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維新運動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國際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則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由於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一直視日本為“蕞爾島國”、“東夷小國”。但在歷時近十個月的甲午戰爭中，中國卻慘敗于向為國人小覷的日本，號稱“東方第一”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幾十萬中國軍隊潰不成軍，日軍侵入中國本土，肆意燒殺擄掠，清政府最終簽下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向敵乞和。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進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痛定思痛，開始探索新的救國之道。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嶇小島”戰勝老大中華帝國，就在於向西方學習，變衣冠，改正朔，變法維新，實行君主立憲，所以中國的救亡強國之路就是要向敵人———日本學習。日本因學習西方由弱而強，中國要生存、要強大，應該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樣變法維新，學習西方。1895年5月，康有為在北京發動著名的“公車上書”，公開提出只有學習日本變法才能強國的主張。在論證了變法強國的必要性之後，他提醒説：“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上清帝第二書》）在以後兩份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學習：“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上清帝第四書》）日本維新説明現在“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另無他圖。”（《上清帝第五書》）梁啟超在風靡一時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也對日本讚不絕口：日本在維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台灣也。”

    他們對敵人的誇讚、要向強敵學習的疾呼，使朝野為之一震。有的表示贊同，有的堅決反對，認為是大逆不道。支援維新的光緒皇帝則深為所動，在“百日維新”開始不久就命康有為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從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為將自己所著15萬言、十二卷本《日本變政考》陸續進呈。《日本變政考》以編年的形式，對明治維新的內容、經過和經驗作了詳細的介紹、評説和總結，並結合中國情況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的具體建議。在這本書中，他響亮地喊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口號；強調“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範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建鬥運樞，提綱挈領，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後舉。”把定典章憲法作為變法的“總攝”，確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他在書後的“跋”中總結説，明治維新“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遊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者”。他斬釘截鐵地斷言：“我朝變法，但採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變政考》對光緒皇帝産生了極大的影響，“百日維新”中發佈的許多上諭、變法的主要內容都來自此書。

    在中國被日本打敗、舉國同仇敵慨之時，同樣熱血沸騰的維新派卻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痛斥階段，更不是簡單地否定侵略者包括體制在內的種種優長之處，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因為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識見，對世界大勢、國際格局、國內形勢有理性、清醒的認識，更要有過人的勇氣。面對群情激憤，他們提出“以強敵為師資”往往會被斥為“媚敵賣國”、“數典忘祖”，會受千夫所指、舉世痛責、身敗名裂。而維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承認、分析仇敵的優點，進而提出向仇敵學習，蓋因其對國家之愛至真至誠至深，正如梁啟超所説：“今天所謂愛國之士，茍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為之。”（《戊戌政變記》）此種愛國，才是更純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負責、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愛國主義。

    他們這種勇氣之所以令人敬重，還因為文化守舊觀念之強大。作為觀念、文化變革的先驅，他們實居孤立無援之境。戊戌政變後，慈禧對光緒的一段怒斥頗能説明問題。政變發生當天，慈禧太后重新訓政，召集重臣跪于案右，光緒皇帝跪于案左，對光緒疾聲厲色地問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型。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變亂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憒至此？”光緒戰戰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太后又大聲怒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康有為叛逆，圖謀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護也！”光緒本已魂飛齒震，此時“竟不知所對”（蘇繼祖：《清廷戊戌朝政變記》）。一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的質問便使光緒皇帝無言以對，足見其效力之強，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華夏中心”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祖宗崇拜將祖先、祖制神聖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難，總被視為“數典忘祖”。“華夏中心”論認為，中國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國”，只有中國文化最優秀，其他民族、國家、文化都是“狄”、“夷”、“蠻”、“番”，並以距離中國的遠近為標準，把“化外”的“狄夷”或“蠻夷”劃分為“生番”和“熟番”，對其他文化實際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排斥和歧視。“祖宗崇拜”與“華夏中心”結合在一起，使學習、參考外國的任何改革都被斥為“以夷變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難。

    近代以來，“天朝上國”第一次遇到了一種更強的先進的文化的挑戰。但當林則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敵人、進而提出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時，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和反對，被指責為“潰夷夏之防”。主張“中體西用”、學習西方船堅炮利、引進大機器生産的洋務運動，也被頑固派攻擊為擾亂人心，是“亂階之倡”，是“變夷”、“媚外”、“崇洋”、“賣國”。維新派進而提出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罵為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是“認賊作父”、“認敵為師”。近代中國備受西方欺淩，處於國難頻仍的民族危機之中，這無疑是非常嚴重、極有煽動性的指責。

    在近代變革與守舊的理論鬥爭和文化衝突中，主變者一直沒有建立起系統的變革理論體系，沒有真正突破傳統話語，所以只能一直居於守勢，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於傳統話語仍居主導地位，所以守舊者掌握著傳統話語的解釋權，並依靠這種話語優勢使自己居於道德、政治的優勢地位而使變革者居於道德、政治的劣勢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剝奪、起碼是嚴重削弱了變革的合法性，這也是中國近代變革之路曲折多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應當承認，與洋務派相比，維新派相當重視意識形態建構，他們從古今中外變法圖強的歷史中為變革尋找合理性，特別是引入達爾文的進化論，成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時期，這種意識形態的建構工作才剛剛開始，影響只限于少數“讀書人”和個別官員，變法的“合理性”遠未深入人心，未獲廣泛支援，這也是變法失敗的重要之處。雖然如此，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圖譜，卻是從戊戌時期開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為今後的變革提供了思想基礎，這也是維新運動更深遠的意義所在。（雷頤）

    光明日報2002/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