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汪曾祺開始參與改編滬劇《蘆蕩火種》,由此揭開了他與樣板戲、與江青10多年的恩怨與糾葛,構成他一生寫作最奇異、最複雜、最微妙的特殊時期。
當時擔任北京京劇團副團長的蕭甲講述道:
為了趕1964年現代戲匯演,團裏迅速充實創作力量。改《蘆蕩火種》第一稿時,汪曾祺、楊毓珉和我住在頤和園裏,記得當時已結冰,遊人很少,我們伙食吃得不錯。許多環境描寫、生活描寫是從滬劇來的,改動不小,但相當粗糙。江青看了以後,讓她的警衛參謀打電話來不讓再演。彭真、李琪、趙鼎新等北京市領導認為不妨演幾場,在報上做了廣告,但最後還得聽江青的。這齣戲在藝術上無可非議,就是因為趕任務,以精品來要求還是有差距的。
我們又到了文化局廣渠門招待所,薛恩厚工資高,老請我們吃涮羊肉。這次劇本改出來效果不錯,大家出主意,分頭寫,最後由汪曾祺統稿。曾祺隨和、認真,寫東西苦熬,是強烈的腦力勞動,我們之間能説通,互相理解,沒有太多不同意見。滬劇本有兩個茶館戲,我們添了一場,變成三個茶館戲,後來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氣逼人,涉獵面很廣。他看的東西多,屋裏凳子上全是書。年輕人請教,他就談怎麼借鑒、化用,怎麼取真意境。
當時他比較謹慎、謙虛,據説解放初時是比較傲的。劇中胡司令有一句唱詞特別長,周和桐唱砸了,觀眾哄笑。周和桐情緒不好,找我説:“團長,我怎麼唱?”我説:“改一改吧。”結果改成十個字。曾祺不太同意,但後來還是改了。
江青比較欣賞他,到上海去,她問:“作者幹嗎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的一場戲,汪寫了一段新唱詞,江青看後親
自打電話來:“這段唱詞寫得挺好,但不太合適,就不要用了。”趙燕俠發牢騷:“練了半天不用了,練了幹嗎?”而汪曾祺依舊那麼兢兢業業,在階級鬥爭高度壓力下,他過得很本分。談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他沒有去依附江青。
他根本不聊政治,不敢説江青意見好壞。對政治既不是老練,也不是圓滑。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跟人打得火熱,交往時義氣不濃。
戲劇團體有時沒有政治頭腦,亂起來很沒水準。他受過衝擊,多少次審他。我們這個社會再不容忍他,就沒什麼道理了。
(1998年6月22日口述)
據汪曾祺1978年4月20日所寫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劇本期間,江青曾問汪什麼文化程度、多大歲數。《沙家濱》定稿時,江青坐下來就問:“汪曾祺同志,聽説你對我有意見?”汪説:“沒有。”江青“嗯”了一聲説:“哦,沒有。”江青沒有細説什麼意見,但她對此事始終耿耿於懷。她曾與蕭甲説過:“汪曾祺懂得一些聲韻,但寫了一些陳詞濫調,我改了,他不高興。”直到1968年冬天,飾演刁德一的馬長禮傳達江青指示時,還有這麼一條:“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詞,他對我有意見。”
楊毓珉説:“江青曾調汪的檔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心裏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歷史問題,1958年打成右派。蕭甲也表示:“江青説過‘控制使用’這句話,在領導範圍內説過,積極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來。文革前去香港演出,團內有防備誰、警惕誰的內部措施,也被説了出去。”
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梁清廉回憶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後告訴汪的,他老兄在飯桌上汗如雨下,不説話,臉都白了。當時不是夏天,他出了這麼多汗,自己後來解釋説:“反右時挨整得了毛病,一緊張就出汗,生理上有反應。”
他覺得江青這個女人不尋常,説不定何處就碰上事。那幾年他戰戰兢兢,不能犯錯誤,就像一個大動物似地苦熬著,累了、時間長了也就麻木了。
(1998年7月6日口述)
楊毓珉認為:“汪當時確實不能再犯錯誤,因為誰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就在那段期間,江青改組了北京京劇團,把它變成了樣板團,砍掉了北昆、實驗劇團等單位。江青認為馬連良、張君秋演不了現代戲,彭真就説,你不要,我要。彭真特地指示,把馬、張放到京劇二團。
汪曾祺他們看得很明白,改編《蘆蕩火種》時彭真下令把上海滬劇團調北京演出,讓北京京劇團觀摩學習。北京市委同時決定,也要把歌劇《洪湖赤衛隊》改編成京劇,而江青執意要參與該劇修改。北京京劇團老編劇袁韻宜告訴筆者:“江青往裏擠,彭真也不願撒手。高層矛盾集中到京劇團,汪曾祺他們夾在中間有時就顯得為難。”
據説,彭真坐車本想到北京京劇團指導演出,看到劇場門口停著江青的小車,就只能讓司機開車掉頭回去。
汪曾祺之子汪朗對當時的排戲情景尚有印象:
父親説過,江青曾拿了兩個戲來,一是《蘆蕩火種》,一是《革命自有後來人》,想讓趙燕俠演一個。趙燕俠認為《紅燈記》中李鐵梅才十幾歲,演起來不合適,她看中了《蘆蕩火種》。
後來就排了這齣戲,突出趙燕俠的阿慶嫂形象。彭真抓得比江青多,《北京日報》發了幾篇社論。那次我去看了,似乎已經成形。彭真與江青弄得很僵,彭一看江青在,扭頭就走。父親有所察覺,非常無奈。
(1998年6月25日口述)
“江青對汪曾祺是防範的。”當時與汪同在創作組的閻肅回憶道:“為了改編《紅岩》,江青告我:‘從京劇團找一個人跟你合作……’我説:‘一定跟這個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糾正説:‘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賞識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個右派。”
(1998年7月7日口述)
有一回,汪曾祺傷感地對劇團黨委書記薛恩厚説:“我現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説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樣,她不信任我。”汪後來曾形容,江青稍發脾氣,薛恩厚就汗出如漿,輾轉反側。1965年5月,江青在上海反而這樣説薛:“老薛,怕什麼!回家種地也是革命。”
(摘自《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光明書評網11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