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汪曾祺開始參與改編滬劇《蘆蕩火種》，由此揭開了他與樣板戲、與江青10多年的恩怨與糾葛，構成他一生寫作最奇異、最複雜、最微妙的特殊時期。
當時擔任北京京劇團副團長的蕭甲講述道：
為了趕1964年現代戲匯演，團裏迅速充實創作力量。改《蘆蕩火種》第一稿時，汪曾祺、楊毓珉和我住在頤和園裏，記得當時已結冰，遊人很少，我們伙食吃得不錯。許多環境描寫、生活描寫是從滬劇來的，改動不小，但相當粗糙。江青看了以後，讓她的警衛參謀打電話來不讓再演。彭真、李琪、趙鼎新等北京市領導認為不妨演幾場，在報上做了廣告，但最後還得聽江青的。這齣戲在藝術上無可非議，就是因為趕任務，以精品來要求還是有差距的。
我們又到了文化局廣渠門招待所，薛恩厚工資高，老請我們吃涮羊肉。這次劇本改出來效果不錯，大家出主意，分頭寫，最後由汪曾祺統稿。曾祺隨和、認真，寫東西苦熬，是強烈的腦力勞動，我們之間能説通，互相理解，沒有太多不同意見。滬劇本有兩個茶館戲，我們添了一場，變成三個茶館戲，後來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氣逼人，涉獵面很廣。他看的東西多，屋裏凳子上全是書。年輕人請教，他就談怎麼借鑒、化用，怎麼取真意境。
當時他比較謹慎、謙虛，據説解放初時是比較傲的。劇中胡司令有一句唱詞特別長，周和桐唱砸了，觀眾哄笑。周和桐情緒不好，找我説：“團長，我怎麼唱？”我説：“改一改吧。”結果改成十個字。曾祺不太同意，但後來還是改了。
江青比較欣賞他，到上海去，她問：“作者幹嗎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的一場戲，汪寫了一段新唱詞，江青看後親
自打電話來：“這段唱詞寫得挺好，但不太合適，就不要用了。”趙燕俠發牢騷：“練了半天不用了，練了幹嗎？”而汪曾祺依舊那麼兢兢業業，在階級鬥爭高度壓力下，他過得很本分。談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他沒有去依附江青。
他根本不聊政治，不敢説江青意見好壞。對政治既不是老練，也不是圓滑。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跟人打得火熱，交往時義氣不濃。
戲劇團體有時沒有政治頭腦，亂起來很沒水準。他受過衝擊，多少次審他。我們這個社會再不容忍他，就沒什麼道理了。
（1998年6月22日口述）
據汪曾祺1978年4月20日所寫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劇本期間，江青曾問汪什麼文化程度、多大歲數。《沙家濱》定稿時，江青坐下來就問：“汪曾祺同志，聽説你對我有意見？”汪説：“沒有。”江青“嗯”了一聲説：“哦，沒有。”江青沒有細説什麼意見，但她對此事始終耿耿於懷。她曾與蕭甲説過：“汪曾祺懂得一些聲韻，但寫了一些陳詞濫調，我改了，他不高興。”直到1968年冬天，飾演刁德一的馬長禮傳達江青指示時，還有這麼一條：“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詞，他對我有意見。”
楊毓珉説：“江青曾調汪的檔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心裏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歷史問題，1958年打成右派。蕭甲也表示：“江青説過‘控制使用’這句話，在領導範圍內説過，積極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來。文革前去香港演出，團內有防備誰、警惕誰的內部措施，也被説了出去。”
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梁清廉回憶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後告訴汪的，他老兄在飯桌上汗如雨下，不説話，臉都白了。當時不是夏天，他出了這麼多汗，自己後來解釋説：“反右時挨整得了毛病，一緊張就出汗，生理上有反應。”
他覺得江青這個女人不尋常，説不定何處就碰上事。那幾年他戰戰兢兢，不能犯錯誤，就像一個大動物似地苦熬著，累了、時間長了也就麻木了。
（1998年7月6日口述）
楊毓珉認為：“汪當時確實不能再犯錯誤，因為誰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就在那段期間，江青改組了北京京劇團，把它變成了樣板團，砍掉了北昆、實驗劇團等單位。江青認為馬連良、張君秋演不了現代戲，彭真就説，你不要，我要。彭真特地指示，把馬、張放到京劇二團。
汪曾祺他們看得很明白，改編《蘆蕩火種》時彭真下令把上海滬劇團調北京演出，讓北京京劇團觀摩學習。北京市委同時決定，也要把歌劇《洪湖赤衛隊》改編成京劇，而江青執意要參與該劇修改。北京京劇團老編劇袁韻宜告訴筆者：“江青往裏擠，彭真也不願撒手。高層矛盾集中到京劇團，汪曾祺他們夾在中間有時就顯得為難。”
據説，彭真坐車本想到北京京劇團指導演出，看到劇場門口停著江青的小車，就只能讓司機開車掉頭回去。
汪曾祺之子汪朗對當時的排戲情景尚有印象：
父親説過，江青曾拿了兩個戲來，一是《蘆蕩火種》，一是《革命自有後來人》，想讓趙燕俠演一個。趙燕俠認為《紅燈記》中李鐵梅才十幾歲，演起來不合適，她看中了《蘆蕩火種》。
後來就排了這齣戲，突出趙燕俠的阿慶嫂形象。彭真抓得比江青多，《北京日報》發了幾篇社論。那次我去看了，似乎已經成形。彭真與江青弄得很僵，彭一看江青在，扭頭就走。父親有所察覺，非常無奈。
（1998年6月25日口述）
“江青對汪曾祺是防範的。”當時與汪同在創作組的閻肅回憶道：“為了改編《紅岩》，江青告我：‘從京劇團找一個人跟你合作……’我説：‘一定跟這個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糾正説：‘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賞識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個右派。”
（1998年7月7日口述）
有一回，汪曾祺傷感地對劇團黨委書記薛恩厚説：“我現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説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樣，她不信任我。”汪後來曾形容，江青稍發脾氣，薛恩厚就汗出如漿，輾轉反側。1965年5月，江青在上海反而這樣説薛：“老薛，怕什麼！回家種地也是革命。”
（摘自《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光明書評網11月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