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東京結識他的。他的父親是一個文化界的老前輩,提起來讓我肅然起敬。他長得蠻酷,高個子,小平頭,一身牛仔服,背一個牛仔包,顯得幹練而灑脫,有點像高倉健。跟我們説話,一張嘴,就是標準的京片子,聽來很親切。而跟日本人交談,他又是流利的日語,不帶任何的磕巴。他已經從學校畢業找了份穩定的職業,拿到日本的“綠卡”,把老婆孩子接到了東京。這次我隨攝製組到日本採訪,他是“全陪”。
乍一接觸,他給人的印象頗有男子氣,似乎在東京生活多年,還保存著北京人的豪爽。那天晚上,他帶我們吃燒烤,為我們接風。大家聽著他介紹日本風情與民俗,品嘗著日式的燒烤和清酒,不亦樂乎。他笑道:“吃好哇,以後天天這樣吃可不行啊。”果然,次日起就吃便餐了。最不可思議的是,第三天早晨,我們出外景,一個景點接著一個景點趕拍,大家忙於工作,他也不提早餐的事,其實置身於大城市,便食店隨處可見,我們不好意思説,他居然也就“裝蒜”,直到中午,一個被採訪者招待我們午餐。直到我們“抗議”了,他才交待他的助手,出發前到便食店買三明治之類的早餐食品。
我們的外景點與採訪對象遍及日本的本洲全島,沿著高速公路,他和助手開麵包車送。有幾個白天跑出幾百里拍攝,完了再返回一個地方睡覺,幾百里路程來往奔波,又疲勞又不能休整,連拍攝些城市夜景都不可能。後來才知道,他這樣安排是為了省錢,寧可多跑幾百里,也要到事先打過折的那家飯店用餐,算來跑長途的汽油費比房錢更便宜,可是我們的有限時間,大都在路上浪費了。
相處得長了,我們也看出些門道。原來,我們的費用是打進接待公司的賬上,而他估計是“二承包”,省下的錢都歸他,在他的熱情底下,是冷靜的盤算。好在我們也有君子風度,國情不同,退一步想,儘量不鬧什麼彆扭。
臨走的前一晚,他把老闆請來,陪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自助餐。他又像“接風宴”那樣豪爽起來,頻頻用葡萄酒敬各位,當然葡萄酒和果汁都是免費的。因為我們這一行人少來了一位,費用卻已經包含在內了,他就表示要送一份禮物。等他鄭重其事地把禮物從包裏拿出來,放在餐桌上的時候,我不禁想笑,那竟是麥當勞的絨毛玩具,不知哪天吃快餐得的。他大概忽略了,麥當勞在國內早已不新鮮,這禮物也太不像樣了。領隊到底有領導風範,仍然很有禮貌地接了。
在東京“最後的晚餐”,大家聊得很晚。他説起他來日本後的經歷,真是不容易。他原來在北京挺風光的,在攝影界小有名氣,到日本留學從頭來,洗過碗,端過盤。他現在有兩個孩子,全家人所有的衣服都是到國內探親時買的,國內便宜得多。在東京得節儉過日子,日本經濟近來不景氣,不論找工作還是做生意都難著呢。他如今所在的公司是做中國人生意,憑著兩邊熟門熟路,負責聯繫、接待和陪同中國的團隊,收入算是不錯的。我在探尋他的思維脈絡:在他的身上,究竟是北京性格還是東京性格,或者是各佔一半。我突然冒出一個想法,他應該是半個東京人吧。(寧軍)
《揚子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