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新版的《鄧肯自傳》時，距我第一次讀它已過去了七八年，我還能感受到它的誘惑。這曾是我，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寶典。就像我們的父輩，如今老矣，很少有人能在回顧一生時用豪邁的語氣斷言自己的一生並非碌碌無為，但卻絲毫不會撼動《鋼鐵是怎麼煉成的》在他們心中的神聖位置。

    那時我們挑燈夜讀，興奮地談論，暗自發誓要拒絕平庸的生活，全和那位女神般的傑出女人有關。這本小書使我們像火一樣燃燒起來，像得了傳染病一樣騷動不安。與青春期生理欲求相伴的精神饑渴，使我們整日像沒頭蒼蠅一樣急不可待地尋求人生一勞永逸的良方。偉人先哲們的一句話，一段逸聞，甚至一些怪癖，都可能成為醫治青春迷惘症的藥引子。鄧肯是他們當中最有效力的一味。

    然而奇怪的是，七八年的時間讓這一切消失的無影無蹤。我們只是賺錢謀生，結婚生子，沒有因太多的波瀾起伏而備受煎熬，也沒有因平淡無聊而悲觀厭世。生活的軌道平穩地鋪向遠方，卻使我們對以往的日子越來越漠視甚至懷疑。

    重讀《鄧肯自傳》使我驚訝不已，原來這位女神並非那麼完美。作為舞蹈家的鄧肯，事業上無論怎樣輝煌，我們都無幸目睹，一切只剩下空洞的書面詞語。何況希臘文明、瓦格納的歌劇、康得的哲學，這些滋養她的藝術聖殿對我們是多麼的遙不可及。她提到的藝術家、藝術贊助人百分之九十九我們根本沒聽説過。對於舞蹈，我們也並未因讀她的書比以前有更多的認識和關心。我們那麼熱切地談論著她，仿佛她就生活在我們中間。可是若果真如此，她只會瞪大驚異的眼睛，奇怪世上怎麼還有這樣一群無知的崇拜者。

    也就是説，我們無法打通與鄧肯的心靈連結。她不是作為一位舞蹈家，而是作為一個人走進我們。這就意味著她和我們每個人一樣，都必須面對一個實實在在的命題：生活。顧城殺妻、自殺以後，人們曾有一番持久的討論：藝術家(詩人)是否有權超越常規的道德；當他們連普通人的基本生存能力都不具備時，是否有權獲得更多的寬容。這樣的爭論古已有之，並仍將持續，且永不會取得一致。

    但我納悶的是，當年讀《鄧肯自傳》時怎麼絲毫沒有注意到她的軟弱和缺點。我們把同情全給了她，卻沒想到正是他的任性自私傷害了愛她的人。那個肯為她付出一切的百萬富翁洛亨格林三次棄她而去，都是因為她的不檢點、不理智。貧困逼得她欺詐，如果説是因為當時走投無路尚有情可原，但幾十年之後回憶起來她不但沒有歉疚，反而大言不慚地對自己當初的狡猾得意洋洋。成名後，她依然常處在財力危機中，並非人們對她的藝術過分吝嗇，而是她缺乏基本的生存意識。

    我並不想以道德眼光評判這個美國貧民窟裏掙扎出來的孩子，只是想問，是什麼使這些事實被年輕的讀者們忽視了。我們崇拜她的超凡脫俗，她對世俗陳規的不屑一顧，她為靈魂不惜犧牲肉體的執著，而這些正是父輩不能給我們的。

    在我們眼裏，父輩們是那麼的唯唯諾諾，看重現實，毫無性格，目光狹小。那時我們只覺得“文革”是遙遠的傳奇，誰會想到它帶給他們的痛苦足以毀掉他們身上一切生機勃勃的東西。我們恨那些沒有熱情的課本，它們的句式千篇一律的呆板可笑。當鄧肯的書來到中國時，她崇尚自我的氣質像一陣新鮮而有力的風開啟了一代人的心扉。

