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機構的調查認為，這些涉及安徽農村成千上萬人的基因研究項目，有諸多違規之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在項目開始之前，沒有按美國政府有關條例的規定，事先接受倫理機構的評議和審查。有若干這些美國學術機構參與的項目，都是在未經其審查部門評議的情況下開始進行的。

    ——未充分讓參與者知情，並且不能確定他們是否在充分知情的條件下完全自願地提供血樣等基因樣品。這些項目採集基因樣本的現場，大都是在經濟欠發達的安徽農村地區，參與者是平均教育水準不夠高的農民。而有些項目的知情同意書採用了他們難以理解的複雜語言；有些知情同意書沒有列出一些測試項目可能引起的危險和不適；還有一些知情同意書，書寫日期的筆跡與參與者簽名的筆跡不符，日期書寫的筆跡似乎出自一個人之手，有事後補簽之嫌。——參與者是否能從研究中獲益，令人懷疑。美方調查者援引美國政府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８日發表的《貝爾蒙報告》説，“由公共資金支援的研究導致治療性發明的開發時，（社會）公眾要求這些發明不能僅僅有利於那些能夠付得起這些發明的人，這樣的研究不應過分依賴那些不可能從以後的研究應用中受益的人群。”美方的調查提出，參加哈佛項目的安徽群眾從這些項目的成果中受益的可能性很小。——實際情況與項目授權的出入較大。比如，對“哮喘病的分子遺傳流行病學”的研究，批准招募的受試者為２０００人，但實際招募的達１６６８６人。而且未經主管部門的批准，研究者們就把對每個受試者付給１０美元的補償改為提供便餐、交通加誤工補助。——關於這一點，據我們在安徽調查，就是兩包速食麵加１０元到２０元錢誤工費。此外，批准的每份血樣的採集量是２茶匙，但實際增加到６茶匙，所用的支氣管擴張劑也和報批的不一樣。在另一項關於紡織女工輪班制對生育的影響的研究中，報批的是在確認懷孕前，每個月抽７天採集尿樣。但在實際中，未經批准便擅自改為每天採集尿樣。美方的調查認為，徐希平博士的違規是“廣泛而嚴重”的。

    違規項目何以通行無阻

    當人們就哈佛在安徽的基因合作項目是否做到符合生命倫理準則提出疑問的時候，美國《華盛頓郵報》在去年６月發表了一篇報道，説兩位中國國家人類遺傳資源辦公室官員告訴美國駐北京使館官員，中國的調查沒有發現反對這些項目的證據。

    但是，人類遺傳資源辦公室副主任王宇在２００１年８月８日約見熊蕾和本刊編輯雲杉時，明確表示，該辦公室沒有任何官員被授權去見美國駐北京使館官員，併發表上述聲明。中國有關方面對哈佛在安徽項目的調查，“也還沒有得出任何正式的結論”。

    在哈佛大學這些項目的問題開始暴露出來以後，安徽省有關部門的領導對記者表示，這樣的項目“我們不應該歡迎”。作為徐希平主持的一個孿生子遺傳學研究的調查現場，安徽省霍丘縣的一位領導也指出，這個項目對當地“沒有任何好處”。

    美方初步的調查結果，應該有助於平息圍繞哈佛大學在中國的基因研究的爭議。但是，我們不能滿足於僅僅證明了這些研究項目“違規”操作。我們更應當思考的是：這些最終被證明違規的研究項目，為什麼會在近十年的時間裏在中國的土地上通行無阻？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截至２００１年１月，中國國家遺傳資源辦公室批准的由徐希平領導的哈佛大學等美國機構在中國進行的國際合作項目只有三項，即：“血壓對食鹽攝入易感性及其機制研究”，“吸煙、尼古丁成癮及其遺傳易感性研究”和“與冠心病及骨質疏鬆症有關的中間表型的生態遺傳學研究”。

    但是，美國國家衛生所（ＮＩＨ）網站上列出的２０００年財政年度徐希平作為首席科學家獲得該機構資助的項目共有９個，包括高血壓、骨質疏鬆症、尼古丁成癮、內分泌失調、哮喘病等。這９個項目全部是在中國採集樣本，大部分現場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除此之外，徐希平所領導的哈佛大學群體遺傳學研究計劃從１９９７年即開始與英國的雙子星座公司合作，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為其採集並提供５０００對孿生子的血樣。中國方面正式批准的項目與他實際進行的項目數量能夠差出這麼多，説明瞭什麼？

