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在巴黎,近年來活躍著一批年輕的華僑華人,他們或開餐館,或批發服裝、皮件,或賣金銀首飾,或經營香水、化粧品,許多人在商界迅速崛起,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生力軍。他們的店舖,不論在鬧市,還是在偏遠的郊區,幾乎個個門庭若市,生意興隆。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別人辦不下去的店舖,到了他們的手裏,不用多久變得火爆;有的一條街,許多店舖過去是來自其他國家的僑民經營,可不知什麼時候幾乎齊刷刷地換了主兒,到了我們這些僑胞的手中。更為難得的是,這些商場上的競爭對手雖然敗下陣來,但很服氣。用他們的話説:你們中國人團結,腦子活,能吃苦,我們沒法同你們比。“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的這些成功者勝利後頭腦仍很清醒,話語中不無幾分自豪:“其實他們比我們有許多優勢,如他們會説法語,做生意的時間比我們長,經驗豐富。假如他們的頭腦更靈活,像我們那樣能吃苦耐勞,團結互助,遵紀守法,應該比我們發展得還快。”
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走出國門的新一代僑胞。不久前在巴黎,我們採訪了他們中的一些人,領略了他們的風采。
(一)
在巴黎十三區,順著我們下榻的伯爵酒店往前走二三百米,有一家“亞洲酒店”,店主是一個能幹的女士———董偉珍。18年前,她和同在浙江青田縣郵電局工作的丈夫孫偉華先後來到巴黎。他們先是給人家做衣服,八九年後,他們買下了一家快餐店的經營權,生意很紅火;後來,又花了280萬法郎買下了如今的這家餐館的經營權,因為生意好,今年又付了200多萬把産權買了下來。她的丈夫負責廚房,此外還雇了兩個工人。外面3個人,除她外,還雇了兩個人,週末還得再增加1個人。有意思的是,在她的這個餐館,還有1個黃髮藍眼的法國人為他們打工。
“在國外開餐館很辛苦,老闆比工人還辛苦。”董偉珍夫婦告訴我們,在巴黎採訪中,我們不止一次地聽到這樣的感慨。拿董偉珍夫婦為例:每天要比工人還要早起,開車到菜市場採買。中午,丈夫在廚房掌勺,妻子在外面跑堂,因為客人多,就餐時間短,炒菜做飯跑堂,就像打仗似的,累得腰酸腿疼也沒空休息。幹到兩三點鐘,客人走了,工人休息了,夫妻倆又得跑菜市場購買,預備晚餐。晚上客人更多,營業時間更長,從下午五六點一直幹到夜裏十一二點。其辛苦自不用説,然後還得打掃衛生,算賬,盤算明天的事情。説起來可能有人不信,董偉珍夫婦來法國近20年,荷、比、德、盧等周圍的國家都沒去看看,就連法國的許多地方都沒到過。
從巴黎市中心驅車40公里,我們來到位於78區的“福來居酒樓”,餐館面積很大,門前還有一個偌大的停車場。但與鬧市相比,這裡算是偏僻的了。附近僅有16個村莊,9000來人,顧客清一色法國人。當初佔永平先生花400萬法郎買下這塊地皮,要蓋餐館時,許多人很擔心。儘管年僅39歲的佔永平有魄力,但心裏也沒多大底,他把寶押在中餐上,心想如果法國人不喜歡,我只得承認失敗。沒想到開了僅3個月,就收回了投資,飯館也遠近聞名,成為當地唯一的、也是最大最好的中餐館。
(二)
“低消費,高享受。”這是許多法國人對中餐館的普遍評價。與吃法國菜相比,中餐便宜,服務又好,因此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法國人吃中餐。位於巴黎十三區義大利廣場的達利酒家生意興隆,顧客盈門。年輕的老闆厲毅勝自有其過人的招數。他對記者説:“人員管理很重要,也要了解顧客的心理。”他舉例説:“比如,不能讓客人等得時間太久。客人頭一點,就應該知道他要什麼,馬上走過去,對客人説,‘先生,您要的飯菜馬上到’。儘管你可能不知他催要的是什麼東西,但你可以到總臺去查,到廚房去催,要使客人感覺你沒有忘記他,他就會感到很舒服。”厲毅勝又補充説:“如果你不走過去,即使讓他等兩分鐘,他也會感到時間特別長;或者雖然走過去但要問他要什麼,他就會感到你把他忘記了,這裡,心理作用很重要。”對顧客的心理揣摩得這麼細,生意不好才怪呢!
