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立文教授筆耕不輟，自80年代以來，相繼推出了《周易思想研究》、《朱基思想研究》、《宋明理學研究》、《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傳統學引論》、《新人學引論》等多部有分量的哲學史和文化學著作，在海內外學術界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奠定了令人尊敬的學術地位。近年來，張立文教授又從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走向構築中國哲學新形態的艱苦探索。如果説，我們在《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傳統學引論》和《新人學引論》中還只是隱約感到他的這種探索，那麼，最近由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和合學概論--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則集中反映了他的這一探索。該書分上、下兩卷，洋洋近80萬言，結構嚴謹，體系龐大，新見迭現，讀來令人耳目一新。該書的出版，不僅是作者殫精竭思，不斷超越自我的見證，而且也是當代中國哲學的一個新形態--和合學誕生的標誌。
一
和即和諧、和睦、和平，合即合作、結合、融合，和合一詞指的是兩種以上不同要素的協調、結合、融合與和諧。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和合的民族，在其傳統文化的寶庫中蘊藏著豐富的和合思想資源。正如張立文教授所言，和合是中國文化的首要價值，是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不是某家某派的文化精神，而是涵攝儒、道、墨各家各派的普遍文化精神。儒家講"仁者愛人"，"愛有等差"，是在承認社會等級的基礎上求和合；道家主張自然無為，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合；墨家倡導"兼相愛，交相利"，是通過無差別的愛來實現家庭和社會的和合。和合不是中同文化某一發展階段的人文精神，而是中國文化"一以貫之"，綿延不絕的人文精神。先秦各家講和合，不待多言；漢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論，將自然現象與政治相聯繫，旨在求君臣、上下與宇宙的普遍和合；魏晉玄學家討論"有""無"，認為"名教出與自然"，是要把儒家的倫理的倫理道德與道家的自由精神和合在一起；宋明理學家熱衷於"理氣之辨"，絕大多數人都認同理氣和合，每個事物是有理有氣的理氣和合體。和合不僅停留在思想層面，而且還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構建的和合學首先是對中國文化這一資源的開掘、弘揚和轉生。他的這部著作根植於民族文化的沃土，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事實證明，只有民族的，才是有生命力的。任何一種文化的創新，都應該到民族文化的傳統中去汲取養分，尋找基礎。
張立文教授創建的和合學並不單純是對傳統和合思想的簡單繼承。它既是對傳統和合思想的總結和闡揚，更是一種突破和超越。從形式上看，傳統和合思想零散，不成體系，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層次。而作者建構的和合學則是一種系統的理論。它既有自己的基本原理、理論公設，也有自己的理論體系、邏輯結構；既有自己的價值觀，也有自己的方法論；既講"體"，也講"用"。從內容上看，傳統的和合方式是無仲介的直接和合，如把"天人合一"只作為一種神秘體驗和道德意識，而不通過發展科學技術等仲介系統去追求，是差分不足的簡單和合，作為和合的要素還未充分分化和展開，就急於合一，使一切都處於混沌之中；是無衝突的重一和合，傳統中國人過分重視和諧，不能正視衝突的價值，特別強調形式上無衝突的一致和融合……這些都是傳統和合思想的缺陷。作者力同克服這些缺陷。他在建構和合學體系結構的過程中，分別在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義世界和和合可能世界引進了智慧、規矩、名字（即概念、範疇）三個仲介概念，並將此做為"三界"和合的重要環節，突出了發展人類智慧、工具理性、科學技術與理論思維的重要性。屏棄傳統差分不足的簡單和合思想，積極肯定多元和多元發展的價值，認為和合是諸多異質元素的和合，才能産生新質事物；一元的、同質因素的疊加，産生不出新質事物。不同因素差分的程度愈高，和合的水準也愈高。作者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進而接納衝突概念，並對衝突進行了某種限定。他説，和合包容了衝突和融合，衝突是融合的因，融合是衝突的果；衝突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衝突的理勢。衝突若不走向融合，衝突便毫無所成，只有負面的價值和意義，故衝突需要融合來肯定和認可；融合若無衝突，就無所謂融合，融合的正面價值和意義，亦無從肯定和定位。這些都是嶄新的觀念，它不僅是對傳統和合思想的創造性超越，而且能夠發人深思，給人以啟迪。
二
義大利著名哲學家克羅齊説，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我們説，一切哲學都是現代哲學。張立文教授的和合學是基於現實，基於現代化、西方文化和人類共同面臨的五大衝突這三方面的挑戰而創建的。它凝結著歷史的智慧，蘊涵著20世紀人類的痛苦教訓，洋溢著強烈的時代精神，無疑具有重要的現代價值。
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有兩大特點，一是由兩極向多極化方向演變，多極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超級大國主宰世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二是經濟的全球化和國際化的趨勢得到進一步加強，人類已進入相互聯繫、相互依賴的"地球村"時代。雖然各個國家在經濟實力、社會制度和宗教文化上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但在國際大家庭中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間，都能夠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大家同在一個星球上生活，應該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加強交流，促進合作，減少對抗，共同發展。這已成為越來越多的關注人類前途命運的有識之士的共識。這個共識體現的就是和合學的原則和精神。這説明，和合學對於解決國際爭端，推動世界的和平和發展可以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當代中國，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日益進展，單一的公有制模式早已被打破，形成多种經濟成分並存的局面；以往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一統格局已不復存在，地區、部門、企事業單位、個人都成為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社會日趨分化，經濟利益多元化已成為活生生的現實；貧富懸殊，地區發展不平衡已帶來一系列不容忽視的消極後果。如何協調不同利益、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貧富懸殊和地區發展不平衡，既維護社會穩定，又不影響發展，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重課題。