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納粹黨的黨魁希特勒于1933年1月上臺執政後不久，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便立即在德國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滅絕運動。當時已經在兒童文學界嶄露頭角的埃裏希凱斯特納也沒能逃脫被迫害的命運。他的兒童文學作品被從書店和圖書館的書架上撤了下來，投入到熊熊烈火之中。這件事發生在1933年5月的柏林，在希特勒上臺後僅4個月。此時，在整個德國，人們都在爭相把一捆一捆的書籍投入火堆之中，使之化為灰燼，以“崇尚良好的教養和正直”的名義。我們可以想像到，這一文化滅絕行動對於這位正處於其兒童文學創作第一個高峰的年輕作家産生的打擊是多麼沉重。當看著自己筆下的孩子在熊熊烈焰中扭曲著化為烏有的時候，凱斯特納的腦海中常常縈回著海涅在九十多年前的預言：“在他們燒書的地方，他們遲早有一天也要把人燒死。”

    第三帝國已經滅亡五十多年了，而凱斯特納的成名作《埃米爾擒賊記》卻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這是凱斯特納所具有的獨特創造力的一個標誌。他的作品已被翻譯成了六十多種語言，並有許多被拍成了電影；而且在世界各地，埃裏希凱斯特納的名字總是與格林兄弟的名字相提並論。迄今為止，除凱斯特納外，沒有任何一位20世紀的德國兒童文學作家能夠贏得這樣的國際聲譽。

    凱斯特納在有生之年寫的35種書平均每種售出了150萬冊，這其中包括《埃米爾擒賊記》、《埃米爾和三個孿生子》、《5月35日》、《袖珍男孩兒和袖珍小姐》、《飛翔的教室》、《兩個小洛特》、《小不點和安東》、《動物會議》等。這些作品在今天的德國被公認為是現代的經典之作，而且在20世紀的50年代和60年代，西德的兒童文學、西德的兒童戲劇和西德的兒童電影，都完完全全置身於他的魔力之中。

    在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凱斯特納更覺得有義務向孩子們表明，他們自己有責任保持道德上的純正性，要不斷抵制那些邪惡的、消極的思想理念對自己的影響。在如何看待童年的問題上，凱斯特納與很多作家的觀點不同。他不是從懷舊的、充滿美好記憶的角度來看待童年，而是把童年看作一個充滿痛苦和磨難的階段，而成人的道德觀正是在這個充滿痛苦和磨難的時期建立起來的。凱斯特納一直都在提醒他的讀者，不應該“像對待一頂舊帽子一樣把自己的童年丟在一邊，把它們像一個不用了的電話號碼那樣忘得一乾二淨”。他説，童年是一座燈塔，“只有那些已經長大，但卻仍然保持了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凱斯特納時刻都沒有忘記自己的童年，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與自己的童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樣他的書便多多少少地具有了某種自傳的色彩，同時這也使他筆下的人物活了起來，並讓人看上去貌似真人真事。

    凱斯特納于1899年出生在德國的德累斯頓，他很像他書中的人物埃米爾，也是個獨子，而且很孝順。他的母親是個理髮師，她以此為業把賺來的錢用以補貼拮據的家庭收入。凱斯特納對錢的重視和對他母親犧牲精神的讚賞都貫穿在了他的書中。凱斯特納和父親待在一起的時間很少，但是這並沒有對他的家庭觀念産生絲毫影響。他是一個很看重家庭的人，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卻終生沒有結婚。

    也許是因為在戰爭期間凱斯特納的許多朋友都逃離了，而他卻留在了德國，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可以説沒有發生過任何劇烈的變化。他在七十年代仍然還是以他在40年前就已形成的模式工作：白天很晚離家，晚上前往他最喜歡的、經常光顧的咖啡館——柏林的里昂咖啡館，後來是慕尼黑的利奧波德咖啡館。在那兒有人給他提供筆電和筆，他便在一片繚繞的香煙的雲霧中創造他的魔術。

    凱斯特納在倫敦的文學代理人庫爾特馬施樂曾經説過，他在凱斯特納的兒童文學作品中找到了“一些所發生的事情的真相，而這些事情在成人的書中一直都沒能説出來……凱斯特納把別人只敢去想的東西説出來而且也寫出來了”。他是歐洲最成功的兒童文學作家。

    桑加多賓斯是凱斯特納的文學代理人庫爾特馬施樂的助手，她曾經在自己的家鄉慕尼黑參觀了一個展覽，她碰巧在那兒發現一家小電影院正在放映關於凱斯特納的圖書的電影，而這些書她在五十年代早期自己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看過了。“我坐在後排看電影，電影院裏擠滿了孩子，他們知道書中的每一行文字，並毫不猶豫地大聲説出書中的字句。他們的熱情讓我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漂流瓶叢書凱斯特納作品精華》，明天出版社出版）

    《中華讀書報》2001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