這無疑是非常嚴重、極有煽動性的指責。
在近代變革與守舊的理論鬥爭和文化衝突中,主變者一直沒有建立起系統的變革理論體系,沒有真正突破傳統話語,所以只能一直居於守勢,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於傳統話語仍居主導地位,所以守舊者掌握著傳統話語的解釋權,並依靠這種話語優勢使自己居於道德、政治的優勢地位而使變革者居於道德、政治的劣勢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剝奪、起碼是嚴重削弱了變革的合法性,這也是中國近代變革之路曲折多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應當承認,與洋務派相比,維新派相當重視意識形態建構,他們從古今中外變法圖強的歷史中為變革尋找合理性,特別是引入達爾文的進化論,成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時期,這種意識形態的建構工作才剛剛開始,影響只限于少數“讀書人”和個別官員,變法的“合理性”遠未深入人心,未獲廣泛支援,這也是變法失敗的重要之處。雖然如此,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圖譜,卻是從戊戌時期開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為今後的變革提供了思想基礎,這也是維新運動更深遠的意義所在。(雷頤)
光明日報2002/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