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在巴黎，近年來活躍著一批年輕的華僑華人，他們或開餐館，或批發服裝、皮件，或賣金銀首飾，或經營香水、化粧品，許多人在商界迅速崛起，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生力軍。他們的店舖，不論在鬧市，還是在偏遠的郊區，幾乎個個門庭若市，生意興隆。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別人辦不下去的店舖，到了他們的手裏，不用多久變得火爆；有的一條街，許多店舖過去是來自其他國家的僑民經營，可不知什麼時候幾乎齊刷刷地換了主兒，到了我們這些僑胞的手中。更為難得的是，這些商場上的競爭對手雖然敗下陣來，但很服氣。用他們的話説：你們中國人團結，腦子活，能吃苦，我們沒法同你們比。“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的這些成功者勝利後頭腦仍很清醒，話語中不無幾分自豪：“其實他們比我們有許多優勢，如他們會説法語，做生意的時間比我們長，經驗豐富。假如他們的頭腦更靈活，像我們那樣能吃苦耐勞，團結互助，遵紀守法，應該比我們發展得還快。”

    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走出國門的新一代僑胞。不久前在巴黎，我們採訪了他們中的一些人，領略了他們的風采。

    （一）

    在巴黎十三區，順著我們下榻的伯爵酒店往前走二三百米，有一家“亞洲酒店”，店主是一個能幹的女士———董偉珍。18年前，她和同在浙江青田縣郵電局工作的丈夫孫偉華先後來到巴黎。他們先是給人家做衣服，八九年後，他們買下了一家快餐店的經營權，生意很紅火；後來，又花了280萬法郎買下了如今的這家餐館的經營權，因為生意好，今年又付了200多萬把産權買了下來。她的丈夫負責廚房，此外還雇了兩個工人。外面3個人，除她外，還雇了兩個人，週末還得再增加1個人。有意思的是，在她的這個餐館，還有1個黃髮藍眼的法國人為他們打工。

    “在國外開餐館很辛苦，老闆比工人還辛苦。”董偉珍夫婦告訴我們，在巴黎採訪中，我們不止一次地聽到這樣的感慨。拿董偉珍夫婦為例：每天要比工人還要早起，開車到菜市場採買。中午，丈夫在廚房掌勺，妻子在外面跑堂，因為客人多，就餐時間短，炒菜做飯跑堂，就像打仗似的，累得腰酸腿疼也沒空休息。幹到兩三點鐘，客人走了，工人休息了，夫妻倆又得跑菜市場購買，預備晚餐。晚上客人更多，營業時間更長，從下午五六點一直幹到夜裏十一二點。其辛苦自不用説，然後還得打掃衛生，算賬，盤算明天的事情。説起來可能有人不信，董偉珍夫婦來法國近20年，荷、比、德、盧等周圍的國家都沒去看看，就連法國的許多地方都沒到過。

    從巴黎市中心驅車40公里，我們來到位於78區的“福來居酒樓”，餐館面積很大，門前還有一個偌大的停車場。但與鬧市相比，這裡算是偏僻的了。附近僅有16個村莊，9000來人，顧客清一色法國人。當初佔永平先生花400萬法郎買下這塊地皮，要蓋餐館時，許多人很擔心。儘管年僅39歲的佔永平有魄力，但心裏也沒多大底，他把寶押在中餐上，心想如果法國人不喜歡，我只得承認失敗。沒想到開了僅3個月，就收回了投資，飯館也遠近聞名，成為當地唯一的、也是最大最好的中餐館。

    （二）

    “低消費，高享受。”這是許多法國人對中餐館的普遍評價。與吃法國菜相比，中餐便宜，服務又好，因此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法國人吃中餐。位於巴黎十三區義大利廣場的達利酒家生意興隆，顧客盈門。年輕的老闆厲毅勝自有其過人的招數。他對記者説：“人員管理很重要，也要了解顧客的心理。”他舉例説：“比如，不能讓客人等得時間太久。客人頭一點，就應該知道他要什麼，馬上走過去，對客人説，‘先生，您要的飯菜馬上到’。儘管你可能不知他催要的是什麼東西，但你可以到總臺去查，到廚房去催，要使客人感覺你沒有忘記他，他就會感到很舒服。”厲毅勝又補充説：“如果你不走過去，即使讓他等兩分鐘，他也會感到時間特別長；或者雖然走過去但要問他要什麼，他就會感到你把他忘記了，這裡，心理作用很重要。”對顧客的心理揣摩得這麼細，生意不好才怪呢！

