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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為鑒,將反貪進行到底

郭開森

    自從私有制産生,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貪污就與人類形影相隨。貪污,是公共權力的運用越過了制度、法律乃至行政倫理規範的邊界,而成為個人或小集團謀取私利手段的一種表現。貪污,關係著國家的治亂興衰。因此,反貪也就成為人們的永恒話題。

    洋洋九十萬字的一本《中國反貪史》,書中力陳中國歷朝歷代的貪污情況、監察制度、廉政法令、有關詔令奏議的頒布實施等等。類似編年體般的通覽一遍後,感覺此書是以“反貪”為線索,寫盡了中國歷代王朝的政治吏治、興亡更替、得失教訓。

    讀罷《中國反貪史》,一般有兩方面的感受。對於個人來講,要更加自省自律,塌實做人、廉潔做官;于社會來講,要加強道德、法制、教育的全面建設,系統治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貪污者,即使獲得了一時的個人私利的滿足,但是,蓋棺自有定論,如果違背道德良心和法律制度,鋌而走險,其結局必然是不留清白在人間。

    一旦貪污成為一種個人習慣,一旦腐敗成了整個社會的惡習和難以扭轉的風氣,原有的社會運作機制也就面臨土崩瓦解,王朝的滅亡也就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人心的善惡,作為道德家和哲學家的終極性思考,在這裡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腐敗與反腐敗、貪污與反貪污作為社會良性運作的一對矛盾,需要一個很好的制度去調節、需要一個合適的機制去把握。

    完全地剔除一切的腐敗與貪污,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只能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心願。如何使貪污腐敗現象降低到社會所能承受的最少程度,應該是歷朝歷代統治者的政治治理中的一個很棘手但又必須解決好的問題。

    為什麼整個封建中國的歷史,儘管經過了無數的王朝更替,“貪污何其多,清官何其少”的情況總是不變?這裡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在有限的公共資源面前,官吏與平民是不平等的。官吏作為資源的優先佔有者,比一般老百姓更容易化公為私。

    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裏,人與人在資源財富的佔有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導致的社會地位也是不平等的。權與錢,像一對形影不離的兄弟。有權幾乎就意味著有錢,你的私人財産越多,你的社會地位必然也就越高,同時,你就更加優先佔有了更多的社會公共資源。權力本身一旦作為一種資源拿來交易,最終的結局必然要麼是個人權力的剝奪,要麼是社會整體權力機制的失控和重組。

    一個以社會管理者的名義出現的政府官僚體制,在形成普遍的貪污腐敗風氣後,將逐漸演變成某些等級或階層謀取個人私利的機器。這幾乎是歷代封建王朝擺脫不了的輪迴式的結局。

    所以,體制的問題,是根本。《中國反貪史》以歷代反貪的實踐與經驗,雄辯地説明瞭這條真理。貪污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一個惡魔,根本上是社會公平問題沒有最終解決。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權力制約也將是蒼白無力。

    在今天,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以後,這個根本性的社會體制問題得到改變。但是,是不是因此就“萬事無憂,天下太平”了呢?顯然不是。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整治貪污腐敗現象仍然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出現貪污腐敗的原因在於我們的機制還不成熟,我們的社會公共資源還十分的貧乏。這是一個客觀現實。

    “體”與“用”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體制的問題解決了以後,接下來就是如何治理的問題了。

    人的慾望總是在不斷地需求和滿足之中保持某種平衡。慾望的需求是無止境的,慾望的滿足同樣無止境。任何人一旦涉足到貪污腐敗的臭水溝裏,必然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因為同謀者相互之間的利益牽制,因為權錢交易導致的慾望膨脹,貪污者的精神狀態如同毒癮一般常常發作,腐敗者的心理狀態如同賭癮一樣僥倖而貪婪。

    但是,我們知道,歷代的貪污者一般有兩怕:第一,怕照鏡子。在社會道德的制約機制失控以後,貪污會成為一種普遍的惡習或稱為風氣。在蕓蕓眾生中,為何我不隨波逐流?這樣的想法實在是不可有。要知道,凜然正氣的清官的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包拯般的入世自律與陶潛樣的出世自潔,其精神力量已經流芳百世。在反貪史之外,我們看到了另外一部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品質的傳承史。

    第二,怕帶銬子。任何貪官污吏,一旦行跡敗露,鋃鐺入獄,其下場不僅僅是失去外在的財富、自由,而將是要面對個人道德品質的全民審判和個人道德的歷史性否定。因此,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嚴厲地打擊一批貪官,將起到扭轉時風、警戒後人的作用。

    以上兩點,簡單地拿現在的政策來套用,就是教育和法制的作用。通過説服教育工作,讓我們來“照鏡子”;通過法制嚴厲打擊,讓一部分已經腐化墮落的官員“帶銬子”。這是兩條必備的措施。

    大凡寫史之人、治史學者大家,都不是就歷史而寫歷史的。“古為今鑒”,讓歷史成為今天的一面明鏡,可能是中國許多歷史學家的學術理想。《中國反貪史》也許便是本著這樣一個出發點來進行的。歷代統治者治理腐敗的各種具體措施、法律制度,對於今天的中國社會是有借鑒意義的。

    我想,“反貪史”的用心所在,關鍵還是在於後面的“啟示錄”。歷史是一面鏡子,無論做人做事,中國人習慣於照著歷史這面鏡子去做。以史為鑒,一般來説,可以讓我們的行動更加正確、決策更加合理。

     “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社會主義的官,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務員。有了歷史的借鑒作用,我們的反貪行動將更加有效和有力。

    中國網200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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