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九十萬言的《中國反貪史》，給我的印象，正如主編王春瑜先生在序言中所嘆：“貪官何其多也！”“清官何其少也！”我再加上一嘆：“反貪何其難也！”
撰著此書的歷史學家們，想必是抱著“以史為鑒”的用心，在縷述了各個朝代的貪污狀況、監察制度、法律監督、廉政措施，以及有關的詔令、奏議，反貪實踐的成效以後，都設反貪啟示的專節，讓我們掩卷一思再思。
繼承了戰國律法的《秦律》就詳細規定了以懲治瀆職和貪污腐敗為主要內容的官吏法規，明確規定了以“輕罪重罰”為特色的懲罰的標準，對貪官污吏有強大的威懾力。此後的《漢律》也基本繼承了《秦律》的精神，並加大了對貪官污吏的懲治力度。此外，兩漢還有《刺史六條》、《三互法》等專門的監察法規，針對各種貪賄行為分門別類定出懲治辦法，確實做到了有法可依。
至於有法必依的情況則時好時壞，像漢武帝、漢宣帝、漢明帝等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必依，既不以貴、官抵罪，也不因功廢法，保證了法律在反貪領域中的權威性。但更多時候，法律都受到了皇帝、貴戚、寵臣們的破壞，尤其是西漢中期以後，強調人治的儒家理論導入漢代法律之中，有了所謂“八議”，即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憲等大行其道，結果是有罪不罰或同罪異罰，為貪官污吏以各種名義逃脫懲罰打開了方便之門，從而加速了西漢中、後期腐敗之風的蔓延。
秦漢反貪的成功經驗之一，是構建了由中央到地方有完整體系的監察機構，但監察權與行政權分離不徹底，監察權經常受到行政權力的制約。郡守和縣令集行政、監察權于一身，他們自己也沒有同級監察；督郵、廷掾等既為監察官，同時卻又是郡、縣長官的屬吏，他們在行使監察權時必須秉承行政長官的意志，不可避免地使監察權屈從於行政權。從根本上説，依賴這種體制是不可防範、制止吏治腐敗的。
隋唐時期的反貪活動，很重視法典的編制。唐代在隋煬帝《開皇律》的基礎上制定唐代法律，並不斷加以完善；還大量編制各種行政法規，形成律、令、格、式的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確定了國家的刑法原則，規範各級政府行為，也是認定和懲處違法違紀、貪污受賄的依據。這個法律體系還具有相當的嚴肅性，即使皇帝違反法律的規定，按照個人好惡處置貪官污吏，往往也要受到臣僚的反對。事實上，在隋唐時期，幾乎沒有哪個皇帝公開否定法律而一意孤行；即使要法外開恩，也要像隋文帝那樣，聲明自己是屈法申私，或者如唐太宗，既要尋找法外施恩的理由，還要聲明不得引以為例。這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説至少是形式上限制了帝王的濫用權力。
法律法規的制定和補充完善，只是反貪的第一步，要使這些法律法規得以貫徹實施，建立健全執法機構是必不可少的。隋唐時期，監督官吏的常設機構是御史臺，防止貪污是從監督官吏和完善經濟管理兩方面著手。此外，官吏的考核、任免、任期、回避、獎懲等多項制度的建立，也從不同的方面形成制約，減少了各級官吏濫用職權的可能性。
在隋唐時期，犯有貪污罪的低級官吏，通常都能做到依法查處，但是，對於高級官員和有特殊背景的皇室成員、外戚乃至宦官的貪污，能否予以懲處，多半取決於皇帝的態度。有時候，對這類人的懲處超過法律法規的規定，但是大多數都低於法律法規的量刑標準，甚至免於懲處。對貪官污吏的懲處實行雙重標準，是隋唐時期貪污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漢、唐遠了，書中在清朝反貪的啟示一節中，中肯地指出，封建官僚制度的弊端是官吏侵貪屢禁不止的根源。封建官僚制度以專制君權為核心，君臣間、上司和屬員間存在著政治上嚴密的人身依附關係，賄賂逐漸成為以物質利益調節政治關係的手段。政治系統的運作，又受傳統文化的支配，倡導“在家盡孝，為國盡忠”。這裡所謂忠誠，理論上包括完成君主規定的政治目標，在政治生活中遵守政紀法規，維護現存等級制度，而實際的評判標準掌握在皇帝手中，如雍正所説：“朕説你好，你才好。”君主對臣僚的要求首先是忠，其次才是廉，廉潔與否由君主來評判，一切以君主的政治需要而定。“所以，政治腐敗，官吏侵貪，並非人治社會的嚴刑酷法所能根除，也非專制條件下的諷喻説教所能阻止。”兩百多年的清皇朝，也只能在賄賂公行、貪污成風中走向它的末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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