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的名字總讓我聯想到遙遠的鈴聲，明亮、輕盈、爽朗。她遠在美國，她的名字在國內廣為人知，她的帶有傳奇色彩的曲折經歷、不斷求新的創作、和丈夫安格爾創辦的為世界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貢獻的“國際寫作計劃”，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當我在北京王府井大飯店見到這位個頭小巧、笑容溫和親切的75歲的老人，我好像又聽到我想像中的鈴聲，穿越了世事滄桑和命運浮沉，但沒有啞。她的爽朗明快的談吐中透著一種閒定。

    經歷了大陸、台灣、美國的生活，跨越了大半個世紀的歷史，聶華苓把自己比作一棵樹，她強調説：“我是一棵樹，不是像一棵樹。”根在大陸，樹榦在台灣，枝葉在美國。去年江蘇文藝出版社把她的文章彙編成聶華苓自傳《最美麗的顏色》，她笑道：“這不應該叫自傳，自傳怎麼能説是最美麗的顏色呢？”她現在正在準備寫回憶錄，她的經歷涵蓋了中國現代的大部分歷史，在回憶錄中她不光要描寫個人的生活經歷，還要通過個人生活經歷反映社會歷史的演變。她研讀了中國現代史和當代史，回故土來再重新體會每個時代的氣息。她一生經歷過坎坷，也獲得了事業的成就和家庭的幸福。她覺得自己很幸運，是以感激的心情回憶自己的過去，沒有抱怨，即使有挫折也是豐富自己的見識和生活經驗。

    聶華苓一直在用母語中文寫作，她説：“我用中文寫作的時候，一邊聽著中國古典音樂，感到很平靜很自在，好像回到了故鄉。”中文語言也在不斷變化，這次回來她聽作家朋友談起“酷斃”、“暈菜”這一類新詞兒，感到很有意思。她對中國當代文學很關注，能列舉出一大串她欣賞的中國當代作家名字，包括年輕的余華、蘇童等。她認為文學的主要目標是寫人，在語言、體裁、結構上的創新很重要。

    聶華苓大約每隔兩年回故鄉來探望親人和朋友，這次她遊覽了雲南和敦煌，回北京來和一些中學同學、作家朋友聚會，還要到在清華大學工作的弟弟聶華桐家裏住一些日子。談到北京的變化，她興高采烈：“兩年不見，北京變化真大，機場路上新起了好多很氣派的大樓，兩年前還沒有呢。昨天我和愛荷華來的一對醫生夫婦一起逛王府井，那裏變化太大了。”她想起1978年和丈夫安格爾及兩個女兒第一次回祖國，就是住在王府井的華僑飯店，現在的王府井和那時完全是兩個世界，人們的精神面貌也不同了，看上去很悠閒，很輕鬆，穿得很時髦，一派樂觀氣氛。她感嘆道：“真希望安格爾能看到，他一定會很高興。”

    她的談話中總是時時提到她的丈夫安格爾，這位在1991年去世的美國詩人已經成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一個是被陳白塵稱作“比中國人還中國”的女子，一個是非常美國化的男子，這樣的兩個人走在一起共同度過了20多年的美好歲月，用聶華苓的話説：“我們的婚姻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美滿的婚姻。”她無限懷戀地談起安格爾，在她眼裏他像一片大海一樣寬廣深厚。他們來自兩種不同的文化，彼此互相尊重各自的文化、各自的興趣愛好、各自生活中重要的東西。對中國來的作家朋友他都非常熱情友好，因為他知道他們對於她很重要。他喜歡聽她和兩個女兒講中文，喜歡看她們在一起説話的樣子。每天早上他和她坐在一起邊喝咖啡邊聊天，然後分頭寫作，一個寫詩，一個寫小説，互不打擾。他喜歡看足球，她卻不喜歡，有一天他鄭重地對她説：“我要給你一個警告。”原來他想看足球。她寬容地笑了，在他看球時還親自給他端去了晚飯。安格爾去世時她幾乎難以承受這樣的打擊，但她還是堅強地走過來了，就像她每一次用柔弱的肩膀堅強地承受住生活的磨難。她用幾年的時間整理完成了安格爾的四卷本回憶錄，並寫出了回憶他們共同生活的散文集《鹿園情事》。

    聶華苓曾説自己悟出了活下去的道理：既然要活，就要活得有尊嚴，有意義。是呵，一個人的天地很小，但心的世界很大很大。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0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