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文學作品，在我已經是一件久違了的事情。不僅由專業研究方向的局限，也不僅由地本職工作的忙碌：還有一種原因實在不想説出來，那就是對於當下的許多文學作品，因為過分追愛思潮的時尚，或者一味沉湎于技巧的探索，而有意無意地漠視我們所生活的週遭現實，從而給像筆者之類的讀者，所帶來的由於題材內容的浮泛狹窄而造成的欣賞隔膜；其中當然包括不想也不屑于去讀那些當下被沙得正紅的所謂“用身體寫作”的“美女作家”們，用她們獨特的“當代人格”所書寫的“風流作品”。
但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讀過好心的朋友們極力推薦給我的這部也屬當下正在走紅曾經寫過《天網》、《抉擇》和《十面埋伏》等等名篇，向以關注現實著稱的小説家張平先生的信任。正是張平一以貫之的寫作姿態與審美風格，拉近我與當下文學的閱讀距離。因為，在我看來，文學固然有她自身的獨特品格與獨立價值，但不關注世態人心的創作和沒有思想力量的作品，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喚起絕大多數讀者的審美興趣。而張平的作品，儘管可能在方法和技巧上沒有奇巧的建構和新潮的追求，卻以對於我們所生活時代的世態人心的極大關注與熱切體察，無疑在當代文學的創作園地裏，收穫到了屬於他自己的那份獨特。《對面的女孩》這部日記體新作，雖然在人物的塑上，一改往日他小説中的主人公往往只是叱吒風雲的強乾形象這一寫作路徑，托言一個被勒令退學的女學生日記，向讀者展示了一個性格逆來順受，內心純潔善良，被強大的傳統勢力及其陳腐觀念百般欺淩的弱小女孩的典型形象：但卻保持了他鞭撻落後與醜惡，呼喚進步與美好，激揚道義與法治，關注社會與人生的創作旨趣。
正如這部小説的副標量所示，《對面的女孩》在文體格式上，是“一個被勒令退學的女學生日記”。透過這部“日記”，我們所看到主人公張紅英的命運，是雖然被轉為城市戶口，但仍然生活在落後的鄉村；從而由物質生活到精神觀念，依然比較貧窮和淳樸；因而當求學的路徑由於貧窮而走向狹窄；不得已在一所同樣由於落後而並不正規的技工學校讀書時，所遭遇的種種不幸。她所遭遇的不幸可謂各種各樣；想繼續上高中將來考大學，卻因為始而沒有關係，進不去高中的門；既而有了機會，卻由於家庭經濟困難，進不起高中的門；分數可以上正規中專，但卻被“關係”更硬的人家頂了指標；無奈之下，只好託人“活動”而且據説是頂替了他人，才好歹上了一所並無前途的紡織技校；但是，恰好就是這所藉以安身求生的技校，因為辦學的條件不好，師資和管理又極不正規，甚至充斥著封建的思想，滋生著醜惡的流毒，正氣不興，邪氣瀰漫。學生的優秀品質得不到及進的發現與鼓勵，學生的人格天性得不到起碼的尊重與愛護；原本下沉的對於學生某些思想狀況的正面引導與教育，也由於許多都是不良品質的作崇，與學校管理惟我獨尊的家長作風，而成為封建觀念和倒行逆施借戶還魂、興風作浪的堂皇手段。就連主人公漂亮可人這种女孩子原本幸運的人生資本，也成為她招致諸多不幸的天然禍根。不僅男同學對她的關愛，橫遭班主任的無端監視、無故羞辱和無理審訊，而且引來了心術不正的班主任都是的要挾誘騙、乃至借機猥褻。張紅英為了湊齊學校無度收取的“班費“，返還同樣貧困的同桌同學的好心饋贈，急於掙錢而受到社會上壞人的誘騙有了過失時，學校和老師所給予她的，不是正常的關心與愛護，不是應當的理解與幫助，而是不問青紅皂白的借機整治，與心理陰暗的挾私報復。遇上這樣沒有正義感與是非觀的學校與都是張紅英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作為小説的第二號主人公，後來成為張紅英傾心對象的同桌男生郭志傑，是小説著力刻畫的另一個典型形象。他與張紅英一樣家族貧困、心地善良。所不同者，面對生活的磨礪，他生活的姿態比較積極主動，思想的視野比較開闊而且活躍；不免時憤世嫉俗，但不乏幼稚與天真。所以，當他聖于同桌女生的真誠關愛遭遇歪曲甚至蹂躪時，他的反抗因為傳統思維和習慣勢力的十分無罪與過於強大，往往變得事與願違，惡性徨徒令親者痛而使仇者快。