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坐船從帕泰村到上加村。

    　《尋找鄭和船隊的後裔》（文見本報近期“記者調查”版）終於脫稿了，我如釋重負。這篇文章寫了將近4年，回顧文章的寫作過程，自己體會頗深。

    獲知線索，閱讀史料

    在非洲，常常有人提到鄭和下西洋的故事。據説，索馬利亞有“鄭和村”，肯亞海島上住著鄭和船隊人員的後裔。

    自1999年6月15日獲知具體線索起，我就開始收集有關資料，為採訪做準備。除記者站現有的《非洲史教程》和《非洲概況》外，我請朋友從國內帶來了《中非關係史》和《中國與非洲》兩本書，對其中的相關章節進行了認真研究。在南非當地的圖書館，我翻閱了相關的書籍，借閱了有關東非沿岸考古與歷史學方面的論文，其中與帕泰島關係最為密切的是參加上加遺址考古的專家撰寫的專著《上加：東非海岸穆斯林社會的考古學》。我也曾親耳聆聽南非總統姆貝基在談到中非關係時，提及非洲馬林迪國王向中國明朝皇帝進貢長頸鹿的故事，足見這一歷史事件在非洲的影響。這進一步堅定了我採訪的決心。

    兩次跨國採訪，有時面臨危險2000年12月，我赴衣索比亞採訪，在索馬利亞難民營，儘管聯合國難民署的工作人員盡力協助，仍一無所獲。索馬利亞內戰還未完全停止，深入摩加迪沙和基斯馬尤採訪的條件尚不成熟，我就先去肯亞沿海一帶採訪。

    第二次採訪的路線設計也頗費心思。原計劃直奔帕泰島，又怕遺漏掉馬林迪和蒙巴薩。而且，我對帕泰島的治安狀況一無所知。這次單槍匹馬採訪，冒險的成分相當大。距離帕泰島越近，安全問題越突出，我越是猶豫不決，曾幾次想打道回府，但又不忍心半途而廢。經過一番思想鬥爭，我最終下定了決心。臨行前，在下榻的賓館，我在採訪本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是前來這裡採訪的惟一的中國記者，我將挖掘歷史線索中提及的素材，用事實、數據、耳聞目睹的現狀告訴讀者這裡發生的一切。”

    精心構思

    採訪結束，我本想趁熱打鐵，用第一手材料，一鼓作氣寫完文章，但又覺得光用這些材料寫出來的文章會缺乏根基，而且缺少必要的背景交代，讀者閱讀起來會很吃力。於是，我就埋頭研究在採訪過程中搞到的史料和論文。

    後來，我又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思考我的文章的結構，思考怎樣才能把史料與第一手材料融為一體。例如，我通過閱讀大量史料，了解到東非沿海一帶的民間傳統，知道當地的歷史是代代口頭相傳，很少有書面資料。於是就到西遊村去採訪他們的的頭人，獲得了大量鮮活的第一手資料。兩者結合，我寫了“中國人建西遊村”的故事。

    地名、人名力求準確

    在採訪過程中，我儘量用事實説話，對人、事、物做到真實準確。有時，文章中的一個地名或人名就花費了我不少精力。帕泰島上由中國人創建的SIYUVILLAGE，到底如何譯成中文，是西遊村，還是西域村？我先是根據中文拼音譯為“西域村”，後來反覆推敲，在發稿前又改為“西遊村”。這一改動主要是為了嚴格按照當地人對村名的發音而“音譯”的，除與文中的其他地名、人名的譯法取得一致外，又不影響鄭和“下西洋”是去“西域”“遊歷”這層意思。

    另外，當年孟加拉國王向中國皇帝貢奉“麒麟”的那幅著名“貢奉圖”作者的名字，英文翻譯為“SHENTU”，國內近年出版的有關書籍也將其誤譯為“沈涂”，這是將英文按照現代中文拼音規則再翻譯回中文造成的錯誤，而以前中國人名和地名採取的是“韋氏”譯法，與現代中文拼音有一定聯繫而區別又相當明顯。為了弄清楚到底是“沈涂”還是別的名字，我曾用放大鏡仔細閱讀《非洲概況》一書中該畫的落款，覺得“沈”字無可置疑，但“涂”字似是而非。苦於無法查看原畫，心中一直犯疑。今年1月，我在南非國民議會參觀“非洲千年項目”展覽時，終於見到了這幅畫。由於畫面大、落款字號相對大而極易辨認，終於看清楚落款是“沈度”而不是“沈涂”。為搞清這個人名，我嚴謹得像一位學者。

    中非交往的一個難得的證據

    我之所以十分重視“鄭和的故事”的寫作，是因為這個故事本身非常吸引人，同時它又是古代中非交往中一個難得的證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世人：鄭和船隊遠航抵達過東非海岸，譜寫了中非友好關係的光輝篇章。

    作為記者，我已經將我所了解的“鄭和的故事”交給了讀者，也交給了搞研究的學者。如果讀者和歷史學家能從中有所收穫，那將是我最大的欣慰。 （李新烽）

    《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