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樹溝子的官司最能説明這兩個人是怎樣工作的。一傳十，十傳百，柳樹溝子的村民們聽説了王、李二人以前打贏的官司，於是紛紛找到王學福和李志增進行諮詢。在聽了村民們訴説暴力反抗的理由之後，王學福打消了村民們的疑慮。他告訴村民們，根據1998年中央政府的指示，政府幹部斥諸暴力也將被追究法律責任。“我建議他們為那兩個在爭鬥中受傷的人取得法律上的證據以及醫院的專家鑒定書”，他説。在取得上述文件之後，王李二人幫助村民們起草了一份針對縣政府的全民抗議書，要求“政府賠償”——起碼是賠償受傷村民的醫療費用。在起訴書種他們並沒有過多提到對於賦稅及攤派費用過重的不滿，這兩個人都堅持説，他們關心的並不只是錢。（王和李都制定了各自的法律諮詢費。）“錢是很重要，但錢不是唯一的，”李志增説。“我們想讓那些官僚幹部們知道，我們並不是什麼都不懂的鄉巴佬。”

    這種對農民的認識如今已經逐漸開始被一些政府幹部們接受。最近幾年內，已經有了幾件由於對危險的工作條件不滿而發生的工人起訴他們僱主的成功的民事訴訟案例——大多是發生在城市內，並且工人們都有專業律師的援助。

    然而在農村，一個農民如果想要起訴地方政府或者向政府反映不平仍然困難得多。“法庭往往會顧慮到受理特殊案例的政治影響，”一位在北京的美國律師説，該律師正在研究中國國內法律。按照一般的程式，有冤情的農民們往往會求助於“陳情辦”——這是政府設立的一個機構，它的作用是受理農民的申訴書，幫助農民向更高級領導人反映他們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同時輔助上級單位給與農民合理的解決。但是農民們通過這樣程式反映情況的結果往往無法預料，有時甚至會不了了之。因為有時官僚幹部之間會官官相護。不過，不管怎樣，每當人們聽説某個鄉鎮法院又受理了一起案子，從另一個角度看，都可以看作是法律制度又向前邁了一步。

    這種前進的變化對於整個中國來説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無論是為了運用WTO的規章制度，還是為了能夠確保外國公司在處理商業糾紛的時候能夠有法可依，WTO的進程已經聚焦在中國法律制度改革的需要上。與西方不同，中國目前的11萬律師中只有大約一半人真正擁有律師資格。法官和代理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宣佈為“資産階級”，律師職業的復蘇僅僅從1979年鄧小平推行經濟改革之後才開始。第一部關於律師管理的法案直到1996年才被通過。一種新型的、全國範圍的律師資格考試大致被定在每年3月末舉行，36萬名申請者人已經註冊。

    相對而言，農村法制狀況的變化則不拘泥于形式，也是非正規的。與政府的法令相比，農村變革的動力更多來自社會的發展進步。廣大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受到社會自由化、群眾思想解放的鼓舞，已經不像從前那樣逆來順受了。那些來自民間的積極分子正在努力獲得更多法律知識，經常有一些人的辦案經驗已經超出了他們所在農村的範圍，比如説幫助軍隊中的某個戰士，或者是在某個繁榮發達的沿海城市打工的民工。山東本地人陳光成（音）就是一個例子。陳光成生活在離山東省的省會濟南200公里的一個小村莊裏，那是個很偏僻的地方，甚至很少能收到電視信號。“如果下雨，”這個32歲快人快語的農民説，“那就沒人能看得了電視了。”1998年，陳光成來到南京的中醫大學學習。他的專業是針灸和按摩，但他同時也學習了一些法律知識。

    陳光成是個盲人。他第一次與法律接觸是在1996年。那時，他去北京的陳情辦公室投訴，因為他的家人被迫為了他交稅，而實際上他的殘疾人身份應該免稅。令他吃驚的是，他的父母最後居然得到了退還的稅金。此後，從南京回家的時候，他組織當地農民——不僅包括他的村莊，還有周圍一共78個村子的村民們——一起強烈要求關閉一個造紙廠，這個造紙廠從1988年就開始污染附近的一條河流。據當地官員説，黑色的、有毒的、未經過處理的污水破壞了周圍的玉米地和菜地，殺死了水中的魚蝦，甚至引發了當地人皮膚和消化系統的疾病。陳光成和村領導們向上級領導們反映情況，並且寫下了要求治理這條被污染的河流的請願書。他們甚至還聯繫了西方的外交官和新聞記者。最後，英國大使館決定援助他們挖一個180米深的自動水泵的水井以及相應的輸水管道，通過這些管道把乾淨的水引入這個地區。

    目前的中國政府中還有很多官僚腐敗現象存在，尤其是在地方。那些赤腳律師們也不得不承認，只要政府的工作程式仍舊保持非正式、無組織狀態，那麼就沒有可能真正整治腐敗狀況——這是大多數農民們抱怨的根基。如今最主要的腐敗案例仍然在黨內處理，只有不到4%的被調查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然而，一個成功的例子仍然可以鼓舞更多的人。在山東的沂南縣，另外一位盲人農民，61歲的劉奈堂（音），試圖在1997年贏得他的免稅資格。當村子裏的黨支部書記得知了他的要求之後，生氣地在村子裏的喇叭裏喊：“劉奈堂，你個小氣的瞎子，”他這樣喊了快一個月。“你對人民、對社會沒有一點貢獻，那為啥我們要給你特殊待遇？”後來，劉奈堂找到了陳光成的家，陳光成給了他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護法》的複印件。他請同村的一位教師幫他把相關部分錄成錄音帶。“我在我的小收錄機裏放了很多很多遍，有些段子我現在都可以背下來了，”他説。在他裝備充足的“武器”下，劉奈堂不僅得到了他的免稅資格，而且成功地索還了他已經上繳的稅款。從那以後，劉奈堂成了山東省維護殘疾人合法權益的半個專家，幫助殘疾人申請免稅，為他們的官司收集證據，幫助他們聯繫律師，有的甚至遠到北京的律師。“我們得自己為自己的權利而戰，”他説。

    桑園周圍的5個村子已經被當領導起了一個“特別專區”的綽號——意思是説王學福積極承擔政府的責任的地區已經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從而促使政府官員們給與當地人額外的照顧。王學福已經拒絕了各種各樣、來自各個方面的誘惑，同其他赤腳律師一樣，王學福知道，在法庭上，他們有更重要的責任。

    微軟美國全國廣播公司2002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