與許多同胞不同,徐錦松的成功靠的是建築裝修。中餐紅火,中餐館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給這個早在家鄉就搞過建築裝修的能人提供了施展身手的舞臺。“巴黎的大部分中餐館都是我裝修的。來了10年,裝了400多家。位於巴黎十三區、歐洲第一家華人開的有顆星的餐館‘紫成宮’也是我裝修的。”徐錦松要言不煩地概括了他10年來的歷程。他解釋説,“一顆星”是法國餐館協會對在服務、衛生、裝修等方面合格的餐館授予的榮譽。品質好,名氣大,使徐錦松帶著他的“裝修大軍”馬不停蹄地奔波于大巴黎的城裏郊外。為了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特意驅車1個多小時從奧利機場附近趕過來。“開餐館,都想早點裝修,快點賺錢。所以活兒不能耽誤。”徐錦松一進門就氣喘吁吁地説。平時,他吃住在工地,很長時間不回家,他在巴黎紅磨坊附近開的一家“日本料理”,只能交給妻子和孩子去料理了。
(三)
應該説,這些在改革開放後走出國門的新僑胞比當初那些挑著擔子賣石雕,開豆腐房、洗衣店、修腳鋪的旅法老前輩幸運,他們一齣手、一亮相就不同凡響;當立足腳跟後,常常做出一些令老前輩咋舌之舉。
1980年和叔叔一起從浙江文城出來的葉志省,當時只有12歲,小學剛剛畢業。他到法國後讀了四五年的書,後來開製衣廠,做工藝品零售,搞餐館。去年,他“異想天開”,投入了一二百萬法郎辦起了網路公司,開闢了打廣告、網上購物的業務,主要為在法國的亞洲人和亞裔服務。在我們採訪他時,他也不失時機地推銷他的業務,並向在場的十幾位餐館老闆分發名片,用他的話説,這是他的基本客戶和服務對象,當然不可放過。
如果説,這些叔叔輩的比爺爺們幹得還好,那麼,那些從小在法國上學,如今大學畢了業的新僑胞的後代們就更令人刮目相看。
我們到巴黎的第三天,正趕上靠近蓬皮杜文化中心的一家以經營多種名牌香水、化粧品、服裝、首飾的商店舉行開業典禮。店裏店外擺放著幾十個大花籃,“新張駿業,鴻猷大展”、“興旺發達,前程似錦”、“財如曉日騰雲起,利似春潮帶雨來”……眾多僑團和親朋好友的祝詞,寄予了人們對主人的厚望。這家名為“巴黎蓬皮杜免稅中心”的主人是一對小夫妻。24歲的女老闆陳潔是法國浙江同鄉會第一副會長陳文學先生的大女兒,26歲的男老闆陳雷是法國華僑華人會副秘書長陳珠成先生之子。陳潔畢業于巴黎雅克會計學院,陳雷在維克多 雨果學院學的是商務管理,夫妻搭檔,可謂“珠聯璧合”。據説,這是巴黎也是法國第一家由華人開辦的經營高檔香水、化粧品的免稅店,申請很麻煩,從店門裝修到經營産品的檔次,要求得十分苛刻。正是因為這一點,這對“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小夫妻的店舖開張大吉,從他們的家鄉浙江省到歐洲各國,呼啦啦來了好幾百人祝賀。
(四)
如果以為我們的這些旅法新僑胞到了國外只是一門心思做生意、賺大錢,那就是大錯特錯了。用他們的話説,他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新一代,從小受黨的教育,不忘黨的恩情;又是沾了改革開放的光走出了國門,怎麼也不能忘記祖國的關懷和培養。”他們説這些話時,眼裏噙著淚水,我們聽著十分感動。
