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趣現象是，西方人要比中國人自己更傾向於談論一個隱約浮出水面的“中國世紀”的問題。外國人這麼熱衷於“中國世紀”實際上多半是由於中國經濟出色表現的緣故。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平均速度超過8%以上的年增長率，這比有史以來任何增長紀錄都要快得多。儘管中國目前仍處於大規模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中國也已經建立了目前在世界上排第七位的國民生産總值（GDP）。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當前外匯儲備高達1650億美元，在世界上僅次於日本。

    不過，人們想像中幾乎是潛力無限的中國市場終於也在某些具體領域出現了飽和的跡象，如儘管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膠片市場，但柯達現在已經在中國建立了超過5000家照片快洗店，基本實現了對全行業的控制。“如果説19世紀屬於大不列顛而20世紀屬於美國的話，現在應該輪到中國了”，曾駕駛一輛黃色米塞德斯（Mercedes）轎車歷時7周穿越中國的投資業權威人士吉姆羅傑斯（音譯）評論道。

    相對於海外一些專家對中國未來發展狀況積極樂觀的預測，中國人自己對他們前途的預測則顯得更為謹慎和週到，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人為之驕傲的悠久歷史形成的民族特性有關。“某些喋喋不休地談論‘中國世紀’的人往往只是想重提‘中國威脅’”，王曉東（音譯）評論説，“很久以前中國曾經十分強大了，遠比羅馬帝國強大。和那時的中國相比，現在的中國還很弱小。”

    中國並沒有把軍事力量當作維持她國際地位的最重要手段，她相信尊重相互關係要比地理上的支配更具有決定性。“如果成為超級大國意味著成為曾經是美國的對手前蘇聯那樣的國家的話，我不得不説‘不’，21世紀也不會成為中國主宰的世紀”，網名為“中國之鷹”的一個年輕人説。

    在今年5月美國EP-3E間諜飛機事件後，中國電腦駭客大舉進攻美國網路站點，使美國多家著名網站陷入癱瘓，丟盡了顏面，“中國之鷹”就是在此期間建立的旨在為那些電腦駭客提供聯絡和交流場所的網上線上論壇的網路管理員。“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美國人的大相徑庭。他們可以為自詡為‘太平洋警察’而感到驕傲自豪，但我們的自豪感源自我們對中國必將變得繁榮富強、中華民族必將獲得振興的堅定信念”，他又接著解釋説。

    同歷史上中國領導人曾經有過的高傲姿態相比，當代中國的領導人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有時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做作的謙遜。著有20多本關於中國經濟和商業環境專著的評論家勞倫斯布拉姆（音譯）最近又編纂了一本新書《中國世紀》，該書由多位重量級中國政府部長和西方企業首席執政官、執行總裁的著述彙編而成。

    布拉姆稱，起初這本書預定的副標題是“世界下一個超級大國”，但是中國的官員們認為這樣的副標題太盛氣淩人因而被否決了。最後，定稿時書名是這樣的：《中國世紀：下一個經濟動力中心的覺醒》。即便是這樣一個修改後的標題，一些中國人還是覺得有自吹自擂的成分。“要是一個中國人的話，他就絕不會用那樣的話作標題，因為在中國人眼裏，那樣的標題根本不夠謙虛，”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評論説。

    另一方面，恰如西方金融分析家們將股市視為一個迴圈增長的市場那樣，中國人也並不認為國家的發展有一個最高點，他們認為中國國力的發展是一個在興衰迴圈中不斷獲得進步的過程。

    在1980年的時候，中國那不算龐大、強大的海軍對南太平洋進行了首次遠航，於是當時海外就有一些軍事分析家開始警告説，中國人民解放軍對亞洲的“藍色水域”抱有“霸權主義雄心”。然而，北京方面對自己的遠航卻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中國認為她對南太平洋的海上探險並不像外界所鼓吹的那樣是向鄰國炫耀武力，企圖站在亞洲鄰國頭上作威作福，而只不過是自己遠洋傳統的一個延續。

    早在15世紀前期，從1405年到1433年這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中國明王朝的三保太監鄭和就曾統帥數百艘規模浩大的商船戰艦先後七次出使“西洋”，到達波斯和桑給巴爾(非洲坦尚尼亞的一部分)等三十多個亞非國家和地區。他們出海時帶去的是絲綢和黃金，返回時為中國皇帝帶回的是各國的珍寶和貢品（包括非洲長頸鹿）。鄭和所指揮的“寶船”長逾100米。不僅如此，他們這次航至紅海的遠洋航行比世界著名航海家哥倫布遠航發現美洲還要早半個多世紀。直至今日，軍事文化還是能夠將當代中國海軍的出航同鄭和下西洋聯繫起來。

    歷史同樣告誡當代中國，興衰迴圈是多麼容易逆轉，一個國家由盛而衰的轉變是多麼發生。1433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是他自己也是現代中國最後一次遠洋航行。此後不久，明朝廷就頒布法令，取締了所有非單桅桿船隻。為了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應付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威脅，明朝放棄了航海事業。當時保守的儒家官僚機構走向閉關鎖國，開始輕視海上貿易，放任運河、煉鐵廠、造船廠等創新設施逐步衰敗直至無法再使用。最後，官僚的腐敗和農民起義直接導致了明王朝的覆滅。

    對那個時代自我否定的反省常常使像國家主席江澤民這樣的當代領導人心情深感沉重。“導致15世紀中國落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江澤民在今年早些時候這樣説，“就是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封閉了國際交流的渠道，沉湎于偏狹的傲慢和夜郎自大，導致中國無法跟上世界科學和技術發展的腳步。結果中華民族無可挽回地錯失了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新聞週刊》200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