另外，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的構想已變成現實。如何在一個國家內部長期保持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也是對我們的一大考驗。在這種情況下，提倡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諒互讓、和衷共濟、友愛互助的和合精神，運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和合學原則去解決問題，以營造一個寬容、和諧的社會氛圍，就更有現實意義了。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一脈相承，直到現在仍對我們産生著深刻的影響。它包含豐富的智慧和潛在的價值，是中華民族對人類作出的偉大貢獻。但從近代開始卻一直面臨著西方文化和現代比的挑戰，存在著向現代轉換的問題。雖然100多年來，中國人提出了許多種關於中西融合，使中國文化向現代轉換的主張和方法，但都沒有使這種轉換落到實處。不論是"中體西用"、"西體中用"，還是"抽象繼承"、"綜合創新"，都只停留在方法和口號的層面，而沒有整合出一套新的理論或學説架構，以展現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新面貌。作者有鋻於此．緊緊抓住中國文化的精髓，建構和合學，這樣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中國文化向現代轉換的嶄新形態，使一個多世紀以來這方面的探討有了一個具體的落實和安頓。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斷定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新形態就一定是和合學，但作者這項開創性的工作，無疑會推動學術界對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探討由方法上的論爭轉向文化形態的選擇，促進中國文化的新發展。
世紀之交，人類面臨諸多共同的衝突和挑戰。作者將這些衝突和挑戰，概括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的心靈以及不同文明間的五大衝突。這五大衝突關係著人類在21世紀的生存和發展。作者站在21世紀文化戰略的高度，為化解現代人類面臨的這五大衝突，依據和合學的理論，提出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的五大文化原理，呼籲共存共榮，多元互補，以開放的心態，接納自然、社會、人生、心靈、文明按其自身的特性存在和發展；強調人對自然、社會、他人的責任意識和愛人愛物的仁愛精神，認為人類只有把一切關係都建立在"愛"的根基上，才能化解衝突，實現和合，不斷獲得提升。寬容和愛是人類文明的兩大基石。沒有寬容，就沒有合作，就沒有多樣性；沒有愛，就只有仇恨和破壞。人類要進一步文明和發展，就應有更多的寬容和愛。而寬容和愛正是和合學的核心精神。作者提出的和合學的五大文化原理，既觸及到人類文明的內核，又具有現實針對性。即將過去的20世紀是衝突的世紀，未來的21世紀應該是和合的世紀。預計它將對人類合理地、道德地、審美地化解五大衝突發揮積極的作用
三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座右銘，也是中國哲學家應有的氣魄和風範。作者以回應中國文化所面臨的三大挑戰為己任，以先哲"三年不窺園"的精神，潛心竭思出和合學，就充分體現了中國哲學家的這一氣魄和風範。《和合學概論》的出版，是當代中國的哲學和文化走向自覺的一個重要標誌。
由於世界的現代化首先是從西方開始的，我們的文化傳統並沒有孕育出現代化，我們的現代化是在反思傳統，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展開的。所以，我們在近百年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往往把西方奉為楷模。在思想文化方面，用西方的觀念來批判自己的傳統，把中國固有的哲學和文化放到西方的框架內進行解釋和評價，以西方的標準來裁剪中國的哲學和文化，甚至連概念、範疇也以西方的規定為準則，不僅扭曲和掩蓋了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特點和價值，而且使中國哲學和文化的主體性受到了挫傷，中國的學者喪失了主體意識。但是，近年來情況有所改變。由於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崛起，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成長，中國文化的價值得到了積極的評價，中國的學者越來越恢復自信。他們告別西方中心主義，開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哲學和文化，並強烈地感到當代中國需要有自己的哲學和文化形態。作者在闡揚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建構出和合學，以此作為中國文化回應現代三大挑戰的最佳、最優化的文化選擇，代表了中國哲學家的自信，顯示了中國哲學和文化的自覺。
和合學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不是為特色而特色的刻意雕琢，而是作者用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回應現代三大挑戰的過程中形成的哲學文化體系；它不是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産物，而是中國哲學的一種現代形態，是真正的中國哲學。在當代世界哲學的百花園中，中國哲學應該有自己的相應位置。中國的哲學家們必須要有這樣的自覺。作者在這方面無疑走在我們的前面。
這種自覺不僅表現為拋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對中國哲學自身發展的追求，而且表現為對中國哲學經學傳統的否定。春秋戰國是中國哲學的黃金時代，人才輩出，百家爭鳴，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部被稱為經典的哲學著作。可是，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學者喪失了學術上的獨立性，而依附於經典，形成經學傳統。他們述而不作，只能在解經、注經中表達自己的哲學思考，而鮮有獨立的哲學著作問世。宋明理學很有獨創性，但也沒有完全打破這一傳統。近代以來，這一傳統又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續。這就造成長期以來，中國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們不是"照著講"，就是"接著講"，而不敢"自己講"。抗戰時期，馮友蘭先生著《新理學》，構造自己的哲學體系，也只是接著程朱講。作者敏銳地洞察到哲學發展的新趨勢，發現哲學經歷了潛哲學階段和形而上學階段，正走向和合學階段，進而推出自己獨立的哲學體系--和合學，打破了經學的傳統，開了良好的風氣。
張立文教授不僅是一位博學的哲學史家，而且是一位有思想和開拓精神的哲學家。他的新著《和合學概論》，立足現代，瞻目未來，紮根傳統，氣勢恢弘，思想深邃，在當今流行文化快餐的時代，是一本很耐讀的書。其中的精湛見解和深刻意蘊，需要我們慢慢品嘗、理解。
本文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
中國哲學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