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是上海人對里弄的俗稱，“里弄房子”就是弄堂建築。弄堂和弄堂房子其實是上海開埠後的“土特産”，起初外國人只許中國人在租界裏工作，而不允許在租界裏居住。後來發現要發揮上海大都市的潛力，僅僅靠那些為數不多的外僑顯然是不行的。於是在19世紀5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進入江南，大量富有的中國難民要求移入的情況下，租界當局便順水推舟，將租界向中國居民開放。為了便於管理，就在指定的地塊上興建大批集體住宅。這些房子多為立帖式結構，像兵營一樣聯立成行，對內交通自如，對外只有弄口抵達馬路，弄口設鐵門，可以隨時關閉。沒有想到的是，這種原本是為了便於管理而統一建造的集體住宅，很快發展成為綜合東西方居住特色的上海弄堂，並在隨後的幾十年裏成為上海房地産業的中堅。弄堂房子不僅租界裏有，華界裏也有。至解放前夕上海近420萬的居民中，除了少數外僑和中國富人住著花園洋房，以及100多萬貧民住在城市邊緣的棚屋裏外，絕大多數居民，包括中國和外僑的一些白領階層都居住在各式各樣的弄堂之中，總面積估計達兩千余萬平方米。居高俯瞰，滿目所及都是一片片節比鱗次、此起彼伏的弄堂房子的層頂。難怪王安憶在《長恨歌》裏説，“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它是這座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

     建築是社會生活的鏡子，居住建築尤其如此。在舊時的上海，能住得上弄堂的，至少也是有固定收入者，否則便無法交付每月到期必須繳納的房租與房捐（或稱巡捕捐、綠衣捐）。既然社會是分層次的，弄堂自然也有高中低之別。不同級別的弄堂房子在品質上差別較大，而更重要的差別是地段不同。一般來説，位於閘北、南市的較差，虹口稍微好些，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霞飛路（今淮海路）一帶最好。上海舊時有“上只角”、“下只角”之稱謂，“上只角”就是指城市西區的高級住宅區，“下只角”自然指的是那些低級住宅區，兩隻“角”的房租可以相差三四倍甚至十倍以上。

     弄堂的級別還反映在弄堂裏的生活與文化之中。“倘若走進住家的弄堂裏去，就看見便溺器、吃食擔，蒼蠅成群地在飛，孩子成隊地在鬧，有劇烈的搗亂，有發達的罵言，真是一個亂哄哄的小世界。”這是魯迅先生在《上海的兒童》裏對低級弄堂的描寫。在這樣的弄堂裏，居民為了減輕房租負擔，往往把房子橫七豎八地劃分為許多小間，上面還要搭上閣樓，出租給外地到上海來謀生或逃難的人，自己做起了“二房東”。因而這裡人口密度高、成份雜、居住條件惡劣。由於家家戶戶都是門挨著門，共同分享著屋前屋後的弄堂，如果鄰里之間能夠相互體諒、相互幫助倒還罷了，如果相處得不融洽，難免會為雞毛蒜皮的事情生出是非，一不小心還會惹出各種各樣的“弄堂風波”來。而在那些沉靜而優雅的高級弄堂裏，雖然是非比低級弄堂少了許多，實際上人際關係更加冷漠，除了有三五個男孩在那裏玩耍外，很少有人在此停步。偶而有三兩個人聚在一起低聲談話，也多半是某家的“娘姨”（保姆）和“大師傅”（廚師）。假如哪一扇門忽然開了在迎賓送客，或者有些不尋常的活動時，人們也只是裝成漫不經心地遙望著，而不會上前圍觀，説長道短。人們常説上海人善於處世，門檻精，可能和他們從小就生活在這樣擁擠的弄堂裏、接受這個小社會複雜的人際關係教育有關。

     有些大型的、擁有數百戶甚至成千戶人家的弄堂，儼然就是一個城中之城。裏面雜貨店、小吃店、理髮店、老虎灶、裁縫店，應有盡有，甚至還有工廠。上海的“弄堂工廠”大多由一兩個技術工人帶著幾個徒弟興辦，利用大廠扔下來的邊腳料或下腳貨，因材施用，精心設計，竟製造出許多物美價廉的生活必需品，並在小商品市場中佔著一席之地。而上海“弄堂生意”中最具特色的，無疑是那此起彼伏的叫賣聲，魯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談》裏説，弄堂裏的那些叫賣零食的聲音既漂亮又具藝術性，使人“一聽到就有饞涎欲滴之慨”。除了有叫賣零食點心的，還有叫賣青菜、豆腐、瓜果、雞蛋的，時而還有活雞活鴨。每隔幾天還有修理棕棚、補皮鞋和彈棉花之類的人到府服務。他們各行有各自的叫賣腔調，讓人一聽便知道是什麼行業的人來了。此外，還有算命的、化緣的，晚上還有賣炒白果和賣長錠的，夜深人靜時，説不定還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為家中病孩召魂的長嚎聲……有意思的是，當時許多為了逃避白色恐怖而躲到上海來的進步文人，大多落腳在此類弄堂的亭子間，並因此産生了我國近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特殊文學派別——“亭子間文學”。“亭子間文學”並非描寫亭子間，而是這些住在朝北的、冬冷夏熱的亭子間的文人，在極為惡劣的生活條件下創作出來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

     弄堂作為上海的“土特産”，記載了上海的歷史和風俗，反映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領略上海的弄堂風情，如同翻閱這座大都市的歷史，有助於我們探究海派文化的精神內涵。雖然這幾年隨著舊城改造步伐的加快，許多弄堂都被一座座漂亮的商務樓和住宅樓取代，但是弄堂作為一種歷史、一種文化，將會永遠地留在上海人的記憶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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