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見過面的10個人裏面，至少9個半人沒看出陳徒手是個聰明人。可我同樣相信，陳的新著《人有病天知否》會根本改變這種誤解。該書所寫的8位傳主可説一個比一個聰明。在一個漫長的非常年代，聰明的代價極端昂貴。陳的聰明就在於他把8位聰明傳主的坎坷命運用一截截“原始文件”的結實繩索頑強打撈出來，還原出來，甚至，讓讀者不得不對小而言之所謂“聰明”、大而言之所謂“理想主義”刮目相看。
陳徒手的新書《人有病天知否》寫作前後有10年之久。把該書33萬字的數量分配到10年之中，陳徒手每年不過3萬字左右的産量。在網際網路寫手將寫作視為灌水，媒體寫手追求廣告像寫實、寫實像廣告的年代，每年3萬字的寫作本身是艱難的説明，也是慢工的證明，是懷著巨大的耐心梳理、甄別、挑選的證明。我粗粗計算，為寫本書，陳徒手的採訪超過600人次，有關本書的採訪筆記累計超過140萬字。而書中所徵引的原始文件或採訪筆記篇幅，也至少佔到1／3以上———這種笨重的寫作方法，其實正是一種可靠、誠實的寫作方法。
相似的例子很多。比如，索爾茲伯裏為了寫《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曾數次親赴長征路；《紐約時報》的知名記者席漢為了圓滿完成他的越戰專著，從1973年寫到1987年，整整14年。那14年中，席漢曾説，他幾乎隨時情願為獲取一份固定收入而去做一份加油站短工之類的苦差事……因為，他的越戰專著一寫就是14年，太苦了！
作家王小波曾經説，一篇作品寫得好還是不好，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想不想的問題。10年，加上無數次未必愉快有趣的採訪，陳徒手真正寫好了一代人的歷史。他讓自己筆下8位傳主在豐富的敘述交響中走出來———它讓俞平伯在沉迷崑曲的細節中洋溢無限悲情；它讓郭小川在翻雲覆雨的折騰中放聲無限惶惑；它讓沈從文在故宮回廊的陰影中長嘆復長嘆；它讓汪曾祺在自己那部永遠沒有脫稿的劇本裏奔跑復歌哭……
常常就在聯想之中，最可估量出一本書的分量。尤其是在向來激賞理想、理想主義的語境中，陳徒手用8位傳主的命運故事，為我們重新考量理想或者理想主義的熾熱，提供出一個新的視角。説白了，理想的紅光，常常也正是血色之光。
台灣漫畫家朱德庸先生畫過一幅無題漫畫：畫面的故事講一位油漆匠走進一間空屋，意欲將四面墻壁粉刷成紅色。當漆到還有巴掌大一塊白墻時，油漆桶裏一滴油漆也沒了。這個結局讓油漆匠鬱悶良久。片刻之後，他一個彈跳飛躍而起，一頭撞在那塊兒白墻上，鮮血迸濺，屋中四壁完美紅光一片……
我以為，朱的漫畫暗示出理想者無奈可悲的一面。它讓我明白，或許世界上從來沒有相同的理想，可卻常常有著相同的血色……甜腥交加。
（《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定價22．00元）
《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