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狂的日本軍人的“武威”，在1945年8月那個多雨的時節終於變成垂頭耷腦的繳械。伴隨著蘇聯紅軍坦克、飛機轟鳴和中國民眾奮起的呼聲，在東北土地上存在了40年之久的關東軍宣告投降。

    -昔日“皇軍之花”戰敗前已變為“悽慘的稻草人兵團”

    在中國政府管轄的土地上，外國軍隊竟能長久“駐屯”並任意欺淩當地官民，是近代半殖民地社會的特有現象。關東軍在滿洲建立及其發動事變“反客為主”，更顯示其嚴重惡果。

    1904年日本對俄開戰侵入中國南滿，翌年擊敗俄軍後雙方簽訂停戰撤軍協定。日軍卻以“護路”為名留下一個師團多的部隊，長年駐紮在旅順至長春的鐵路沿線，還于1919年建立了“關東軍司令部”。關東軍在鐵路沿線的屬地，中國東北軍不得進入，成為“國中之國”。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日軍正是從南滿鐵路屬地衝出，一天內便佔領瀋陽、長春、遼陽等城市。隨後，關東軍又成為日本建立偽“滿洲國”並進行統治的主要工具。

    在20世紀30年代，關東軍實權人物長期是天皇信任的“宮廷黨羽集團”要角，其參謀長中還出了兩名戰時首相──東條英機、小磯國昭。陸軍最精銳的第一、第二、第四等師團，也長期配備于關東軍，日軍裝甲兵最盛時的三個坦克師團中也有兩個隸屬其內。關東軍在“七七事變”前幾年保持在10萬人上下，1941年鼎盛時擴充為85萬人，戰敗前夕還有75萬人。

    1942年以後日本戰況惡化，關東軍基幹部隊相繼被調到其他戰場。至1945年夏季，下屬的24個師團竟有20個師團剛組建幾個月。兵員除二次入伍的逾齡者和新兵外，被認為是“二等國民”過去無當兵資格的朝鮮人也被作為“兵補”。此刻剛接任司令官的山田乙三大將到各軍視察檢閱部隊，驚訝地發現許多炮兵聯隊只有徒手兵列隊，原來除了難移動的要塞炮，其他火炮大都被調到太平洋戰場和本土。

    關東軍最後唯一的“新奇武器”，便是七三一部隊的細菌。然而這種生物武器的特點決定了應撒布于敵人深遠後方，關東軍此刻也沒有了可向蘇聯縱深實施大量細菌投放的空中力量。可以説，中國的持久抗戰和太平洋戰爭，已經把關東軍熬到接近燈枯油盡的地步。

    -蘇聯十天內打敗關東軍的“遠東戰役”

    　近乎一場戰鬥不多的強行軍

    當時日本雖大勢已去，卻寄希望於蘇聯保持中立並出面調停“休戰”，條件是將南庫頁島和北滿權益讓給蘇聯，日本“保存皇土”(二次大戰前的領土)和“維護國體”(天皇制)。哪知史達林早與美英達成雅爾塔協定，確定結束對德戰爭三月後便對日開戰。

    1945年8月8日晚(亞洲東部時間已到8月9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向日本大使遞交了宣戰書。此刻集結了150萬重兵的蘇遠東軍已利用夜幕掩護在邊境展開，天亮前便向滿洲、朝鮮北部和庫頁島南部同時展開了進攻。在5500輛坦克(含自行火炮)的掩護下，乘著近10萬輛美制卡車的蘇軍在遼闊東北大地多方向開進，頭頂上有3000多架飛機掩護。在煙塵滾滾、馬達轟鳴的地空協同交響曲中，蘇軍的遠東戰役成為其現代化閃擊戰最典型的樣板，在內蒙古方向突擊的裝甲集群6天內便開進了600公里而到達吉林西部。基本由步兵構成的日軍除了少數依託永備工事頑抗外，其餘大都望風而潰而無法招架。

    關東軍總司令部在開戰第三天便由長春撤到通化的山中，準備放棄北滿，所屬各部隊陷入一片混亂。當時的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也説，關東軍再打下去連兩個月也堅持不了。

