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由於文化的內涵擴大到了日常平庸的消費行為和消費産品，因而也就有了大眾文化、流行文化乃至商業文化等説法。文化研究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英語世界都大有成為顯學的勢頭。當下日趨時尚的文化研究越來越側重於消費文化的符號學解讀。約翰費斯克寫于80年代後期的《理解大眾文化》就是這樣一本文化研究著作。

    費斯克在今天已經成為這一類文化研究的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作者。他曾在一系列獨自撰寫或與人合作的著作中反覆闡述和表白自己的觀點，其中《理解大眾文化》比較充分地展示了他的理論和方法論立場。一方面，他口頭上認可資本作為支配力量的存在，同時卻將分析的重點放在消費者和受眾的所謂創造性的反抗和顛覆活動上。費氏宣稱他的文化研究是樂觀的，因為它在人們瑣碎的日常消費中看到了活力和創造性，他因而也從中找到了社會變革的機會和動力。這樣一種學理態度，被費氏策略性地稱為“樂觀的懷疑主義”。可是，讀者應該不難看出，在這裡盲目樂觀是真的，懷疑則是假的。

    費氏正是本著這種即便真誠也是自欺欺人的樂觀主義去解讀流行文化現象的。穿美國西部牛仔裝、觀看娛樂性電視節目、閱讀聳人聽聞的小報、在商場裏小偷小摸以及參與打架鬥毆等，都可以被解釋成社會中無權者向統治者進行的文化遊擊戰的一部分。遊擊戰士們在顛覆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控制時表現出的機敏狡黠、自鳴得意在費氏嫺熟的筆下當然也是栩栩如生。兩個薪水不高的女秘書，利用僅僅一小時的午餐時間去盡情盡興地瀏覽高檔成衣專賣店，將店裏的衣服隨心所欲地試來試去，卻沒有任何購買的意思。她們在鏡子裏和對方的眼睛裏享受了自己“竊來”的動人形象，而後換了衣服從容而去。依照費氏的闡釋，她們如此這般共同顛覆了店主和廠家賺錢的本意，打破了商店通過內部擺設誘惑消費者購買的企圖。這等於在説，沒有經濟實力去購買實實在在的商品，那麼，就請消費它的形象和影子。鏡子裏的燒餅也可以充饑！

    比起嚴謹沉重、有時甚至出力不討好的社會學分析，聰明機敏的符號學解讀則顯得輕鬆、愜意和詼諧，往往能帶給閱讀者文字上的驚喜和愉悅。卸掉了歷史包袱和社會內涵，符號從此獲得了獨立和自由。它們被人為地分裂成能指和所指，兩者可以在不經意之間任意組合併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符號學家們成了語言魔術師，他們使用的道具就是沒有歷史深度的、自由自在的象徵符號。因此，社會和文化現象統統被拿來當成符號解讀了。這時，問題就嚴重了。

    放棄了嚴肅的社會學分析，將被分裂為能指和所指的符號拿來擺積木遊戲，結果肯定是社會現象的嚴重誤讀。就費氏企圖認識大眾文化而言，其關鍵錯誤在於他將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權力混為一談，將資本的支配權與普通人在市場上對商品行使的選擇權被當成同一回事，而無視商品的選擇需要購買力支撐這一最簡單的事實。“買不起的人”在費氏的解讀體系中就成了“選擇不買的人”，而且這些人仍然能享受到選擇的快樂。如此這般的抵制、反抗和放棄在一些文化研究者眼裏，就成了進步的亞文化的組成部分。主觀意願和客觀結果在這種理論詮釋中徹底脫節，這恰恰是符號解讀替代社會分析的結果。當然，符號學分析並非一無是處，它至少向我們揭示了所謂能指和所能之間的關係從根本上講是任意的。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在每一個具體的現實社會裏，這種關係往往已經或多或少被規定下來了，這種約定俗成相對穩定，迫使多數人墨守成規。因此，符號學可以為分析文化和社會現象提供一種工具，但它不能代替政治經濟分析，更不能對文化和社會現象提出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詮釋和批判。

    《光明日報》 2001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