    與許多同胞不同，徐錦松的成功靠的是建築裝修。中餐紅火，中餐館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給這個早在家鄉就搞過建築裝修的能人提供了施展身手的舞臺。“巴黎的大部分中餐館都是我裝修的。來了10年，裝了400多家。位於巴黎十三區、歐洲第一家華人開的有顆星的餐館‘紫成宮’也是我裝修的。”徐錦松要言不煩地概括了他10年來的歷程。他解釋説，“一顆星”是法國餐館協會對在服務、衛生、裝修等方面合格的餐館授予的榮譽。品質好，名氣大，使徐錦松帶著他的“裝修大軍”馬不停蹄地奔波于大巴黎的城裏郊外。為了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特意驅車1個多小時從奧利機場附近趕過來。“開餐館，都想早點裝修，快點賺錢。所以活兒不能耽誤。”徐錦松一進門就氣喘吁吁地説。平時，他吃住在工地，很長時間不回家，他在巴黎紅磨坊附近開的一家“日本料理”，只能交給妻子和孩子去料理了。

    （三）

    應該説，這些在改革開放後走出國門的新僑胞比當初那些挑著擔子賣石雕，開豆腐房、洗衣店、修腳鋪的旅法老前輩幸運，他們一齣手、一亮相就不同凡響；當立足腳跟後，常常做出一些令老前輩咋舌之舉。

    1980年和叔叔一起從浙江文城出來的葉志省，當時只有12歲，小學剛剛畢業。他到法國後讀了四五年的書，後來開製衣廠，做工藝品零售，搞餐館。去年，他“異想天開”，投入了一二百萬法郎辦起了網路公司，開闢了打廣告、網上購物的業務，主要為在法國的亞洲人和亞裔服務。在我們採訪他時，他也不失時機地推銷他的業務，並向在場的十幾位餐館老闆分發名片，用他的話説，這是他的基本客戶和服務對象，當然不可放過。

    如果説，這些叔叔輩的比爺爺們幹得還好，那麼，那些從小在法國上學，如今大學畢了業的新僑胞的後代們就更令人刮目相看。

    我們到巴黎的第三天，正趕上靠近蓬皮杜文化中心的一家以經營多種名牌香水、化粧品、服裝、首飾的商店舉行開業典禮。店裏店外擺放著幾十個大花籃，“新張駿業，鴻猷大展”、“興旺發達，前程似錦”、“財如曉日騰雲起，利似春潮帶雨來”……眾多僑團和親朋好友的祝詞，寄予了人們對主人的厚望。這家名為“巴黎蓬皮杜免稅中心”的主人是一對小夫妻。24歲的女老闆陳潔是法國浙江同鄉會第一副會長陳文學先生的大女兒，26歲的男老闆陳雷是法國華僑華人會副秘書長陳珠成先生之子。陳潔畢業于巴黎雅克會計學院，陳雷在維克多雨果學院學的是商務管理，夫妻搭檔，可謂“珠聯璧合”。據説，這是巴黎也是法國第一家由華人開辦的經營高檔香水、化粧品的免稅店，申請很麻煩，從店門裝修到經營産品的檔次，要求得十分苛刻。正是因為這一點，這對“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小夫妻的店舖開張大吉，從他們的家鄉浙江省到歐洲各國，呼啦啦來了好幾百人祝賀。

    （四）

    如果以為我們的這些旅法新僑胞到了國外只是一門心思做生意、賺大錢，那就是大錯特錯了。用他們的話説，他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新一代，從小受黨的教育，不忘黨的恩情；又是沾了改革開放的光走出了國門，怎麼也不能忘記祖國的關懷和培養。”他們説這些話時，眼裏噙著淚水，我們聽著十分感動。