出國不忘本,致富不忘家鄉,是這些旅法新僑胞的共同特點。出國前曾擔任浙江青田縣一個鄉黨委書記兼鄉長的卓旭光,1988年到法國後,一直做服裝進出口貿易。1996年家鄉建溫溪大橋,他聞訊後捐獻了10萬元。“為此,縣委書記在全縣鄉鎮幹部大會上表揚過我,説我在行政幹部中最年輕,在巴黎幹得很出色,同時不忘家鄉。”卓旭光又眼含熱淚地説:“我不忘黨的教育。這裡是花花世界,對人的誘惑力很大。如果沒有黨對我的教育,我不會是一個成功的人。”話語發自肺腑。
同卓旭光一樣,旅居法國的僑胞為祖國為家鄉建設和公益事業慷慨解囊,幾乎每個人都能舉出很多事例。據説,建青田大橋,僑胞們捐了不少錢;僅青田縣一座造價300萬元的仁宮小溪大橋,旅法的青田籍僑胞就捐了近40萬元。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吸引了大量外資,在這方面旅法僑胞也是功不可沒。記者在法國聽説,中國剛改革開放時,許多法國人不敢到中國投資,説中國政策多變。我們的這些僑胞們就向他們介紹中國的情況,打消他們的疑慮,鼓勵他們同中國做生意,到中國投資辦廠。僑胞們也以身作則,紛紛回國回鄉投資辦廠。如巴黎樂凱國際貿易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郭有良先生,在家鄉杭州辦了一個有100多名工人的皮件廠,同北京、上海、河北、四川等地都有貿易往來。來自溫州、在巴黎開了一家“蓬萊酒樓”、辦了一家“新今日超級市場”的林國興先生,原在部隊當兵,駐紮石家莊。出國後,他經常回國看望部隊首長、戰友以及附近的房東老鄉。他還在家鄉溫州開辦了一家7000平方米的超市。在巴黎開了一家“皇家藍時裝批發公司”並經營房地産生意的王聖光先生在武漢租了400平方米的商場,又在上海浦東花了十幾萬美元買了一個貨位,租了出去。在巴黎15區經營“登峰”快餐館的鄧慈雲先生和在巴黎94區經營“榮盛”餐館的彭少榮先生等也都對家鄉建設有諸多貢獻。
(五)
團結互助,熱心僑務,是這些旅法新僑胞給人們的又一個突出印象。記者到巴黎時正趕上法國浙江同鄉會舉行成立慶典活動。邀請了五六百位來自世界和法國各地的嘉賓,會規模很大,開得特別成功,就是靠著這些僑胞的高漲熱情和堅強的毅力辦了下來。當然,也要靠足夠的財力,這都是僑胞們自覺自願的奉獻。
“我們人在海外,心向祖國。成立這個同鄉會,可以把我們旅法浙江同胞與祖國更緊密地聯繫起來,還可以團結和凝聚年輕的一代,並通過他們與祖國的聯繫一代代延續下去,不然僑胞們就是一團散沙,與祖國和家鄉的聯繫就會斷代。”精明幹練的浙江同鄉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建民先生,對同鄉會的成立和它的作用作了簡要的説明。在記者訪法期間,他與會長夏永光先生和夏太太,與他的連襟陳文學第一副會長等人,多次用車接送我們,並陪同我們採訪。他在巴黎94區開了一家名叫“大家愉”的中餐館,檔次高,經營好,周圍是政府辦公區和高級住宅區,可謂得天獨厚。但他為了僑會的事情,犧牲了不少本不多的休息時間,影響了本可以賺得更多的收入。
副會長留偉基先生擔任會務組組長,幹僑團工作很有經驗,也舍得付出。不説別的,就説到機場接送人,一個月少説得跑十來趟,對戴高樂機場熟悉得不得了。從巴黎市區到機場路很遠,又經常堵車、罷工什麼的,上了高速公路,如路不熟,上錯了道,就會誤事。幸虧他門清路熟,幹得從從容容。但他也為此犧牲了很多,常常疲憊不堪。