他本想幫助張紅英，未料成為學校整治他與張紅英的藉口；他處處關心張紅英，卻常常成為傷害張紅英的由頭；他從壞人的手中解救了張紅英，卻恰恰成為他與張紅英一同違反校規紀律的確鑿把柄；甚至因為情情的桀傲不訓，他多次被無端地交由本不該介入的公安機關去管束。他與張紅英由開始時的惺惺相惜而近不得已走向“聯盟”，再到相互支撐乃至最後“相戀”，安全是由學校和都是的錯誤教育和無端逼迫，才最終釀成的。如果説，張紅英的簡單、淳樸與幼稚，是導致她悲劇命運的一個重要性格原因的話，則小説通過郭志傑這樣一個張紅英性格互補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又確乎是在告訴我們：其實張紅英的性格弱點，並不能算作她悲劇命運的真正根由。
那麼，釀成張紅英悲劇命運的真正根由，到底是什麼呢？這恐怕正是小説所要告訴讀者或者説是想提醒讀者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主人公張紅英的種種不幸，表面上看來，固然由於她家族的貧窮，由於她可能是過分引人注目的天生麗質，由於她面對齷齪的世事依然保持了淳樸正直的稟性，抑或由於她內向敏感而軟弱溫順的性格，包括天真幼稚和不諳世事。但是，對於一個年僅17歲的技校女學生，社會、學校和老師，除了關心、愛護、幫助和引導之外，又能夠要求她引起什麼呢？她與郭志傑等等同齡人一樣，畢竟都只是一些正需要整個社會關愛和引導的孩子呵！
看來，問題的癥結並非出在孩子身上，而是出在學校、老師乃至我們這個貌似公開嚴格，實際上充滿了專制思想與蠻橫心性的社會身上。讀《對面的女孩》，你不能不思索貧窮對於人生的擠壓，不能不思索觀念對於社會的影響，不能不思考學校教育的尷尬現狀，也不能不思考潛伏在貧困、愚昧、專橫乃至貌似公正的種種罪惡之下，又影響著我們社會生活的諸多不公正、不合理、不人道、不文明的深層因由。
貧窮固然可以滋生悲劇，但在那些物質上並不怎麼貧窮的學校老師那裏，經濟的自足不是同樣滋生著愚昧與醜惡嗎！小説中的老師為了自身一已的面子和尊嚴，可以任意踐踏作為學生的人格與尊嚴；學校為了所謂的紀律，可以無視乃至肆無忌憚地踐踏法律，以至隨隨便便地動輒就將不聽話的學生交給公安部門關押威嚇。這樣的學校，這樣的老師，及所施行的這樣的教育，連文明社會起碼的做人準則與法治觀念都不具備，又怎能教書育人，為人師表？！在小説所描寫的學校和老師中，我們絕少看到對人權的維護，對人性的理解，對人格的尊重，和對人道的張揚；而是恰恰相反，看到的更多是對紀委的曲解，對人性的蔑視，對是非的顛倒，對權力的濫用，對天真的扼殺，對美好的褻瀆，對正義的歪曲，乃至對生命的淡漠。打通了去想，我們的社會當中，不正是因為有著這樣一群佔據各種各樣有利位置的大人先生們，在他們看來正確而又堂皇的理由之下隨心所欲地製造著種種目無法紀又踐踏人權的罪惡。從而才使我們的社會，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門，陷於類似無序而又無道的運轉，致使法治不力，正氣不張。《對面的女孩》作為一部小説，因而可以看作是對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某些觀念文化積弊的寓言式揭示！原本比較明顯的“救救孩子”的創作主旨，因而還可引申為“救救成人”，“救救老師”，“救救我們自己”！因為，如果沒有一代精神健全、文明合格的成人老師，又如何指望會培養出下一代合格的學生？！沒有思想和精神健康健全的真正的人，又怎麼建設一個文明昌盛的理想社會？君不見，就在我們的週遭，不也還有家長出於望子成龍的美好願望，將自已親生子女毒打致殘、甚至殞命而亡的悲劇時常發生嗎？！而這一切的一切，關鍵應當由學會尊重和正確對待個人開始，特別是由學會怎樣做人、怎樣做合格的家長和老師開始！這不只應該成為個別作家的個人憂患，而是應當通過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社會輿論的進一步激揚，化作我們整個社會的深切憂患。
三石文化傳播網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