    出國不忘本，致富不忘家鄉，是這些旅法新僑胞的共同特點。出國前曾擔任浙江青田縣一個鄉黨委書記兼鄉長的卓旭光，1988年到法國後，一直做服裝進出口貿易。1996年家鄉建溫溪大橋，他聞訊後捐獻了10萬元。“為此，縣委書記在全縣鄉鎮幹部大會上表揚過我，説我在行政幹部中最年輕，在巴黎幹得很出色，同時不忘家鄉。”卓旭光又眼含熱淚地説：“我不忘黨的教育。這裡是花花世界，對人的誘惑力很大。如果沒有黨對我的教育，我不會是一個成功的人。”話語發自肺腑。

    同卓旭光一樣，旅居法國的僑胞為祖國為家鄉建設和公益事業慷慨解囊，幾乎每個人都能舉出很多事例。據説，建青田大橋，僑胞們捐了不少錢；僅青田縣一座造價300萬元的仁宮小溪大橋，旅法的青田籍僑胞就捐了近40萬元。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吸引了大量外資，在這方面旅法僑胞也是功不可沒。記者在法國聽説，中國剛改革開放時，許多法國人不敢到中國投資，説中國政策多變。我們的這些僑胞們就向他們介紹中國的情況，打消他們的疑慮，鼓勵他們同中國做生意，到中國投資辦廠。僑胞們也以身作則，紛紛回國回鄉投資辦廠。如巴黎樂凱國際貿易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郭有良先生，在家鄉杭州辦了一個有100多名工人的皮件廠，同北京、上海、河北、四川等地都有貿易往來。來自溫州、在巴黎開了一家“蓬萊酒樓”、辦了一家“新今日超級市場”的林國興先生，原在部隊當兵，駐紮石家莊。出國後，他經常回國看望部隊首長、戰友以及附近的房東老鄉。他還在家鄉溫州開辦了一家7000平方米的超市。在巴黎開了一家“皇家藍時裝批發公司”並經營房地産生意的王聖光先生在武漢租了400平方米的商場，又在上海浦東花了十幾萬美元買了一個貨位，租了出去。在巴黎15區經營“登峰”快餐館的鄧慈雲先生和在巴黎94區經營“榮盛”餐館的彭少榮先生等也都對家鄉建設有諸多貢獻。

    （五）

    團結互助，熱心僑務，是這些旅法新僑胞給人們的又一個突出印象。記者到巴黎時正趕上法國浙江同鄉會舉行成立慶典活動。邀請了五六百位來自世界和法國各地的嘉賓，會規模很大，開得特別成功，就是靠著這些僑胞的高漲熱情和堅強的毅力辦了下來。當然，也要靠足夠的財力，這都是僑胞們自覺自願的奉獻。

    “我們人在海外，心向祖國。成立這個同鄉會，可以把我們旅法浙江同胞與祖國更緊密地聯繫起來，還可以團結和凝聚年輕的一代，並通過他們與祖國的聯繫一代代延續下去，不然僑胞們就是一團散沙，與祖國和家鄉的聯繫就會斷代。”精明幹練的浙江同鄉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建民先生，對同鄉會的成立和它的作用作了簡要的説明。在記者訪法期間，他與會長夏永光先生和夏太太，與他的連襟陳文學第一副會長等人，多次用車接送我們，並陪同我們採訪。他在巴黎94區開了一家名叫“大家愉”的中餐館，檔次高，經營好，周圍是政府辦公區和高級住宅區，可謂得天獨厚。但他為了僑會的事情，犧牲了不少本不多的休息時間，影響了本可以賺得更多的收入。

    副會長留偉基先生擔任會務組組長，幹僑團工作很有經驗，也舍得付出。不説別的，就説到機場接送人，一個月少説得跑十來趟，對戴高樂機場熟悉得不得了。從巴黎市區到機場路很遠，又經常堵車、罷工什麼的，上了高速公路，如路不熟，上錯了道，就會誤事。幸虧他門清路熟，幹得從從容容。但他也為此犧牲了很多，常常疲憊不堪。

