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十多歲的時候，江權龍(音譯)就清楚地知道他與別人是不一樣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江無法像周圍人那樣對社會主義社會充滿美好的憧憬。作為一個農村地主的兒子，他在學校裏處處受到同學的歧視，並被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所以，從一懂事起，江就立志在商界有所作為。幾十年以後，在中國社會經濟改革取得眩目成就的推動之下，江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成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家。

    同時，江還成為了一名共産黨員。在中共建黨80週年之際，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鼓勵新興中産階級加入共産黨的講話。江權龍就是這一新趨勢的範例。

    50歲的江權龍有些禿頂，但臉上挂著孩子氣的微笑。他擁有的金屬公司是中國最受關注的私人企業之一，也是中國率先在外國證券市場上市的私企。但從他曲折的經歷可以看出，在中國一傢俬人企業要想取得成功有多麼的艱辛。

    這麼多年來，為了打通關係、減小阻力，江一直把自己的企業從名義上納為國有資産，這就使企業的利潤分配就受到了影響。最近，他終於以240萬美元的價格，讓自己成為“中國稀土公司”真正而唯一的主人。

    中國的私營企業在1949年以後大多被關閉或充公了。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它們又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在去年一年，私營企業為中國創造了458萬個工作機會，並在國民生産總值中佔有超過20%的份額。而僅僅在10年以前，它對於國民生産總值來説還是微不足道的。

    雖然江先生是個精幹的企業家，但近來對私營企業的政策放寬仍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的稀土生産主要用於電腦和手機製造業。在整整15年裏，它的企業在性質上屬於鄉鎮企業，因而在名義上歸屬於宜興政府。宜興是一座距上海約240公里的城市。

    但現在，國家決定以法律的手段保護私營企業家的利益。受這一新政策的鼓勵，江先生和數以百計和他情況類似的企業家大膽地“摘去了紅帽子”，成為完全獨立而成熟的私營者。宜興，這個江蘇南邊的城市是這場變革的中心。

    據中國權威的金融雜誌《財經》報道，截至去年底，在蘇南地區約85000家鄉鎮企業中，有92.3%從集體所有制性質轉為完全的私有制或股份制。

    江先生便親身經歷了這個轉變。在1984年，他還在黃河邊的古城開封一家國有制鎂廠供職。“每天都差不多，數不清的飯局和聚會，即使在沒有客戶的時候也一樣。”在他的只經過簡單裝修的辦公室裏，江先生這樣回憶道。

    就在那一年，江先生放棄了這份工作，和妻子錢遠英（音譯）回到了宜興，當時，他只有360美元的資金。夫妻倆從此開始了在稀土業方面的發展。江，這個受人歧視的地主的兒子，終於擁有了自己的事業，並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和成千上萬的私營企業主一樣，那時候江先生不得不承認當地政府為他的公司的名義所有者。“沒有他們你不可能幹得起來。”他説，“他們提供了一位私營業主所需要的保護。”

    江蘇鄉鎮企業的發展極為迅速。在一些年頭裏，鄉鎮企業以每年增加60%的速度飛速發展。但是到了1996年的時候，增長率便開始止步不前。這源於兩個主要的缺陷：即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權責不明，企業的産權不清。權責不明意味著企業盈利時萬事大吉，一旦虧損，政府便要蒙受損失。産權不清意味著企業會在資金獲得方面受到阻礙——誰願意貸款給一家不知真正的所有者是誰的企業呢？

    最終江先生的太太錢女士加入了吉里巴斯國的國籍。吉里巴斯是南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在夏威夷和澳大利亞之間。這樣他們的公司就重新註冊為“外資企業”，還獲得了“免稅”的特權。在1999年，公司終於具備了一個清晰的所有結構。那時，錢太太作為“吉里巴斯人”，擁有公司95%的産權，而江先生以中國國籍只具有5%的産權。用這種方法，公司才得以在香港的股票市場上市。

    江先生的股票上市時每股股價約18美分，總資金額有1800萬美元。現在，通過在過去兩年內的增長，江先生和他太太的持股總額達到1 6000萬美元。

    “我和她一樣，”江先生指著他忙碌的太太説，“都過著簡單的生活。”

    但別的私營公司想在香港股票市場上市就更困難了。為了限制資金的使用，北京宣佈，要想在海外股票市場上市，必須獲得中央的首肯。這無疑給許多私營業主造成了障礙。不過，在大陸兩個股票市場裏，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都對私有制企業敞開大門。不過，這兩個股票市場也是以國有企業為主。在1129家上市公司中，只有20家是純粹的私有制企業。

    不過江先生還是幹得很不錯。他與數十個礦井有著業務合作關係。其中有一家還屬於國有。

    “現在有的國有企業的確存在問題。他們不時受到資金短缺的限制，工作效率也需要提高。如果不能按時交貨，會牽連出許多麻煩。”江先生説。

    《國際先驅論壇報》2001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