    蘇聯出兵，使日本最後失去“媾和”希望，天皇裕仁從美國得到不追究他戰爭責任並保存國體的許諾後(由此而論日本投降並非完全無條件)，于8月15日令電臺播放了“終戰詔書”錄音。關東軍總司令部得到收聽通知後，匆匆從通化回到長春的辦公大樓。官兵們立正恭聽從來未聞的“禦音”，現場之寂靜，連眼淚掉在地下的聲音都能聽到。聽完廣播，那些長期驕橫並有“下克上”越權傳統的參謀軍官雖一時驚得呆若木雞，回過神來馬上又聲嘶力竭地叫喊著要“繼續抗戰”，經一天多爭吵，到17日淩晨山田司令官才裁決“奉戴聖旨”。

    天皇的詔書只稱“接受”波茨坦宣言(宣言內容要其投降，普通日本人卻不知)，通篇無“投降”字樣，於是關東軍總司令部下達的命令也只要求與蘇軍“停戰談判”。當時前線部隊多按自我理解行事，有的繳械，有的仍繼續抵抗並要求談判。明明戰敗，卻一直稱為“終戰”；投降繳械，又被説成“莊嚴地放下武器”。日本當權者為了保全面子，一直玩這種文字遊戲。這不僅在投降時拖延時間多死了不少人，且為戰後不服輸留下伏筆。

    -蘇聯軍使進入總司令部大樓

    才使日軍放棄談判要求接受投降

    日本天皇“八一五”講話後，除蔣介石讓在華日軍繼續持械“維持秩序”而不得向共産黨繳槍外，其他盟軍都命令日軍立即放下武器，根本不同投降者進行什麼“停戰談判”。蘇聯遠東軍在繼續向當面日軍進攻時，又派出軍事使節直飛長春要求關東軍無條件繳械。

    8月19日中午，阿爾捷緬科上校率5名軍官、6名士兵組成的軍使團，在9架殲擊機護航下到達長春機場降落。在場的淺田大佐陪蘇軍代表乘車駛往關東軍總司令部，並直接進入山田司令官正在主持會議的辦公室。面對“單刀赴會”式的蘇軍代表，山田大將藉口部下可能採取自由行動來進行恫嚇，然後要求進行“停戰談判”，得到的回答卻是只有投降而不能討價還價。這時，又一批蘇聯空降兵在長春機場著陸，山田乙三眼見不可能再講條件，只好站起身向蘇軍代表交出了象徵指揮權的軍刀，宣佈關東軍投降，自己和下屬都成為蘇軍的俘虜。

    橫行東北40年的關東軍，就此宣告最後覆沒。至於其總司令部的結局，還存有一個小尾巴。8月19日之後，蘇軍鋻於關東軍部隊有些仍在抵抗，有的還失去了聯絡，便暫時保留了其總司令部的原班人馬，讓其繼續下達貫徹投降命令，只是派官兵監管其通信聯絡。

    9月5日，蘇軍見東北日軍已完全繳械，便將關東軍總司令部全體軍官召到大廳裏。在“波波莎”輪盤槍的槍口之下，蘇聯兵推搡著他們排好隊，令其挨個過來解下係著手槍和軍刀的腰帶放到桌上，山田等頭目則沮喪地坐在前面的椅子上觀看。佐級和尉級軍官們都與士兵一起被送往西伯利亞做苦役。日本將級軍官還受點優待，被集體押到伯力戰俘管理所，與偽滿皇帝溥儀等同住。當時也有部分關東軍被中方收容，一批戰犯又被蘇聯轉交新中國。在蘇勞動的日本普通戰俘于1949年被遣返，山田等因指揮侵略和細菌戰爭罪而被蘇聯判刑者，也在1956年與中國釋放日本戰犯的同時被減刑送回國。

    最後值得寫上一筆的是，關東軍戰犯、戰俘得到新中國寬大和教育改造後回國者，絕大多數站到反戰和爭取進步的立場上。在西伯利亞遭受苦役懲罰的近50萬戰俘，回國後則多半積極反蘇反共。筆者多次訪日時，所遇到的從中國遣返的關東軍老兵，一般都稱讚中國共産黨的政策並主張中日世代友好，而從蘇聯返回者則態度相反。真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1956年中國特赦大批日本戰犯時，周恩來總理曾解釋説，現在廣大群眾對此可能不理解，可是再過幾年、幾十年就會看出效果。能否化腐朽為神奇，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從中蘇兩國對待關東軍俘虜不同的政策上，又能看出截然不同的結果。（徐焰）

     《北京青年報》2002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