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誕生的中國無産階級文學，用今天的話來説，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説，是世界性的“紅色三十年代”的組成部分。應該説，左翼文學的某些方面是延安以降中國“紅色經典”的直接來源。這個來源和它此後的發展、變化，是中國現代性的表意形式之一。
在我看來，左翼文學的發生，不僅適應了那個時代“全球化”的趨勢，重要的是它以文學的形式表達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潛在要求。它對底層民眾生活的關注和深切的同情，改變了中國文學的歷史。它把“五四”時代知識分子試圖把文學還於民眾的努力訴諸實踐，並以規模生産的方式引領了中國文學創作的潮流。因此，左翼文學的先鋒性和它的民眾性，是它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領導中國文學潮流的內在原因。在後來的歷史敘事中，左翼文學大概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命運：要麼把左翼文學置於惟一合法性的地位，認為只有左翼文學才有資格居於現代中國文學的正統地位，這種歷史化的敘事排斥了對其他文學研究或評價的正當性。正是這一敘事導致了沈從文、錢鐘書、張愛玲等邊緣作家在八九十年代的過分渲染———事實上，這些作家中有的人的二流地位是難以改變的。要麼就是認為中國文學的“極左”傾向肇始於左翼文學，清算中國文學的“極左”傾向必須從左翼文學做起。於是否定左翼文學在一個時期裏曾成為一種“學術時尚”。這是對左翼文學兩種不健康的立場和評價。
這種整體主義的肯定或否定，並不具有學術意義。在我看來，左翼文學的問題，更多的是來自“歷史化”的敘事，特別是左翼文學被納入“制度化”之後。左翼文學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被實用主義地“抽取”為簡單的“革命”。於是，左翼文學便和毛澤東的“新文化猜想”構成了直接關係。因此，認為從革命文學到樣板戲是一脈相承的血緣關係，這是不對的。樣板戲是毛澤東“新文化猜想”實踐的結果，毛澤東所期待的新文化，即不斷透明、純粹、簡單、健康的新人形象，最後在樣板戲那裏獲得了實現。這裡有一個不斷的濾及過程。在左翼文學那裏，起碼還存在“革命加戀愛”的模式，但在樣板戲那裏，一切和日常生活、男女情愛相關的內容，都會被認為是不健康的。這種被“新文化猜想”過濾的過程，我們能把它的問題全部算到左翼文學那裏去嗎？
今天，我們又一次與“全球化”不期而遇。不同的是，這個“全球化”不是無産階級的全球化，而是資本神話的全球化。這個全球化既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意識形態，同時又是支配全球生活的無所不能的現實力量。資本神話的時代按照它的需要，毫不掩飾地拋棄了不具有市場價值的人並舉薦炫耀新的奇跡。真正的文學在這個時代已幾近奢侈，更不要説對底層生活充滿熱情關注的文學了。這時，我對左翼文學充滿了憧憬和懷念。當下文學更多的是“物”的迷戀和炫耀，是白領趣味的張顯和生活等級的渲染。我們在當下文學中已經很難再讀到浪漫和感動。而左翼文學的最大特點可能就是它的浪漫精神和理想主義，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戰鬥性。我們在蔣光赤、洪靈菲、柔石等人的小説中，在殷夫、胡也頻的詩歌中，都能被一種巨大的浪漫情懷所打動，都能夠被他們對現實的批判和戰鬥所感染和鼓舞。文學從性質上説，是關注人類精神事物的，它是最適於表達人類精神世界的一種形式。因此，文學的浪漫、理想、批判、戰鬥的品格，我們今天在左翼文學中可能體驗得更為清楚。
在20世紀晚期，左翼文學的命運和無産階級文學的寂寞，與無産階級奪取政權後對這一文學的理解和要求相關。於是，在無産階級文學不斷變化的同時，西方文學潮流開始在中國興起。20世紀80年代以降的中國文學，向西方學習的熱情幾乎在所有的文學新潮文本中奔涌，而包括左翼文學在內的無産階級文學終結之後，那裏是否還有我們值得繼承的文化遺産，幾乎鮮再有人提及。或者説，這一在20世紀誕生也在20世紀終結的文化現象已經被等同於“極左”文化或者災難性的文化。這一認同的背後，潛隱著新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維護：它既無須承擔任何風險又表達了時髦的拒絕姿態。另一方面，無産階級文化經過市場包裝之後，在另一個意義上又被空前利用，它在賺取了大量的剩餘價值的同時，又被裝扮得怪裏怪氣，但它同樣具有合法性。因此完全可以説，包括左翼文學在內的無産階級文化在它晚期遭致的命運，與兩種市儈或投機分子對它的“妖魔化”是有關的。這是在清理無産階級文化“問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它之所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就在於它“正確”的背後，隱藏著致命的庸俗。
《北京日報》2001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