    讓人驚訝的還有這些項目的廉價。據美國《科學》雜誌報道，在ＮＩＨ２０００年度資助的４萬多個科研項目中，在基因組研究方面獲資助最多的為６５３０萬美元；生物醫學基礎研究方面獲得資助最多的是１２５０萬美元；臨床、社會科學方面最多獲得１１９０萬美元。這些科學家獲資助的研究項目數量都少於徐希平。徐以９個項目在“獲得６個以上的資助項目的研究者”中排在第４位，但他獲得資助的總金額只有４１５．９７萬美元，還不及基因組研究獲資助最多的項目的零頭。徐希平１９９６年在向ＮＩＨ申請資助他所領導的“氣管感應與肺功能的遺傳因素”研究的預算論證中寫道：“美國有１２００多萬哮喘病人，他們半數以上在１８歲以下。最近，美國每年花在治療哮喘病方面的費用估計在６０億美元。”在美國，慢性阻礙性肺病患者很多都用過藥物，使研究受到影響，而在中國這“很罕見”。他在１９９７年３月給ＮＩＨ的補充報告中，概括了中國大陸特別是安慶作為“基因研究的理想現場”的幾點理由，其中包括：“哮喘病表型在臨床顯示上與西方世界的哮喘病一樣，因此保證了普遍性”；“哮喘病和慢性阻礙性肺病患者與西方國家相比，很少甚至不用藥，因此，與所有現行西方的研究形成鮮明對比，沒有因為用藥造成的混亂”；“現場操作的費用低，使我們可以非常便宜而且迅速地篩選幾百萬受試者”。如此獨一無二的資源，以區區４００多萬美元就可以得到，身為中國人的我們，應該為此感到光榮麼？

    我們的一點思考

    儘管發生了哈佛大學這樣違規的事件，我們還是不能關上基因領域國際合作的大門。作為一個擁有巨大人口和基因資源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需要國外的資金和先進的人才及科學技術，來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同時也對國際人類基因組的研究做出應有的貢獻。關鍵是，這種合作應當規範，應當保護而不是損害公眾的利益，特別是項目參與者的利益；應當保護我們國家的長遠的根本利益。為了規範基因領域的國際合作，中國在１９９８年開始施行《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定使用中國遺傳資源的國際合作必須在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進行，要有正式的協議或合同，要經過中國政府的批准，採集樣本要做到知情同意。這無疑為我們保護我們的權益提供了一個依據。但關鍵是要認真實施。我們在採訪中發現，有些研究者通過把他的研究神秘化，來遮掩其中的不當之處，阻止甚至壓制批評。美國名牌大學和“愛國華人教授”的身份，能為一些人敲開一重又一重大門。誰若質疑他的研究，所謂“他的項目都是有來頭的”這種神秘感，就會使一些人噤若寒蟬。

    根據有關國際機構的規定，知情同意不能僅憑一紙表格來證明，來取代。檢查、判斷一個項目是否做到了知情同意，不能僅看參與者的簽字，更要看參與者是否“充分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資金的來源、任何可能的利益衝突、研究者所屬的機構、預期的受益、潛在的風險和研究可能引起的不適”，要看他們的同意是否是在充分知情而且完全不受脅迫利誘的情況下給出的，還要看他們是否了解自己在參與過程中的權益。鋻於一些研究者在欠發達地區做項目時，常常借助當地的行政領導或社區權威來謀求參與者簽字同意，有的國家特別規定，嚴禁依賴社區領袖動員當地群眾參加需要他們提供血樣的科研項目，以免群眾出於對權威或領導的畏懼和服從而在不充分知情的情況下違心地或盲目地簽字同意。

    根據國際通行的生命倫理原則，每個參與者提供的樣本的檢驗結果，屬於個人隱私，必須保密。但是項目本身則是公開的。要讓“每一名潛在的受試者（參與者）充分了解”，就是説，進行項目的社區裏所有的成員都應當充分了解。如果查問在一個地方進行過的項目，當地絕大多數人都聲稱不了解情況，或者不敢談論，這個項目肯定有違規問題。我們的確是基因研究的外行但是我們知道基因研究是涉及我們人類自身的研究，因此它不是個別人或者個別機構的禁地。作為社會的一員，我們有權知道它是否在符合生命倫理準則的情況下進行。根據生命倫理準則，來自發達國家的研究者，不能因為一些偏遠地方的群眾自我保護意識不強，就不尊重他們的知情權，更不能允許在發達國家不可以做的事，在我們這裡暢通無阻。捍衛生命倫理準則，捍衛普通老百姓作為科研項目參與者的正當權益和做人的尊嚴，不僅要靠國家制定的法規條例，不僅要靠研究者的道德覺悟，更要靠我們自己。而知情，正是保護我們自己權益的基礎。 （熊蕾 汪延）

    瞭望新聞週刊 2002-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