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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百姓話題實話難説

    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點評:二十八個半風雲人物成與敗》(李樹喜著)一書創造出一種嶄新的文體。它將記述敘事(包括作者親歷及內幕情節)、文學筆法融于一體,輔以旁白,加以評點;所涉人物,有概貌,有重點,有成敗得失,有人生感悟。該書評點了29位名人或風雲人物,讀者可從中了解到他們的生活事業及其內心世界。下文是從中摘錄的有關崔永元的內容。

    崔永元:1963年生於天津,父親為軍人,四歲時舉家進京,在北京豐臺上小學至高中,1981年考入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1985年畢業後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任記者,精力旺盛,不安於現狀,先客串中央電視臺策劃東方時空等節目,1996年以《實話實説》主持人嶄露頭角,大受歡迎,1998年正式調入中央電視臺。

    作為中國的國家電視臺,中央電視臺不但是大家風範,而且是以正為宗旨,主旋律、正面宣傳、正面形象,連戲劇都是正劇,永遠是正兒巴經、鄭重其事、以正視聽的角色。

    忽忽到了1996年,早春三月,一個叫做《實話實説》的欄目和一個叫做崔永元的年輕人引起人們的注意和好感。“實話實説”貼近生活,貼近民眾,所言都是實實在在的關係眾人之事,語言直率樸素,少有顧忌,有春風撲面之感;再看站在群眾之中的主持人崔永元,高個兒卻不顯赫,嚴肅卻又隨和,正經而多幽默,那潔凈而總顯鬆垮的服裝和關鍵時候狡黠而可愛的“壞笑”,一下子就拉近了同大眾的距離,何況節目就是在百姓人群中問答和討論呢!

    崔永元是怎樣的人?最大的特色和優勢就是臺上與台下的一致。

    性情中人與百姓意識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來自民間,來自百姓中間,這是他毫不掩飾並引以為榮的。

    崔永元生於天津,長于北京豐臺的軍隊大院。父親作為軍隊幹部,自小就要求孩子們做人“誠實為本”,就是有啥説啥,例如,成績差點沒有關係,但決不能撒謊,也不能騙別人,佔人家的便宜。對別人好,善待他人,也是崔家一貫的家教熏陶和信條。

    人各有性,崔永元的個性比較突出。他可以説是性情中人,比較隨意,不計細小,有話直説。自己有什麼意見,或與人有爭議、矛盾,從來都是當面表達,“不在背後鼓搗,給人下套,穿小鞋,不搞那個。”對朋友也是“一面派”,例如,崔永元出名之後,朋友找其走關係、做節目者大有人在,崔都是實事求是,能做就做,不能則否,徑直言之。某大報女記者古道熱腸,在崔永元心目中算是老大姐,年前關注浙江定海保護古街道文物事,參與當地民告官活動,強烈要求崔永元的《實話實説》予以關注,幾次找崔永元,力請崔“説一説”。崔的回答卻是:此事既然走入法律程式,不便干預;況且,崔對文物古跡和環境保護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社會的發展總是新舊更替,建築亦然。像北京那樣的四合院統統保護沒有多少價值。客氣地回絕了“老大姐”——“多年的朋友得罪了,”但崔永元説只能這樣。

    崔永元的舉止穿著打扮,完全透著平民化。所謂化者,徹頭徹尾徹裏徹外之謂也,沒有矯情和虛飾。例如穿衣,只求隨意,儘管服裝師在外,夫人在裏,精心準備,無微不至,但對崔永元説來都是一種感覺或者是沒有感覺。

    崔永元走在街上,總有人議論他的衣裝,或者建議他西裝革履。崔永元反問:“還要穿什麼呀?穿西服,打領帶,筆筆挺挺,拘拘束束,那多難受呀!我從來不打領帶!”

    不拘程式尋找位置

    一個人怎樣找到自己的位置?對於能者説來,必須有一雙攫取的眼睛和不安分的心靈。

    崔永元大學畢業分配到廣播電臺,那是有聲無影的行當,只知其文,未見其人。一幹就是十年,應當説,廣播記者崔永元幹得不錯,跑了不少地方寫了不少東西。崔永元有自己的追求——他追求平民化與人情味。例如,在山西某農村,崔永元調查老支書之間的矛盾:老支書在極“左”年代自然做了一些整人的事,又不能醒悟。但是老支書去世後,年輕支書在村子地勢最高的地方給他立了一塊碑———讓他時時看到村裏的變化,“老支書有功勞。誰也不該忘記他。”年輕支書對崔永元説了一句話令他至今難忘:“他犯錯誤能賴他嗎?那時候天安門城樓上都有壞人。”這些,實實在在地幫助和豐富了崔永元。

    儘管在電臺適應環境,而且崔永元自認為文字水準出色,幹得很棒,但幹來幹去並沒有多大名堂。原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也説,崔永元在廣播電臺“不怎麼敬業”,因為經常往電視臺跑,參與點策劃什麼的。

    從人才成功的素質看,崔永元的思維比較敏銳、獨特,長于策劃;他的嗓音有點沙啞並自稱“不夠標準”,這于廣播是短處,不可能成為名播音員;他不漂亮但有一張個性生動的臉,尤其是那狡黠的瞇瞇一笑,具有特質形象的引力,有可能在電視鏡頭前博得喝彩,這又是長處。

    由於策劃,由於電視臺的同學好友,崔永元的腳跟漸漸轉移到電視方面。他先在幕後忙碌,《東方時空》第100期的活動,崔永元的策劃兼撰稿。《東方時空》路數熟了,《實話實説》雛型初現,從後臺走向前臺的條件已經成熟。此時,《東方時空》製片人時間提出了崔永元上臺當主持人的問題。

    記得第一次是討論見義勇為的問題,時間給崔永元打電話邀他出山,因為是同學朋友,時間直奔主題,只講了兩句話:一、你可以來試試,主持這個談話節目;二、你小子出名了,可別忘恩負義!

