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空闊澄明的季節，一個散發著豐收的清香的早晨。為了祖國和人民，在科學領域辛勤耕耘70多年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又和往常一樣，開始了他永不停歇的思考、探索……

    “我作為一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錢學森用他的一生，實踐著這個平凡而偉大的諾言。

    “我是中國人，當然忠於中國人民”

    辛亥革命爆發兩個月後，錢學森在上海出生，民族的危難成為他人生最初的記憶。為了救國，中學畢業的錢學森和當時許多有志青年一樣，選擇工科作為人生奮鬥的方向。1934年夏，23歲的錢學森完成在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專業的學業，考取清華大學留美預備班。一年後，錢學森遠渡重洋，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航空專業碩士學位。

    貧弱的祖國，淪為常被恥笑的對象。當一位美國學生嘲笑中國人只會抽鴉片、裹小腳，愚昧無知時，錢學森熱血奔涌，噌地站起，對正在哈哈大笑的美國同學説：“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比美國落後；但作為個人，你們誰敢和我比，到學期末看誰的成績好？”

    美國學生伸伸舌頭，一個人也不敢應答。他們誰也不會忘記，當沒有一個人能解答一道複雜的動力學題時，正是這個錢學森輕而易舉就給出了答案；當全班都在抱怨試題太難，大部分人考不及格，準備找教授説理時，在教授的辦公室門口，他們看到的，正是這位中國學生工整清潔，沒有任何錯誤、圈改和塗抹痕跡的試卷。

    帶著為國爭光的一股衝勁，錢學森只用一年時間就拿下了碩士學位。1936年，錢學森轉學加州理工學院，3年後獲得航空、數學博士學位。隨後，在他的老師、世界力學大師馮卡門的指導和合作下，錢學森開始了高速飛機的氣動力學、固體力學、火箭和導彈的研究，參與了大量工程實踐，並和同事一道為美國設計、研製出可以用於作戰的第一代導彈，為世界航空工業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論基礎。

    錢學森聲名鵲起，成為和馮卡門齊名的著名科學家。美國軍隊邀請他講授火箭和噴氣技術，美國空軍以他的《噴氣推進》為內部教材。1947年，36歲的錢學森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年青的正教授，擁有了許多人一輩子夢寐以求的地位、名譽和舒適的生活。

    錢學森卻從未準備在美國長期生活，他清楚地知道，這裡只是他人生的一個驛站，遙遠的祖國才是他永遠的家園。在美國的20年裏，錢學森沒有買一美元的保險。他將風洞原理應用於風車發電的實例計算中，選取的高度是從海平面起到海拔8公里以上，這正是他的祖國———中國的自然條件。

    多年以後，錢學森説：“我在美國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後能為人民做點事。因為我是中國人。”

    然而，歸途，竟是那麼的坎坷。

    騷擾、阻撓紛至遝來，美國當局動用了可能的全部手段，所有的目的只有一個：無論如何都不讓錢學森回國，因為“他太有價值了，在任何情況下都抵得上3至5個師的兵力”。

    坐牢、軟禁，恐嚇、跟蹤，美國反動勢力的迫害和打擊，無法讓錢學森屈服，激起的只是勇敢、無畏的鬥爭。面對檢察官的無理指責，錢學森擲地有聲地回答：“知識是我個人的財産，我有權給誰就給誰。”“我是中國人，當然忠於中國人民。”美國的報紙報道説：被審訊的不是錢學森，而是檢察官！

    在錢學森的長期抗議和祖國外交鬥爭的巨大壓力下，美國當局不得不同意錢學森回國。1955年9月17日，帶著豐厚的學識和一腔熱血，錢學森登上了歸國的航船。

    “我心情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

    20世紀50年代，冷戰的陰雲籠罩全球。西方反華勢力的封鎖和挑釁，嚴重威脅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安全與發展。新中國迫切需要強大的國防。

    1956年2月的一個下午，錢學森和葉劍英一道向周總理彙報發展火箭、導彈的設想。總理熱情地握著錢學森的手説：“學森同志，請你儘快把你的想法寫成一個書面意見，以便提交中央討論。”

    聽到總理稱自己為“同志”，錢學森心頭涌起一股熱潮。從總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他感受到的是信任和重托。錢學森抑制住內心的起伏，只説了兩個字：“好的。”

    幾天后，一份詳盡的“意見書”送到了周總理的案頭。半年多後的10月8日，我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錢學森出任院長。簡短的成立儀式後，錢學森向新分配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了“導彈概論”。新中國曲折而輝煌的火箭、導彈和航太事業從此正式啟動。