    浙江同鄉會一説要成立，僑胞們報名十分踴躍。大家都抱著一個心願：“參加僑團為的是更好地為祖國和家鄉的建設出力，同時互相交流經商的經驗和資訊，也可以互相幫助。”從法國浙江同鄉會成立半年的歷程看，可謂開了個好頭。與其他僑團不同，浙江同鄉會領導集體年輕人多，精力充沛，有闖勁兒，生機勃勃。

    （六）

    説起在法國商界闖蕩的這些僑胞，這些大老爺們兒，不能不提及他們的“賢內助”，其實，應該説她們是丈夫事業上不可缺少的好幫手。從老的來説，誰都知道會長夏永光先生威信高，經驗豐富，熱心僑務，可誰也都知道夏太太鄧雪花女士是個點子多，辦事紮實，作風細緻，又不厭其煩，不辭勞苦的人。對會長而言，她是最好的幫手；對同鄉會而言，她可謂是個“高參”；對眾多的姐妹們來説，她又被大家尊稱為“大姐”，誰有困難，她都熱心幫助，被她幫助過的人不計其數。

    對那些在改革開放後出來闖天下的婦女來説，她們和丈夫一起開商店、辦餐館、搞零售、搞批發。其實有的生意就是她們為主經營的，她們有的比丈夫出來得還早，丈夫有今天還是她們帶出來的。她們有的創天下，比老爺們兒還衝。剛來法國時，不會做衣服，學！不會炒菜，學！不會開車，學！在她們的眼中沒有學不會的，從她們的嘴裏説不出“不會”這兩個字。更難得的是這些從中國山溝溝出來的、小學中學文化程度的女士們，到了國際大都市巴黎不僅不眼暈，還很快就學會了法國話！

    其實她們受的苦不比丈夫們少，有些苦她們不願説，只有往自己肚裏咽。在巴黎93區和丈夫一起經營“鴻福樓”餐館的朱俏勤女士回憶當年，有一肚子苦水。“我是1980年5月8日出來的。剛到巴黎時，沒人到機場接我。後來我找了份工作，把我先生帶出來了。在巴黎我先後生了5個孩子，常常是一邊看小孩，一邊做衣服。後來自己開了餐館，也是一會兒跑到樓上看孩子、喂奶，一會兒又跑到樓下照顧生意。懷著大肚子也得幹活兒，有幾次，我上午還在幹活兒，下午到醫院生孩子，生了還得自己帶，頂多1個月又得到餐館幹活兒。”説起當年的艱難，朱女士承受的比丈夫都多：“剛開始我先生不會做飯，我就到廚房去做，我什麼都做，什麼都得會做！”

    同朱太太一樣，在法國，開餐館的老闆娘沒有幾個不下廚房的；也沒有幾個懷孕後不幹活兒的。記者到巴黎92區“永發大酒店”採訪時，見到已懷孕8個月的女主人徐玉華挺著個大肚子跑前忙後。這裡坐落著許多跨國公司，中午就餐的客人特別多，男主人夏獻華先生忙得不可開交，懷孕的妻子也就閒不住了。看著他們的忙碌身影，在一旁被“冷落”多時的叔叔夏永光先生幽默地説：“有錢賺，辛苦不怕辛苦；沒錢賺，辛苦也是白辛苦。”

    生意上，女士們不比丈夫們幹得少，生孩子帶孩子又是妻子們的獨特奉獻，其實，除了這兩點，對僑團的工作，她們也幾乎不比擔任會長、副會長的丈夫幹得少，可謂“巾幗不讓鬚眉”。對這一點，記者親眼目睹，感慨頗深，曾不無幾分開玩笑、幾分認真地對同鄉會“建議”：“貴會每兩年改選一次，到時乾脆來個大換班，當會長、副會長的丈夫們讓賢，讓常務理事的太太們當會長、副會長，沒準兒比這會兒幹得更好。”大家聽了，笑得前仰後合，無不表示贊同。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06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