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年、何月結識師友文懷沙老先生,我已然無從記憶。依稀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友張賢亮從寧夏給我打來長途電話,説是懷沙先生存有一批上等布紋紙,贈他出書時做封面用,他向老先生表達了謝意後,提出將此紙贈我為宜——當時,我正主持一家出版社的工作。
我在長途電話中對賢亮説:“此乃奪人之美,難以從命。”
“哎呀!維熙,人家是誠心誠意地饋贈,我要布紋紙有何用!”賢亮説:“細説起來,你跟他還有緣分呢,文老説在那個特殊年月,曾和你一塊在茶淀農場勞動改造過。”
未曾料到的是,幾天之後我突然接到文老電話,他説“紙已備好,待君取之;昔為‘同窗’,今為相知。”文老是研究楚辭的權威,出唇即是文章,我當即趕赴文老家舍,陳謝文老贈紙之情。昔日,我與前輩會晤,常有見面不如聞名之感;與文老見面最初之一瞬,我卻有了聞名不如見面——相見恨晚之嘆。當時,他年紀雖已近八旬高齡,昔日集風流倜儻與災難浩劫于一身的文老,卻沒有一絲老態。他童顏鶴發,精神炯然,使人想到他是少林與武當的傳人,而非獨領屈子辭海風騷的學者。
我説:“感謝文老贈紙之情,目前國內紙荒,文老雪中送炭,當食之木瓜謝之桃李,不知文老近日有何文論成集,可交我社出版。”
文老開懷大笑:“我意懶筆疏,著作皆在懷胎之中。實言相告,紙贈老弟,無任何索求,我偏愛一些説真話寫實情的人,賢亮和你是我尊重的作家,便慷而慨之了。其實這些紙張來自東瀛友人的饋贈,比國産封面紙雅致堂皇,惟一的願望,就是希望老弟將其用於那些‘寫真實’的作家身上,切勿為那些偽文學之作裝潢。僅此而已。”
透明、爽朗、謙遜之中又略帶狂放不羈,這是我對文懷沙公的最初印象。他説他忌諱後輩人稱他為“老”或稱他為“翁”,因為“老”和“翁”皆為垂暮之志,離火葬場縮短了距離,他喜歡我稱他為兄,以示他的心和我同樣年輕。
我開心地説:“難怪文壇上流傳著您的許多風流韻事呢,原來您是一個具有陽剛之氣的飄飄美髯公!”
文老糾正我説:“不要稱‘您’,要稱呼‘你’。文苑無老少之分,俏俊的羅成比老黃忠驍勇,這是規律。我最看不上那些倚老賣老的‘大人物’。古玩老的值錢,我不是古玩,因而物美價廉!”文老來了一句黑色幽默。
我的心神完全鬆弛了下來,信手掏出一支香煙。沒容我打火,文老指指對面墻壁上的戒言,我走近看了看,上寫:吸煙既害自己又害人,此陋室嚴禁吸煙。我忙把煙塞進煙盒,他卻説:“老弟,破一回例吧,誰叫我招來一個煙鬼呢,這是咎由自取!”
我説我不能破例。但此時文老已把窗子推開一條小縫,並遞給我一個菱形的淡綠打火機:“你看,人都是個矛盾體吧,你我感情之矛,已然刺破了理智之盾,請吸一支吧,否則我將是個絕情的人。”
我當真地點著了一支香煙,吸了起來。吞吐煙霧之際,我看見關於“煙戒”之邊,還有一首七言詩貼于壁上,便細讀之。詩曰: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
“怎麼樣,能破譯其中的秘密嗎?”文老從沙發上站起來,走到我的身邊,“仔細讀讀,裏邊大有文章。”
我看看詩題的落款年月為一九七四年,雖不懂詩中曲筆筆鋒之所指,但總是和“文革”有關。他提示我説:“我們曾經在茶淀勞改農場不是‘同窗’嗎?”
我説:“你在場部附近的監號,我在西荒地的牢房,有幾十里地之遙呢!我只能知曉這詩表示文老您當時的潔身自好!還有背起了紅十字藥箱……
“還有什麼?”
我搖搖頭,以示自己再無所知。
文老拉我重新在沙發上坐定,對我講了一段遙遠的往事:在一九七四年文老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罪條、來茶淀農場為囚之後,曾有那麼一位關心他命運的人,陪懷沙公老母來農場探視文老。來者對懷沙公提出一點要求:給江青寫一封信,一表示悔改罪錯;二表示知恩而報之心。若能如此這般,文老這位友人將力促其在一個月內結束監禁的勞改生涯,並被吸收進梁效的大批判寫作班子。
“老弟,你知道那時候的茶淀農場是多麼苦。揣不飽肚子不説,吃下去的那點東西還排泄不出來(高粱面窩頭造成便秘),友人的一番‘勸善’對我怎麼能沒有一點誘惑力呢!”文老十分透明地對我袒露他的心聲,“我不是文天祥,也不是史可法,我是個血肉凡胎,不具有他們的錚錚鐵骨,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我就是這麼一塊料。但正是那次歷史教訓,啟示我對這次的招安不能從命。我是研究《楚辭》的,沒有屈原的魂兒,也該有一點屈原的皮毛吧!因而,當我年邁的母親詢問我的意願時,我對老母説:‘我不能聽命于招安,我不想為之效忠。’老母為此雖然十分焦慮,但她是知善知惡之人,告訴我説:那得有個應付的對策,你躺倒裝病好了。我這首狗屁歪詩,就是在那個時候寫的。”
文老亮出一個真實的自我,使我深受感動。我説我願知道那首詩裏的“霧中廬山”,希望文老揭秘。文老離位而起,和我再次走到壁前,用手指點著七言詩中的每行第六個字,文字組成起來,先是使我驚愕,後又使我捧腹大笑。原來第六個字橫向組合,竟對女皇江青嘲諷和怒斥:龜-主-江-青。
也許是始於這次的晤面,我和文懷沙老先生有了來往。文老在電話中常稱我“老弟”,但我總是恭而敬之地稱其“文老”。他上曉天文、下知地理,不僅古典文學爛熟于胸,對外國文學亦瞭如指掌。因而,每次和文老交談,我都處一個學生地位,他洋洋灑灑,侃侃而談,從文學談到人生,談到社會,談到美好,談到醜惡。談到盡興之處,文老在黑色幽默中難免冒出幾句大俗之言,我實難從文老身上找到學究夫子的自命清高之氣。
在我的記憶裏,老先生從未美化過自己;相反,他常常對我講起他的許多不足之處。對中國語言文字含意之豐富,老先生有獨到之見解,比如對“性命”兩字,他如是説:性命,性命,無性即無命可言。文學是人學,怎麼可能叫作家凈為山門和尚呢?即使是寺院僧人,也具肉體情慾。對嗎?維熙老弟!
