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1到1982年間,我曾擔任過國際合眾社(UPI)駐北京的主管。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那時在中國的“老外”們互相流傳著這樣一種説法——來到中國的外國人只分成兩種。一種在中國當了老師或者翻譯,和中國人戀愛,幾乎丟掉了所有判斷力以及作為旁觀者“清”的視角。另一種則根本不想和中國的語言、文化發生任何聯繫——他們雖然身在中國,卻從來不嘗試睜開雙眼,了解一下中國社會的現實和變化。
令人遺憾的是,從兩本即將在美國出版的由美國人評論中國現狀的書來看,在過了二十年之後,美國人的思想依然沒有從這兩種模式中跳出來。這兩本書是:由戴維.謝夫所著的《朝陽中國:科技與商業的革命》(Harper Business)和喬 斯圖威爾所著的 《中國夢:世界上最大待開發市場之調查》(大西洋月刊出版社)。
儘管兩本書的書名有相似之處,作者在內容上則對中國的現狀採取了觀點迥異的看法。謝夫先生來自舊金山,是為《連線》、《花花公子》和雅虎新聞供稿的專職作家,和一群年輕的中國網際網路開拓者們關係密切。這幫年輕的中國人開創了像新浪、網通一樣的網路公司。在過去的三年中,謝夫先生跨過太平洋,追隨著他們的一舉一動,甚至成為了其中一家公司的顧問和投資者。從美國新聞界的標準來看,謝夫先生犯了一個小小的忌諱——與他所描述的對象走得太近了。而謝夫先生本人也承認這一點。“對於我的評論對象和他們所做的工作,我可能不夠客觀。”他寫道。
他在整本書中以褒獎的語氣描寫了一群生於文革、經歷過改革開放轉型並最終在美國完成學業的中國網際網路時代先鋒。
這群“先鋒”們為中國鋪開了一條與世界介面的網際網路高速公路——謝夫先生認為這足以使中國以“蛙跳”的方式迅速掌握西方的科技。他筆下的“先鋒”們把網際網路當作推動中國進行全面改革的動力,甚至一場新的革命。“一個新的中國出現了。”謝夫寫道。的確,網際網路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力,但讀者還是需要仔細思考——謝夫先生到底是在做確鑿無誤的報道分析,還是有誇大其實之嫌。
與之觀點截然不同的斯圖威爾先生在中國整整呆了十年,曾供職于《經濟學家》經濟資訊板塊。然而,在他的書中卻看不到任何他曾與中國人切實接觸的跡象。他似乎根本看不見發生在深圳、上海與北京的財富膨脹,也對中國人脫下刻板的藍灰制服,穿起多姿多彩的職業套裝和時裝這一變化熟視無睹。
相反,他卻以一種離現實很遠的奇怪的方式進行了數字和觀點的論述。在他的筆下,中國經濟註定要崩潰,幾乎所有的在中國投資的外資跨國公司都遭到了“欺騙”。往中國注入數以億計資金的西方投資者們僅僅是在進行“他們的關於中國的狂想。”更出格的是,他把中國人所説的借鑒西方經濟發展經驗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稱為“一派胡言”。
必須承認的是,斯圖威爾先生在書中針對國外投資者在中國的現狀提出了幾點有價值的看法,對中國政治經濟體系中種種不盡人意之處也作了詳盡的描述。但是,他把一個13億人口賴以生活的社會制度貶為“一派胡言”,實在是太草率了。他以一種非常牽強的口吻寫道:“中國在90年代最大變化就是終止了社會主義。”——事實上,嚴肅的中國觀察家們極少有人相信中國已經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90年代沒有,現在依然沒有。
以斯圖威爾先生的觀點,中國如果不徹底解決政治體制中的種種問題,就不可能變成真正的市場經濟化。由此看來,斯圖威爾先生是主張中國奉行“大棒政策”,迅速建立西方模式的民主資本主義。很多中國專家都會對這樣的説法提出質疑,尤其是在目睹蘇聯在進行“大棒”改革後一蹶不振之後。所以,儘管此書有長達58頁的註腳,也不能讓人相信作者的觀點是客觀而公正的。
相比之下,儘管謝夫先生的書也存在缺陷,仍是兩本書中較好的一本。謝夫先生在書中描述他與薄峰(謝夫書中的主人翁之一,最早想到以中國剛起步的網際網路事業吸引外資的人之一,年輕的中國業主)一同上網沖浪之事並不明智。也許上網沖浪對《連線》的讀者來説意味著真理,但並非所有的人都這樣認為。同時,謝夫還在書中錯誤地解釋了“中文拼音”的含義。中文拼音指的是一種漢字的音譯系統,而和漢字的意義無關。
但至少謝夫先生親身體驗了在中國首都的“矽谷”——中關村裏發生的事實,並由此引申出一些有意義的觀點。在年輕一代在網際網路世界努力開拓的時候,一個主要的發展障礙也出現了,那就是管理技術的缺乏。很多人尚不明白市場與競爭的真正含義和二者的重要價值,也不懂得如何在限定的時間內賺到該賺的錢。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國的企業家中,這些必備的技能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們在美國大學裏接受的教育以及與美國投資者之間的接觸。
《朝陽中國》一書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政府對待網際網路的態度。政府是很希望企業家們擴展網際網路事業的,無論是私人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因為這樣會推動中國數字技術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政府和企業家們就能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聯合起來,那就是以網際網路為手段,超過經濟上的競爭對手比如美國。而事實看來的確如此,中國目前已經比美國擁有了更多、更新的光纖維網路設備——美國的公司目前仍在通過舊的網路系統盈利,似乎很不情願投入資金使用新的産品。
但中國政府時而又表現出它並不希望過多的外資捲入中國的網際網路事業,因為不想削弱其對敏感資産的控制力。然而像田溯寧這樣的企業家們心裏明白政府的實際做法會比説的寬鬆一些。田溯寧曾在德克薩斯理工大學獲得過博士學位,是中國網通的首席CEO。中國的官員很清楚網路公司需要外資的扶持。這也就是政府為什麼會以多樣化的方式允許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美國線上(AOL),時代華納(Time Warner)和最近的eBay的在華投資。
謝夫先生關於政府對網路支援的闡述尤其具備啟發性。書中的明星——田先生,曾離開AsiaInfo創立網通,而網通就是受到政府支援的電信公司。一共有四家政府機構是網通的堅實後盾。它們是鐵道部、國家廣電總局、上海市政府和中國科學院。
田先生受到上級許可,他可以自由運用西方模式來啟動網通。網通的目標就是鋪下足夠的有線光纜,建立一個足以和目前佔絕對優勢的中國電信競爭的寬頻網路。書中還描述了朱鎔基總理訪問網通的情景,據説,總理對田先生雄心勃勃、美國式的領導風格以及網通取得的高速發展印象深刻。
但是書中也記載了田先生遇到的一些阻礙。事實上,在謝夫完成他的著作後,政府將中國電信拆分成了四大塊,網通已經被合併入其中的一塊。而田先生以後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目前尚不明朗。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政府的介入降低了整個體系的透明度,使私有網路公司受到了很大的壓力。
總之,一如既往的是,關於中國的發展前景,美國人的觀點容易陷入如前所述的兩種模式——要麼過分樂觀,要麼不假思索的批判到底。看看書店裏賣的書,不是説中國正在進行令人驚喜的翻天覆地的徹底改變,就是説中國註定要徹底崩潰。這些出版物所嚴重缺乏的是對中國現狀的理智、詳盡的闡述,或者真正去理解中國的嘗試。(威廉姆J 侯斯坦)
《紐約時報》2002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