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陽光灑進小屋,90高齡的錢學森又開始了工作。雖然因行動不便臥床多年,錢老的工作卻從未間斷。身邊的人員特意為他準備了一張可活動的工作臺。現在,他就倚靠在床頭翻看剛送來的報紙。花白的頭髮雖已稀疏,雙眼卻依然閃爍睿智的光芒。
這是一個空闊澄明的季節,一個散發著豐收的清香的早晨。為了祖國和人民,在科學領域辛勤耕耘70多年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又和往常一樣,開始了他永不停歇的思考、探索……
“我作為一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錢學森用他的一生,實踐著這個平凡而偉大的諾言。
“我是中國人,當然忠於中國人民”
辛亥革命爆發兩個月後,錢學森在上海出生,民族的危難成為他人生最初的記憶。為了救國,中學畢業的錢學森和當時許多有志青年一樣,選擇工科作為人生奮鬥的方向。1934年夏,23歲的錢學森完成在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專業的學業,考取清華大學留美預備班。一年後,錢學森遠渡重洋,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航空專業碩士學位。
貧弱的祖國,淪為常被恥笑的對象。當一位美國學生嘲笑中國人只會抽鴉片、裹小腳,愚昧無知時,錢學森熱血奔涌,噌地站起,對正在哈哈大笑的美國同學説:“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比美國落後;但作為個人,你們誰敢和我比,到學期末看誰的成績好?”
美國學生伸伸舌頭,一個人也不敢應答。他們誰也不會忘記,當沒有一個人能解答一道複雜的動力學題時,正是這個錢學森輕而易舉就給出了答案;當全班都在抱怨試題太難,大部分人考不及格,準備找教授説理時,在教授的辦公室門口,他們看到的,正是這位中國學生工整清潔,沒有任何錯誤、圈改和塗抹痕跡的試卷。
帶著為國爭光的一股衝勁,錢學森只用一年時間就拿下了碩士學位。1936年,錢學森轉學加州理工學院,3年後獲得航空、數學博士學位。隨後,在他的老師、世界力學大師馮 卡門的指導和合作下,錢學森開始了高速飛機的氣動力學、固體力學、火箭和導彈的研究,參與了大量工程實踐,並和同事一道為美國設計、研製出可以用於作戰的第一代導彈,為世界航空工業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論基礎。
錢學森聲名鵲起,成為和馮 卡門齊名的著名科學家。美國軍隊邀請他講授火箭和噴氣技術,美國空軍以他的《噴氣推進》為內部教材。1947年,36歲的錢學森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年青的正教授,擁有了許多人一輩子夢寐以求的地位、名譽和舒適的生活。
錢學森卻從未準備在美國長期生活,他清楚地知道,這裡只是他人生的一個驛站,遙遠的祖國才是他永遠的家園。在美國的20年裏,錢學森沒有買一美元的保險。他將風洞原理應用於風車發電的實例計算中,選取的高度是從海平面起到海拔8公里以上,這正是他的祖國———中國的自然條件。
多年以後,錢學森説:“我在美國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後能為人民做點事。因為我是中國人。”
然而,歸途,竟是那麼的坎坷。
騷擾、阻撓紛至遝來,美國當局動用了可能的全部手段,所有的目的只有一個:無論如何都不讓錢學森回國,因為“他太有價值了,在任何情況下都抵得上3至5個師的兵力”。
坐牢、軟禁,恐嚇、跟蹤,美國反動勢力的迫害和打擊,無法讓錢學森屈服,激起的只是勇敢、無畏的鬥爭。面對檢察官的無理指責,錢學森擲地有聲地回答:“知識是我個人的財産,我有權給誰就給誰。”“我是中國人,當然忠於中國人民。”美國的報紙報道説:被審訊的不是錢學森,而是檢察官!
在錢學森的長期抗議和祖國外交鬥爭的巨大壓力下,美國當局不得不同意錢學森回國。1955年9月17日,帶著豐厚的學識和一腔熱血,錢學森登上了歸國的航船。
“我心情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
20世紀50年代,冷戰的陰雲籠罩全球。西方反華勢力的封鎖和挑釁,嚴重威脅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安全與發展。新中國迫切需要強大的國防。
1956年2月的一個下午,錢學森和葉劍英一道向周總理彙報發展火箭、導彈的設想。總理熱情地握著錢學森的手説:“學森同志,請你儘快把你的想法寫成一個書面意見,以便提交中央討論。”
聽到總理稱自己為“同志”,錢學森心頭涌起一股熱潮。從總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他感受到的是信任和重托。錢學森抑制住內心的起伏,只説了兩個字:“好的。”
幾天后,一份詳盡的“意見書”送到了周總理的案頭。半年多後的10月8日,我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錢學森出任院長。簡短的成立儀式後,錢學森向新分配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了“導彈概論”。新中國曲折而輝煌的火箭、導彈和航太事業從此正式啟動。
這是一條艱辛的探索之路。當時的中國物資匱乏,人才奇缺,只能借助前蘇聯的支援,從仿製入手。1960年,正當仿製工作進入關鍵階段,前蘇聯卻突然撤走了全部專家。
黑雲壓頂,進退兩難。面對困難複雜的形勢,負責這項工作的聶榮臻元帥根據中央的指示提出:一定要爭口氣,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立足國內,無論如何要把導彈搞出來!