浙江同鄉會一説要成立,僑胞們報名十分踴躍。大家都抱著一個心願:“參加僑團為的是更好地為祖國和家鄉的建設出力,同時互相交流經商的經驗和資訊,也可以互相幫助。”從法國浙江同鄉會成立半年的歷程看,可謂開了個好頭。與其他僑團不同,浙江同鄉會領導集體年輕人多,精力充沛,有闖勁兒,生機勃勃。
(六)
説起在法國商界闖蕩的這些僑胞,這些大老爺們兒,不能不提及他們的“賢內助”,其實,應該説她們是丈夫事業上不可缺少的好幫手。從老的來説,誰都知道會長夏永光先生威信高,經驗豐富,熱心僑務,可誰也都知道夏太太鄧雪花女士是個點子多,辦事紮實,作風細緻,又不厭其煩,不辭勞苦的人。對會長而言,她是最好的幫手;對同鄉會而言,她可謂是個“高參”;對眾多的姐妹們來説,她又被大家尊稱為“大姐”,誰有困難,她都熱心幫助,被她幫助過的人不計其數。
對那些在改革開放後出來闖天下的婦女來説,她們和丈夫一起開商店、辦餐館、搞零售、搞批發。其實有的生意就是她們為主經營的,她們有的比丈夫出來得還早,丈夫有今天還是她們帶出來的。她們有的創天下,比老爺們兒還衝。剛來法國時,不會做衣服,學!不會炒菜,學!不會開車,學!在她們的眼中沒有學不會的,從她們的嘴裏説不出“不會”這兩個字。更難得的是這些從中國山溝溝出來的、小學中學文化程度的女士們,到了國際大都市巴黎不僅不眼暈,還很快就學會了法國話!
其實她們受的苦不比丈夫們少,有些苦她們不願説,只有往自己肚裏咽。在巴黎93區和丈夫一起經營“鴻福樓”餐館的朱俏勤女士回憶當年,有一肚子苦水。“我是1980年5月8日出來的。剛到巴黎時,沒人到機場接我。後來我找了份工作,把我先生帶出來了。在巴黎我先後生了5個孩子,常常是一邊看小孩,一邊做衣服。後來自己開了餐館,也是一會兒跑到樓上看孩子、喂奶,一會兒又跑到樓下照顧生意。懷著大肚子也得幹活兒,有幾次,我上午還在幹活兒,下午到醫院生孩子,生了還得自己帶,頂多1個月又得到餐館幹活兒。”説起當年的艱難,朱女士承受的比丈夫都多:“剛開始我先生不會做飯,我就到廚房去做,我什麼都做,什麼都得會做!”
同朱太太一樣,在法國,開餐館的老闆娘沒有幾個不下廚房的;也沒有幾個懷孕後不幹活兒的。記者到巴黎92區“永發大酒店”採訪時,見到已懷孕8個月的女主人徐玉華挺著個大肚子跑前忙後。這裡坐落著許多跨國公司,中午就餐的客人特別多,男主人夏獻華先生忙得不可開交,懷孕的妻子也就閒不住了。看著他們的忙碌身影,在一旁被“冷落”多時的叔叔夏永光先生幽默地説:“有錢賺,辛苦不怕辛苦;沒錢賺,辛苦也是白辛苦。”
生意上,女士們不比丈夫們幹得少,生孩子帶孩子又是妻子們的獨特奉獻,其實,除了這兩點,對僑團的工作,她們也幾乎不比擔任會長、副會長的丈夫幹得少,可謂“巾幗不讓鬚眉”。對這一點,記者親眼目睹,感慨頗深,曾不無幾分開玩笑、幾分認真地對同鄉會“建議”:“貴會每兩年改選一次,到時乾脆來個大換班,當會長、副會長的丈夫們讓賢,讓常務理事的太太們當會長、副會長,沒準兒比這會兒幹得更好。”大家聽了,笑得前仰後合,無不表示贊同。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06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