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六次代表大會使“作家”和“文學”又成為一個話題。很多時候，人們往往對作家本人的興趣大於對其作品的興趣。這是因為，作家和詩人在人們眼裏像是社會的“另類”，其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具有波希米亞風格，即放浪形骸、無拘無束、奇裝異服、無職無業等。不過在英美，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那就是作家和詩人紛紛放棄了反社會、反常規的“波希米亞人”生活方式，開始西裝革履地走上了大學講臺，名曰“住校作家”（Writers in Residence）。如我們所熟知的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美國作家托尼莫裏森，《我嫁了一個共産黨人》的作者、美國作家菲力普羅思，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愛爾蘭詩人希穆斯希尼等，都曾是美國某高校的“住校作家”。

    是不是一定的物質因素導致作家和詩人放棄了自由的“波希米亞人”生活方式？上世紀60年代紐約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亞人”（10年前在北京西邊挂甲屯和圓明園一帶的大雜院裏，也聚居著這樣一些人），還可以在租金低廉的陋室墻壁上畫一隻烤得油亮的肥鵝來充饑，但當這些破舊房屋被推土機推倒，以便為現代高樓大廈騰出建設用地時，這種生活方式便失去了可能。此外，文學在“大眾傳媒”時代已不像在卡夫卡時代那樣被認為是人類智力的一個特別有價值的領域，文學家也不再被崇拜為先知、預言家或天才，作家也不再被期待。這種失重感使得作家自己都開始這麼看：文學只是一門普通職業，和記者、批評家屬於一類。不同凡俗的想像力是作家存在的理由，但現在他發現自己的想像力創造不出什麼，甚至創造不出一種特別的生活方式。

    而美國大學恰好為這些人提供了一個“避風港”。作家進入大學文學系或研究所是一種妥協，因為大學能使他保持相對的獨立性，既依附體制又不完全依附體制，還能保留身上的文學印記。但“住校作家”的出現不免使人們對作家和詩人的形象期待落空，因為普通人本指望看到一個氣質特別的詩人或作家，不料卻看到了一個多少與自己相似的“拿工資的人”。更主要的是，作家是時代和社會的感應器，當他是一個“波希米亞人”，而不是一個“住校作家”時，他的寫作狀態是完全不同的。海明威當年參加西班牙內戰，去非洲乞力馬扎羅山打獵，在古巴和漁民一塊出海打魚，才有了《永別了，武器》、《乞力馬扎羅的雪》和《老人與海》。而當代英美作家置身於大學這種規範化機構，他們的想像力和感受力是不是會受到某種束縛？

    當代英美作家成為“住校作家”後，他們的創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更多地寫一種非常關注個人小圈子、能贏得“高級讀者”反應的東西。作品中的主人公也不再是士兵、漁民、獵人、流浪漢等下層人物，而開始換為大學教授、女學生等。如曾經獲得布克獎的英國作家拜厄特，他的《著魔》寫的就是大學裏高級知識分子的學術生活。美國作家菲力普羅思去年出版的小説《人性的污點》，主人公是一位淡色皮膚的黑人學者；今年出版的小説《垂死的動物》，主人公又是一位大學老教授，而且這位老年“登徒子”還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與其孫子輩女學生的杯水主義戀情完全是正當的。二是因為缺乏生活而退入歷史。大學圖書館有豐富的歷史資料，大學裏還有歷史學家，這就使“住校作家”中的不少人成了歷史小説家，從而導致了具有懷舊色彩的歷史小説和歷史電影的繁榮。如前不久揭曉的英國布克文學獎，其獲獎作品《凱利幫真史》就是歷史小説，作者為澳大利亞作家彼得凱里，現在是美國紐約大學的“住校作家”。

    當代中國作家似乎同大學既有聯繫又有一定距離。陳忠實、賈平凹、王安憶等只是在大學講講文學課，格非雖説有點像是清華大學的“住校作家”，但主要是在那裏教書。“住校作家”多少讓我們想到了王蒙在20年前提出的口號：作家學者化。這一點似乎能夠説明，中國作家很早就開始“與國際接軌”。（程巍）

    《環球時報》(2001年12月21日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