這字字千鈞的話語,震動錢學森的心坎。5年前在東北參觀時,陳賡大將曾問他,我們自己能不能造火箭、導彈?錢學森回答説:有什麼不能?外國人能造,我們中國同樣能造!
困難,激發起的只能是強者的鬥志。錢學森和他的同事們毅然承擔起研製中國自己的導彈的歷史重任。多少個白天、黑夜,多少次測算、試驗,憑著中國人的志氣、勤奮和智慧,中國科學家們攻克下前蘇聯專家有意留下的一個個難題。
科學的事情容不得一絲一毫的誤差。為了把失誤盡一切可能消滅在地面,錢學森的工作做到了不能再細的地步。他在基地一呆就是一兩個月,大事小事親自過問。他身邊一直帶著一本《工作手冊》,上面詳細記錄了每次試驗的具體情況。大大小小的異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經解決的注上“已換”、“可用”;尚未解決、落實的,他就用紅筆作個星號。
眾志才能成城。為了發揮大家的才智,無論多忙,每個星期天下午,錢學森總要把幾位總師請到家裏,共同探討重大技術問題。錢學森誠懇地説,大家提的建議如果辦成了,功勞是大家的;失敗了,責任由我承擔。這番話讓老總們幾十年都唸唸不忘。大家暢所欲言,枯燥的討論會開成了心情舒暢的“神仙會”。
1960年11月5日,我國第一枚導彈發射試驗成功。這一天,離錢學森回國僅僅5年;離我國正式啟動導彈計劃不過4年。而美國為了這一步,花費了近10年時間。
錢學森把自己全部的熱血和智慧,奉獻給了祖國的火箭、導彈和航太事業。導彈試驗成功不久,他就開始思考我國導彈事業的長遠發展規劃,著手研究原子彈和導彈“兩彈”結合的飛行爆炸試驗。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正式建議:早日制訂人造衛星研究計劃。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工程因此被代稱為“651工程”……
進入80年代,他和其他科學家一道,推動了“863”計劃的實施。進入90年代,他建議組建科技公司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主張發展第四産業———科技和情報資訊業,關注祖國的煤炭地下氣化技術,倡導建立精神文明學。對正在啟動的西部大開發,他以一個科學家的冷靜提醒:雖然開發是全面的、綜合的,仍然要以農業發展為基礎……
1991年,中央組織部把錢學森和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並列為共産黨員的優秀代表,號召全國人民向他們學習。錢學森得知後徹夜難眠:“我心情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絕不會不愛人民的,絕不會不愛國的”
偉大的創造來自科學的方法。年輕時代,錢學森曾認真閱讀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多次跟學生講,我在科學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收穫。他特別欽佩A 愛因斯坦、R 奧本海默等科學家,因為“他們不僅獻身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事業,而且他們的思想都是辯證唯物主義的”。
辯證唯物主義———這正是錢學森不斷超越他的同行,始終走在科學最前沿的“秘密鑰匙”。
作為一名技術工程出身的科學家,錢學森始終注意從實踐出發,總結、提煉、檢驗理論設想,是一名善於將工程實際與理論創新融會貫通的科學大師;作為一名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錢學森始終以科學的精神對待真理,在長期的科學實踐中,鍛造嚴謹、樸實,實事求是的學風和品格。
堅持真理,實事求是,這是錢學森的科學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風範。年輕時的他不迷信權威,曾經與老師爭論得面紅耳赤;當他成為權威時,面對年輕大學生提出的正確意見,他也坦然接受,立即在講義上作出修改。他經常對人説,我在北京師大附中讀書時算是好學生,但每次考試也就80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並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國的博士口試成績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錢學森寫道:“我近30年來一直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並總是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我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絕不會不愛人民的,絕不會不愛國的。”
單位要為他建房他堅決不同意,因為“我不能脫離廣大科技人員”;100萬港元的鉅額獎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全部捐給了西部的治沙事業……晚年的錢學森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虛懷若谷,淡然面對榮譽、地位、金錢。
“我本人只是滄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偉大的是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産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錢學森,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肺腑之言,一位人民科學家的真誠心聲。
《人民日報》 2001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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