    我們來不及去思考瓦格納，聆聽李斯特，更不可能撥開她身上的光環以平常心看待這個女人。鄧肯怎麼會有錯？只有世界強加給她的不公和痛苦。她願為熱愛的東西付出一生，理應得到她想要的一切。不僅僅是她，我們也應如此，像鄧肯一樣奮鬥，像鄧肯一樣擁有。年輕的我們不知道或者故意不理會秩序、節制、平衡、尺度，而這些在我們真正走向社會或開始獨立生存時，就變得尤為重要了。畢竟我們不全是鄧肯式的職業藝術家，何況即便擁有才華，也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能比別人擁有更多的特權。

    自傳講敘到1927年鄧肯赴蘇之前，她用一個歡呼作為結尾：“再見吧舊世界！我將為一個新世界歡呼”。讓人想到那些古老的童話故事，最後總是説“王子和公主從此無比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從新版《鄧肯自傳》的附錄中看，事情則完全相反。她在蘇聯受到冷遇，最大的收穫是嫁給了比她小17歲的葉賽寧。被稱為天才的葉賽寧揮霍、偷竊她的財産，並多次威脅她的生命。但鄧肯總是原諒他，直至他棄她而去。晚年的鄧肯貧病交加，卻揮霍無度，濫用別人的同情。在打算勾引一個年輕司機時橫遭意外身亡。可以説，自傳結束的非常是時候，因為此後她一直攀升的人生曲線徒然拐了一個彎，不可遏制地向下滑，直到絕望的底端。

    由此看，鄧肯充滿夢想的一生是傷痛纍纍的，雖然她年輕時在藝術上所達到的輝煌程度可以供老來回首，但她的晚景遠稱不上幸福。現實對她相當殘酷，忽然就奪走了她的孩子們，又使她的種種事業上的努力夭折。而這對一個生性敏感、感情熾烈的女性傷害尤深。但我們又必須看到，這種命運的不公並不是她鄧肯所獨有。自古人生得意順暢者幾何？更多的人是堅強地接受痛苦，平靜地度過災難，隱忍地繼續自己的生命歷程。鄧肯卻沒有從巨大的刺激中恢復過來，而天性又把她推向了背叛一切世俗約束的極端。

    道德對於個體生命的意義，往往在於它平衡了我們與世界在本質上的衝突。一時的勇氣可以使我們跨過約定俗成的界限，甚至走得更遠，更痛快淋漓，但卻把我們推向了完全失去控制的軌道，失去了與其他人面對世界的共同感受，失去了參照，因而完全孤獨地面對充滿敵意的命運，只能以更加下滑的方式反抗它。而它永遠是強大的，傷害你的力量會是你始料不及的。當你被拋棄在道德的世界之外時，任何人、任何看上去普通的事都可能成為對你的侮辱，而且你也失去了被人們同情的權利。這種時候，很難説還有堅強的意志，當初衝破一切的衝動都在付出了沉重代價之後無影無蹤。

    所以，也許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為什麼很多智慧傑出的人在年輕時相當激進，到中年以後卻走向了保守，成為他們原來力圖破壞的習俗、秩序的維護者。他們已經學會了生存，學會了自我保護，學會了以相當的妥協換取生命的果實。相反，許多不屑於此，或者還沒來得及與世俗的力量簽訂妥協協議的人們，不是付出了生命，便是像鄧肯一樣在絕望和痛苦中無力自拔。

    米蘭昆德拉在《生活在別處》中將青春、革命、詩歌等同起來時，他力圖向我們揭示青春的危險性、殘酷性和悲劇性。年輕時的崇拜不僅虛幻、缺乏理性，而且總是不由自主地指向極端的一極。“砸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口號世世代代以不同語言、不同形式在青年中流傳。儘管我們從來沒建立完全意義上的新世界，但永遠也無法阻止年輕人對即成世界的恨，所以青年心目中英雄的共同特性是蔑視一切，狂放不羈。鄧肯正符合這個條件，而且她沒有把她後半生的失敗告訴我們，這就使她的故事成了一個青春的童話。(鄭實)

    (《我的一生——鄧肯自傳》伊沙多拉鄧肯著，團結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中國經濟時報2001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