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的名字總讓我聯想到遙遠的鈴聲,明亮、輕盈、爽朗。她遠在美國,她的名字在國內廣為人知,她的帶有傳奇色彩的曲折經歷、不斷求新的創作、和丈夫安格爾創辦的為世界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貢獻的“國際寫作計劃”,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當我在北京王府井大飯店見到這位個頭小巧、笑容溫和親切的75歲的老人,我好像又聽到我想像中的鈴聲,穿越了世事滄桑和命運浮沉,但沒有啞。她的爽朗明快的談吐中透著一種閒定。
經歷了大陸、台灣、美國的生活,跨越了大半個世紀的歷史,聶華苓把自己比作一棵樹,她強調説:“我是一棵樹,不是像一棵樹。”根在大陸,樹榦在台灣,枝葉在美國。去年江蘇文藝出版社把她的文章彙編成聶華苓自傳《最美麗的顏色》,她笑道:“這不應該叫自傳,自傳怎麼能説是最美麗的顏色呢?”她現在正在準備寫回憶錄,她的經歷涵蓋了中國現代的大部分歷史,在回憶錄中她不光要描寫個人的生活經歷,還要通過個人生活經歷反映社會歷史的演變。她研讀了中國現代史和當代史,回故土來再重新體會每個時代的氣息。她一生經歷過坎坷,也獲得了事業的成就和家庭的幸福。她覺得自己很幸運,是以感激的心情回憶自己的過去,沒有抱怨,即使有挫折也是豐富自己的見識和生活經驗。
聶華苓一直在用母語中文寫作,她説:“我用中文寫作的時候,一邊聽著中國古典音樂,感到很平靜很自在,好像回到了故鄉。”中文語言也在不斷變化,這次回來她聽作家朋友談起“酷斃”、“暈菜”這一類新詞兒,感到很有意思。她對中國當代文學很關注,能列舉出一大串她欣賞的中國當代作家名字,包括年輕的余華、蘇童等。她認為文學的主要目標是寫人,在語言、體裁、結構上的創新很重要。
聶華苓大約每隔兩年回故鄉來探望親人和朋友,這次她遊覽了雲南和敦煌,回北京來和一些中學同學、作家朋友聚會,還要到在清華大學工作的弟弟聶華桐家裏住一些日子。談到北京的變化,她興高采烈:“兩年不見,北京變化真大,機場路上新起了好多很氣派的大樓,兩年前還沒有呢。昨天我和愛荷華來的一對醫生夫婦一起逛王府井,那裏變化太大了。”她想起1978年和丈夫安格爾及兩個女兒第一次回祖國,就是住在王府井的華僑飯店,現在的王府井和那時完全是兩個世界,人們的精神面貌也不同了,看上去很悠閒,很輕鬆,穿得很時髦,一派樂觀氣氛。她感嘆道:“真希望安格爾能看到,他一定會很高興。”
她的談話中總是時時提到她的丈夫安格爾,這位在1991年去世的美國詩人已經成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一個是被陳白塵稱作“比中國人還中國”的女子,一個是非常美國化的男子,這樣的兩個人走在一起共同度過了20多年的美好歲月,用聶華苓的話説:“我們的婚姻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美滿的婚姻。”她無限懷戀地談起安格爾,在她眼裏他像一片大海一樣寬廣深厚。他們來自兩種不同的文化,彼此互相尊重各自的文化、各自的興趣愛好、各自生活中重要的東西。對中國來的作家朋友他都非常熱情友好,因為他知道他們對於她很重要。他喜歡聽她和兩個女兒講中文,喜歡看她們在一起説話的樣子。每天早上他和她坐在一起邊喝咖啡邊聊天,然後分頭寫作,一個寫詩,一個寫小説,互不打擾。他喜歡看足球,她卻不喜歡,有一天他鄭重地對她説:“我要給你一個警告。”原來他想看足球。她寬容地笑了,在他看球時還親自給他端去了晚飯。安格爾去世時她幾乎難以承受這樣的打擊,但她還是堅強地走過來了,就像她每一次用柔弱的肩膀堅強地承受住生活的磨難。她用幾年的時間整理完成了安格爾的四卷本回憶錄,並寫出了回憶他們共同生活的散文集《鹿園情事》。
聶華苓曾説自己悟出了活下去的道理:既然要活,就要活得有尊嚴,有意義。是呵,一個人的天地很小,但心的世界很大很大。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0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