    這是一條艱辛的探索之路。當時的中國物資匱乏，人才奇缺，只能借助前蘇聯的支援，從仿製入手。1960年，正當仿製工作進入關鍵階段，前蘇聯卻突然撤走了全部專家。

    黑雲壓頂，進退兩難。面對困難複雜的形勢，負責這項工作的聶榮臻元帥根據中央的指示提出：一定要爭口氣，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立足國內，無論如何要把導彈搞出來！

    這字字千鈞的話語，震動錢學森的心坎。5年前在東北參觀時，陳賡大將曾問他，我們自己能不能造火箭、導彈？錢學森回答説：有什麼不能？外國人能造，我們中國同樣能造！

    困難，激發起的只能是強者的鬥志。錢學森和他的同事們毅然承擔起研製中國自己的導彈的歷史重任。多少個白天、黑夜，多少次測算、試驗，憑著中國人的志氣、勤奮和智慧，中國科學家們攻克下前蘇聯專家有意留下的一個個難題。

    科學的事情容不得一絲一毫的誤差。為了把失誤盡一切可能消滅在地面，錢學森的工作做到了不能再細的地步。他在基地一呆就是一兩個月，大事小事親自過問。他身邊一直帶著一本《工作手冊》，上面詳細記錄了每次試驗的具體情況。大大小小的異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經解決的注上“已換”、“可用”；尚未解決、落實的，他就用紅筆作個星號。

    眾志才能成城。為了發揮大家的才智，無論多忙，每個星期天下午，錢學森總要把幾位總師請到家裏，共同探討重大技術問題。錢學森誠懇地説，大家提的建議如果辦成了，功勞是大家的；失敗了，責任由我承擔。這番話讓老總們幾十年都唸唸不忘。大家暢所欲言，枯燥的討論會開成了心情舒暢的“神仙會”。

    1960年11月5日，我國第一枚導彈發射試驗成功。這一天，離錢學森回國僅僅5年；離我國正式啟動導彈計劃不過4年。而美國為了這一步，花費了近10年時間。

    錢學森把自己全部的熱血和智慧，奉獻給了祖國的火箭、導彈和航太事業。導彈試驗成功不久，他就開始思考我國導彈事業的長遠發展規劃，著手研究原子彈和導彈“兩彈”結合的飛行爆炸試驗。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正式建議：早日制訂人造衛星研究計劃。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工程因此被代稱為“651工程”……

    進入80年代，他和其他科學家一道，推動了“863”計劃的實施。進入90年代，他建議組建科技公司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主張發展第四産業———科技和情報資訊業，關注祖國的煤炭地下氣化技術，倡導建立精神文明學。對正在啟動的西部大開發，他以一個科學家的冷靜提醒：雖然開發是全面的、綜合的，仍然要以農業發展為基礎……

    1991年，中央組織部把錢學森和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並列為共産黨員的優秀代表，號召全國人民向他們學習。錢學森得知後徹夜難眠：“我心情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絕不會不愛人民的，絕不會不愛國的”

    偉大的創造來自科學的方法。年輕時代，錢學森曾認真閱讀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多次跟學生講，我在科學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收穫。他特別欽佩A愛因斯坦、R奧本海默等科學家，因為“他們不僅獻身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事業，而且他們的思想都是辯證唯物主義的”。

    辯證唯物主義———這正是錢學森不斷超越他的同行，始終走在科學最前沿的“秘密鑰匙”。

    作為一名技術工程出身的科學家，錢學森始終注意從實踐出發，總結、提煉、檢驗理論設想，是一名善於將工程實際與理論創新融會貫通的科學大師；作為一名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錢學森始終以科學的精神對待真理，在長期的科學實踐中，鍛造嚴謹、樸實，實事求是的學風和品格。

    堅持真理，實事求是，這是錢學森的科學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風範。年輕時的他不迷信權威，曾經與老師爭論得面紅耳赤；當他成為權威時，面對年輕大學生提出的正確意見，他也坦然接受，立即在講義上作出修改。他經常對人説，我在北京師大附中讀書時算是好學生，但每次考試也就80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並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國的博士口試成績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錢學森寫道：“我近30年來一直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並總是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我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絕不會不愛人民的，絕不會不愛國的。”

    單位要為他建房他堅決不同意，因為“我不能脫離廣大科技人員”；100萬港元的鉅額獎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全部捐給了西部的治沙事業……晚年的錢學森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虛懷若谷，淡然面對榮譽、地位、金錢。

    “我本人只是滄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偉大的是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産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錢學森，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肺腑之言，一位人民科學家的真誠心聲。

    《人民日報》 2001年0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