    崔永元沒有謙讓,因為時間已經看準了並信任他——這幫人曾裏裏外外到處找主持人,都不理想。

    除了自己人才流動之外,崔永元還充當過伯樂薦才的角色呢。例如大名鼎鼎的白岩松就是他向時間他們推薦的。那時,時間叫崔永元推薦一個搞策劃的人,崔説“白岩松行”,就把白岩松從廣播電臺拉了去。認識了,相處了,溝通了。時間想叫白岩松從後臺走向前臺,當主持人。崔永元聽了一愣,説:“這哪兒行啊,這形象觀眾能接受得了嗎?”誰知,白岩松一炮打響,名聲大噪。

    時間和崔永元共同的理念是平民心態和標準,因為這是一個溝通平民百姓的節目。

    起初,崔永元顧慮自己的形象遠不是俊男靚女,但定位平民節目就來了底氣。

    廢寢忘食樂在苦中

    細看崔永元那化粧難掩的黃臉兒,看看那魂不守捨得神態,看看那緊鑼密鼓時間表,你馬上就可以得出結論:小崔是中央電視臺最專注、最敬業的主持人。

    2000年9月的一個週五,我們北京新聞界的幾家朋友約定在京郊昌平聚會,由我召集,小崔是重點人物,一來是大家休閒一下,二來也有些事情要商量。

    約定下午到齊,但由於崔策劃節目,他和妻子女兒到來的時候,夜幕已經完全籠罩了山林中的酒店。

    對於一個別有風韻的休閒之所,小崔夫人和女兒表現了極大興趣。崔永元本人也放鬆下來。

    二十幾個男女小幼吃喝玩鬧,而小崔則表示要早睡以養精蓄銳。但是,第二天早上呼喊大家吃飯的時候,發現小崔已無蹤影,只有他的夫人和女孩在涼臺上玩耍。我問其所以,答曰:説還要準備錄播節目,又説這裡太吵難以入睡,半夜1點鐘喊起司機回城去了。

    我們有點遺感,他沒有真正休閒,還給我們的休閒氛圍增添一絲緊張空氣;但我們又理解和佩服他——他對於自己事業的忘我投入,一絲不茍。用小崔的自白就是:“長期缺覺,臉色灰白,只好以化粧彌補。錄影頭一天睡不好,錄影當天也睡不好,前一天夜裏一般是腦子裏一直打架:各種人物、各種議論和各種聲音,都是自己編排設計;錄完了,一時難以釋懷,不管錄得滿意不滿意,都是非常強的刺激。我試過,錄影完後回憶內容,就是常説的‘過電影’,現場的內容全都記得,甚至每個人的每句話都清清楚楚。”

    小崔的《實話實説》所以成功,就其本人説來,有別於他人者三:

    一是位置清醒。策劃時清醒,困難時清醒,打響了、出名了更清醒。小崔相當自信,自信中不忘清醒,他認為:成功80%是電視媒體的影響力和集體的智慧,無此談不到任何成就,“光環無論怎麼耀眼,很大程度上是媒體這個光環,絕不是你個人孤軍奮戰的結果”,這種謙虛是實心實意的。

    二是把握心理。高明的主持人與受眾相通,應當是心理專家。例如,任何人面對電視鏡頭都難免緊張,我們還見過某省第一書記面對電視採訪戰戰兢兢、語無倫次的窘態。作為主持人,需要在把握自我的同時駕馭和引導在坐的嘉賓和群眾。小崔創造了一種開場前的交流,類似正式演出前的“加片兒”,用以調整心理,造成氣氛。例如,一進現場,神聊開始。開場白例如,“大家來了以後,請遵守中央電視臺的紀律,我們中央臺有嚴格的紀律,這就是大家坐好以後交頭接耳,隨便聊天!聲兒多大都行。可以議論自己的領導,説説自己的鄰居,懷念一下初戀的朋友。”……每次都要“貧”上二十分鐘,直到氣氛和諧、大家進入角色為止。

    三是即興總結,每次節目,自然有策劃和思路,但小崔的總結常常是計劃之外,神來之筆。例如從《祖國花朵》電影説到“昔日童星”,最後總結時,小崔接著演三毛的那位王隆基的話茬兒説:“對兒童電影的支援,希望大家落實到行動中。最好兒童電影票每張三毛!”巧妙地同三毛連上,引發熱烈笑聲。

    總評:思緒飛揚,源於積累。舉重若輕,功力不淺。每臨大事有幽默。幽默是智者風采,強者心態。一個人整天繃著面孔,誠惶誠恐,難成大事。

    盡智盡力,風格獨具。説評諷喻,拙樸風趣,家長裏短,平中見奇。

    

    《中華讀書報》2001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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