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凱歌》，一本十年前寫給日本人看的薄薄的傳記，沒想到十年後在國內面世還能引起一片叫好之聲。誇這本書好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作者的文學素養，另一個便是作者對自己荒唐過去的態度。
《少年凱歌》最早以日文版出版于1989年，原名《我的紅衛兵時代》，新近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國內出版，不足八萬字，雖以大字排印，兼縮版心，擴行距，仍然只有薄薄的一冊，所以幾個小時便可讀完。
然而，對讀者來説，這決非輕鬆的幾個小時。正如作者所説，這是他的“自供書”，這樣的文字，寫起來便更不會輕鬆。
一切源於那個時代。陳凱歌生於1952年，父親陳懷皚是北影廠的老導演，少年凱歌成績優異，有幸以平民身份考上當時重點中的重點，高幹子弟雲集的北京男四中，但中學只念了一年，課業便因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告終止。遊蕩數年後，陳凱歌插隊雲南，直到1971年因為會打籃球應徵入伍，本書所述的經歷便到此為止。但正如作者所言：“我一直認為我的人生經驗大都來自那個時期，其中最重要的是，這個‘革命’幫助我認識了我自己。認識自己即是認識世界，明白這一點，就決定了我的一生。”
這樣一個“認識自己”的目光是嚴肅的，當年只有36歲的陳凱歌，看到了歷史角落空落落的審判臺，他走上去，以一個有罪之人的身份，對自己當年錯待過的人和事做告解。他不以年少無知為藉口，反而為自己的年少無知感到羞愧，他在人群中喊過打倒自己父親的口號，也曾應召走上革命的舞臺，在眾人面前痛斥父親，甚至在批鬥臺上“推了一下”彎腰低頭罪人一般的父親。這樣的背叛令他自己成了罪人，多年不能釋懷。
男孩子總有背叛父親的時候，這似乎是成長中必不可少的一環。所以，假如換了一種別的理由，別的時代和場合，以一種別的方式，陳凱歌大概不會用這樣沉痛的心情來看待此事。
陳凱歌是個心很重的人，他的電影作品也一直難以脫開那種心重的感覺。《大閱兵》説穿了是關於父權的，而從某種程度上説，《霸王別姬》的主題也是成長和背叛，最近一部《荊軻刺秦王》，更附會了秦王軾父的情節，而陳凱歌也親自出演呂不韋——嬴政的親生父親一角。
我當然無法揣度陳凱歌的心理，這本屬於他個人歷史中最隱密的部分，痛或者快樂，説或者不説，全由他自己掌握，但既然他説出來了，我們便有機會，更主要是有資格來透視一下他的懺悔。
大約比陳凱歌在紐約寫這本小傳早不了多久，當時很有些名氣的電影記者左舒拉寫過一篇長文，名為《揭開神秘的面紗——我所知道的陳凱歌》，文中説陳凱歌：“其父陳懷皚解放前曾為南京國立劇專教師，解放後擔任電影導演，歷經各種政治風波居然處亂不驚安安穩穩地活著，即使在史無前例的‘文革’時期，以其國民黨員的身份，仍能躋身於專案組（那是整人的機構，能在此安身起碼不是被整對象），其靈魂與皮肉均未被觸及，兒女亦沒遭殃，一輩子該得到的一樣不少都已得到。足見其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與生存能力。”
陳凱歌沒有在書中詳述父親的這一段歷史，更沒有像外人那樣指責自己的父親有為虎作倀的嫌疑，他也的確不該在20年後再一次在心裏殺死自己的父親。也許在艱難時世能活下來絕非一種罪過，今天的寬容更應成為一種美德。我僅有的疑問只是，陳凱歌在書中的回憶，很多時候是站在很高的地方俯瞰歷史，他不僅提到自己中學時的同學和朋友，提到插隊時的戰友——他為他們中間早死的，也補上臨終前獲贖的懺悔，更為整整一代人懺悔。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唯獨忽略了自己的父親。
另一位文化學者，當代行走大師余秋雨，説過自己決不懺悔，也沒必要懺悔。你可以把這當作余教授的氣話，昏話，也可以認為他心裏頭確實就是這麼想的，説到自己正在寫作之中的自傳，他更信誓旦旦要把自己這幾年的遭遇當作“最後的重點”來寫，意思大概是做了一輩子好人，老來卻受到“瘋狂的”盜竊和誹謗——“我的自傳會寫得非常好，讓攻擊我的人徹底失望。”
我已經失望了。30年前的陳凱歌只是個中學生，也許他只是推了自己的父親一把，而當年的余秋雨已是成人，他的文字是否推倒了什麼人我不知道。也許只有推了自己的父親，才會在靈魂深處留下更深的記憶。
我們的時代和歷史需要寬容，更需要懺悔。儘管這是一個經過了去年文壇的吵鬧不休之後，一個令人有些眼暈的詞，但我仍然想説，低頭吧，怎能在歷史面前説自己從不謙虛呢？得救之道，就在眼前。
（《少年凱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10元）
《中華讀書報》2001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