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因江河而生存，文明倚江河而發育。人們往往把哺育自身成長的河流同“母親”這一崇高的稱謂聯繫起來。然而，當人類已經走出了文明最初的搖籃，有多少人知道“母親”曾為此付出的歲月滄桑？在萬古長流的江河面前，有多少人了解“母親”的生平際遇？64年前，瑞士人埃米爾路德維希以《尼羅河傳》令人為之一嘆，因為是他讓人們感受到了一條河流的偉大。但，後繼者寥寥。因此，當河北大學出版社近期推出“大江大河傳記叢書”，將傳記的目光投向黃河、長江、珠江、運河、淮河、塔裏木河、雅魯藏布江、松花江、遼河、海河、瀾滄江和怒江等一系列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時，我們有理由對此給予更多的關注。近日，記者採訪了該叢書的策劃者、河北大學出版社總編輯任文京，《黃河傳》作者陳梧桐教授，《塔裏木河傳》作者王嶸教授，談起河流與江河傳記的話題。

    記者：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以《話説長江》為代表的一系列電視專題片，曾一度引起轟動。但從那以後，以河流為主題的大眾讀本並不多見，如此系統地為江河作傳，可以説是一次全新的嘗試。作為編著者，你們是如何考慮為江河做傳的呢？

    任文京：江河是人類文明最初的發祥地。自然的河流一旦同人類的文化聯繫在一起，便成了文化的河流。為江河作傳，就是把江河看作是有生命的個體，寫她和她所孕育的文化，寫她的生活、她的變遷。

    陳梧桐：江河的傳記，有別於地理歷史讀本，也有別於旅遊指南或文化專著。它把河流當作一個人，寫出從它誕生一直到現在的生平際遇，寫出一部以河流為載體的社會生活史。當然，同時也包括幾千年來人為的破壞給她帶來的痛苦。

    記者：如果把江河看作是一個人，那麼她所承載的文化，便如同人的性格。初讀這套傳記叢書，最深的感受便是一體多元的中華文化的搖曳多姿，不同河流的不同文化性格。比如在《塔裏木河傳》中，談到同一宗教題材的壁畫《降三魔女圖》，奔放的龜茲克孜爾千佛洞的版本同受中原文化道德觀影響的敦煌莫高窟版本的差異，這種文化的對比，讀來頗具興味。

    王嶸：我想，這就是我們這套江河傳記的特色，雖然採用的是文化散文的形式，但卻要求以深厚的歷史、地理專業知識作為支撐。專業人士看了，不會覺得走樣；普通讀者看了，覺得鮮活、容易理解。但就像剛才所説的，由於不同河流的文化性格的差異，每一本傳記都體現了不同的風格特色。拿塔裏木河為例，她是中原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文明的交匯之地，同時也是探求各種文明的一把鑰匙，她所形成的西域文化特色，既有雄渾強悍的一面，又有秀麗詩意的一面，曾一度在中華文明中佔有顯赫的地位。但同時，她又是一條憂傷的河流。如同她本身多次斷流一樣，她的文化也曾多次“斷流”。不同文明的碰撞、為爭奪綠洲展開的戰爭、自然環境的惡化，使很多文化成果淹沒在一片廢墟之中。尤其是20世紀以來，塔裏木河流域的大規模“開發”，更是給了塔裏木河致命的一擊。儘管人們也曾建立了一些人造綠洲，但相對天然綠洲而言，它是極其脆弱的。

    記者：我覺得，河流的憂傷，帶有強烈的悲壯意味。河流曾經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根本，而對於河流的戕害，又往往出自她所哺育的人類，人類越是發展，河流所承載的壓力也就越大，有的甚至因此而徹底崩潰。

    任文京：的確是這樣，人們讀歷史、文化史的時候，注意的通常是從古至今人類發展的軌跡，但是到底是什麼支撐了人類的發展，往往被忽略了。人類能夠不斷地走向文明的高峰，離不開江河的支撐。

    陳梧桐：回顧歷史，河流養育了中華民族，但是我們沒有善待她。過去，中國一些重要的都城都在關中地區一帶，因為在古代，當地的生態環境很好，早期的農業也在那裏發展起來。但隨著環境的破壞，人類逐漸向黃河下游遷移、向南遷移。從古書上來看，早期黃河都被稱為“河”或“大河”，説明它原先的河水並不黃，直到《漢書》中才第一次出現了“黃河”這樣的稱謂。

    王嶸：其實，對河流的傷害，很多時候是由於人類的愚昧和貪婪造成的。比如，塔裏木河有一個分支叫烏茲曼河，它是怎樣形成的呢？有一個叫烏茲曼的牧民，因為他的草場幹了，為了他的羊有草吃，他就把塔裏木河的堤岸扒開，塔裏木河決堤之後，形成烏茲曼河，的確把附近的草原滋養得非常豐茂。但是，他耗費了能夠建造幾千架飛機的成本只是養活了他的幾十頭羊。在塔裏木河上游你可以看到，沿途有無數的泵在向外抽水，有的為灌溉幾畝地，就挖開溝渠，讓數十倍于灌溉用水的水資源白白浪費到沙漠裏。而塔裏木河下游兩三百公里出現的斷流，讓下游的農場面臨危機，危及幾萬農工的生活。

    記者：“孕育”意味著付出，但“孕育”不等於對母體的破壞。但河流付出的代價，似乎並沒被計入人類發展“成本”。

    任文京：提起“江河文明”，很多人都會有一種錯覺，仿佛河流只是在很久遠的年代裏，才同我們人類的文明發生聯繫，而在現實中，江河的重要性正在被淡化，河流似乎僅僅為人類提供了一種便利。

    陳梧桐：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今天，由於淮河沿岸污染嚴重，用於淮河治理的費用高達200億元，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改革開放以來淮河沿岸那些污染嚴重的鄉鎮企業所創造的價值的總和。也就是説，我們創造的“文明”成果，還抵不上所付出的代價，這樣的“發展”有什麼意義呢？

    王嶸：現在，人們生存的方法越來越多了，有時也對河流的滋養越來越不在意。我到過塔裏木河下游的一些地方，當地的人以前並沒有危機意識：當地原來種水稻，隨著河水越來越少，人們開始改種棉花，這比種水稻還賺錢；後來，水更少了，種植面積由過去的80萬畝減少到8萬畝，於是人們又開始改種庫爾勒香梨，還是一樣賺錢。但去年我到那裏，當地的朋友説，現在早到府都被沙子擋住了推不開，人都快沒法生存下去了，還賺什麼錢？此時，河流對人的意義，他們會有新的感受。

    任文京：在這套傳記叢書中引用了這樣一句話：“你的閱歷有多深，河就有多深；你的想像有多大，河就有多大。”

    我們為江河作傳，希望讀者能夠將人類的命運同河流的命運聯繫起來。我想，這決不僅僅是一個環保的話題，而是事關人類文明發展的話題。因為河流的沒落，意味著人類和文明即將遭受滅頂之災。

    《光明日報》2001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