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態安全不牢固,就意味著大片國土失去對國民經濟的承載能力,這與國土的割讓一樣會給國家造成無法衡量的損失;生態環境的破壞,會造成工農業生産能力和人民生活水準的下降,這與經濟危機所帶來的損失並無二致。全國人大環資委主任委員曲格平指出——
3月5日上午,在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朱鎔基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就語氣沉重地説,我國生態環境問題依然相當嚴重。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環資委主任委員曲格平代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開門見山地説,我國生態環境問題逐步上升發展成為生態安全問題,已成為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面。他説,維護國家安全,確保國民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穩定進行,是每一個國家政府最基本的職能。每個國家首先關注的是國防軍事安全,而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越來越多,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等等也納入了人們的視野,安全的重心也在發生轉移。現在生態安全逐漸顯現出來。
什麼是生態安全?曲格平解釋説,其一是防止由於生態環境的退化對經濟基礎構成威脅,主要指環境品質狀況和自然資源的減少和退化削弱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支撐能力;其二是防止環境問題引發人民群眾的不滿特別是導致環境難民的大量産生,從而影響社會穩定。我國生態環境基礎原本就脆弱,龐大的人口對生態環境又造成了重大的、持久的壓力,加上以犧牲環境求發展的傳統發展模式對生態環境造成很大衝擊和破壞,因此,我國生態安全問題已在國土、水、生命健康和生物等四個方面突出表現出來。
當前我國國土資源面臨著諸多問題,構成了對生態安全的嚴重威脅,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水土流失嚴重,土地荒漠化加劇,土壤品質變差,非農業建設用地大幅度增加使耕地資源在不斷減少。而在水安全問題方面,湖泊退化是水環境惡化的重要表現,同時,我國水資源受到嚴重污染並嚴重短缺。環境與健康安全有著直接聯繫:化學污染産生的“環境激素”,通過環境介質和食物鏈進入人體或野生動物體內,干擾其內分泌系統和生殖功能,影響後代的生存和繁衍,再加上飲用水污染、大氣污染、食品污染,使生命健康受到嚴重威脅。而在生物安全問題上,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對野生動植物的濫捕濫獵加劇了生物消亡的速度,“基因污染”也嚴重破壞生物多樣性。
談到生態安全與其他安全的關係,曲格平説,長期以來,人們忽視了生態安全在整個國家安全中的地位。如果生態安全不牢固,就意味著大片國土失去對國民經濟的承載能力,這與國土的割讓一樣會給國家造成無法衡量的損失;生態環境的破壞,會造成工農業生産能力和人民生活水準的下降,這與經濟危機所帶來的損失並無二致。從這個意義上説,生態安全與國防軍事安全、經濟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國防軍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經濟安全是致力於創造生態安全的基本條件和重要保障;而生態安全則是國防軍事、政治和經濟安全的基礎和載體。
同時,生態安全還有其自身的特點:一是整體性。生態環境是相連相通的,任何一個局部環境的破壞,都有可能引發全局性的災難,甚至危及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條件。二是不可逆性。生態環境的支撐能力有其一定限度,一旦超過其自身修復的“閥值”,往往造成不可逆轉的後果,比如野生動物、植物一旦滅絕就永遠消失了,人力無法使其恢復。三是長期性。許多生態環境問題一旦形成,要想解決它就要在時間和經濟上付出很高代價。四是全球性。正如全球經濟一體化之後,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安全密切相關一樣,生態安全也是跨越國界的。目前世界各國已經面臨各種全球性環境問題,包括氣候變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迅速減少、土地沙化、水源和海洋污染、有毒化學品污染危害等。
從生態安全形度看問題,表明瞭我們要從關係國家生存和安危這樣一個戰略高度去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曲格平説,我國生態安全的戰略重點和措施應是:一要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從傳統發展方式向可持續發展的轉變,是一種從物質生産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會文化觀念的整體轉變,從長遠來看,這是一種“大轉變”,需要採取涉及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各個方面的“大戰略”。二要推行清潔生産和迴圈經濟。清潔生産主要要求從生産的源頭,包括産品和工藝設計、原材料使用、生産過程、産品和産品使用壽命結束以後對人體和環境的影響等各個環節都採取清潔措施,預防污染的産生或者把污染危害控制在最低限度。概括地説就是:低消耗、低污染、高産出。而實行資源和廢物的綜合利用和迴圈利用,使廢棄物資源化、減量化和無害化,把有害環境的廢棄物減少到最低限度,這是迴圈經濟的一條重要原則和重要標誌。三要大力推行生態恢復和建設。把退化了的自然生態系統和農村生態系統,恢復併發展到良性迴圈狀態。另外,在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程中,還應加強環境道德建設,提倡基本需求滿足基礎上追求生活品質的社會觀念和生活態度,如,提倡使用和消費無害環境的産品,改變大量消耗物質和能源的交通和居住模式等。
同時,從加強生態安全管理的角度看,我們還要建立國家生態安全的預警系統,及時掌握國家生態安全的現狀和變化趨勢,為國家最高部門提供相關的決策依據;要完善生態環境建設法律法規體系建設,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種單項資源與環境保護法,修改補充和強化土地法、森林法、水法、海洋法、草原法、礦産法等法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規定;要主動參與國際上有關生態安全和衝突預防機制的討論,努力維護國家利益。這樣,我們才能保護和建設好我們的環境與資源,才能最有力地保衛我們的生態安全。 (唐先武)
《科技日報》 200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