文老敬崇魯迅。他剖析魯迅之偉大處在於:寧折不彎的硬骨頭性格,這是文化人中不多見的;其次就是魯迅有學有識,不是有學無識。中國有許多飽學的大文化人,讀破萬卷書,但無見識。魯迅是把學和識結合得最完美,並把它變成行動的一尊民族之魂的青銅塑像。
我常常筆耕不輟,緣由起于想追回流逝了的二十年光陰(劃“右”到平反),因而文老騎車來我家的時間,比我忙裏抽閒去他處的時候要多。他勸説我:老弟,這樣幹下去是不行的。你該珍惜你的存在價值,生理的自然規律有一日會懲罰你的。老先生要我活得灑脫一點,逍遙一點。特別是我在一九九六年不再擔任任何工作之後,他打電話對我説:阿彌陀佛,文壇裏又多了個生命力頑強的作家,少了個為別人拉車拉磨的驢兒。他又忙著修正自己的話説:當然,當個為別人做嫁衣的裁縫,也是光榮的。
樂觀,豁達,幽默,透明,這好像是文老生命的四原色。其實,他也很忙,有一次我打電話問他是否看過魏明倫的《夕照祁山》,他説他陪張愛萍將軍看過了。老先生還告訴我,張愛萍將軍談起一件十分久遠的事,在紅軍長征前,作為兒童團團長的胡耀邦,曾被打成“AB團”分子,是張愛萍將軍把胡耀邦拯救出“左”傾路線的災難深淵的。
我想,德高望重的張愛萍將軍之所以重拾舊話,可能緣起于文老昔日和耀邦有過的一段交往。用文老的話説,耀邦對文懷沙有舊恩,張愛萍則對耀邦有舊恩。所以,張愛萍是文懷沙的“重恩公”(韓昌黎雲:“知己重感恩”也)。在耀邦仙逝的半年前,耀邦曾特意贈詩文老,以示對老先生的尊敬並志其友誼之深厚。其詩題為《致文懷沙先生》,全詩如下:騷作開新面,久仰先生名。去歲饋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雲。明知楚水闊,苦尋屈子魂。不諳燕塞險,卓立傲蒼冥。閉戶驚落葉,心悲秋早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極翻作艷陽春。艷陽之下種桃李,桃李芬芳春復春。哲人曉暢滄桑變,一番變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萬,春蕾一綻更精神。
我已然不記得是在哪次晤面中提起耀邦的了,但話題是由我而引發,我卻仍然記得清楚。我説七十年代末期耀邦任“中組部”部長期間,拯救了多少“左”害之下的冤魂。當時,錯劃為“右派”平反改正的五十五號紅頭文件還未下達,我曾給耀邦寫過一封信,耀邦用“六B”的黑色鉛筆,復我一封兩頁信紙的親筆回信,開頭就用了“沒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之詞句,鼓勵我及王蒙(信中提及了王蒙)要寫出好作品來。文老這才談起耀邦同志和他的交往,並拿出耀邦的贈詩給我瞻讀。文老沒有解釋詩中的內涵,我也沒要求文老加以闡述——但我們同屬文化人,是憑著對歷史的感悟和對時代的把握來理解耀邦同志這首《致文懷沙先生》的詩作的——這肯定是傳世之作!
同大自然山巒的折摺形成的溝壑一樣,年齡的斷層必然存有代溝。但我和文懷沙老先生的生命年輪相差二十有餘,卻沒發現這種代溝。有一次,我在電話中詢問文老這一問題時説:
“是不是我老了,怎麼我們中間沒有代溝?”
他答:“不,是我年輕。”
這確實是他的心靈自白,也是他的靈肉寫真。當時,他已然年過八旬,卻有汽車不坐,專愛騎一輛自行車走街串巷出門訪友。由於他騎車時車把上總要架著一根拐杖,致使附近交通警察都認識這位美髯公。有的交警出於對文老的關心,向這位大文化人舉手敬禮之後,便規勸他步行或者坐車。道理十分簡單:他年紀大了,極容易發生交通事故。可是他偏愛“兩輪”而不愛“四輪”,對警察的關愛表示感謝之後,不僅依然故我,還以他的這項專愛開導過我。他説:“坐車人是不自由的,騎車人精神是自由的,騎車人只要你不闖紅燈,可以東西南北中任你行駛,坐在汽車裏就沒有這份自由了。此為其一。其二,比如路旁走著一位婀娜美女,你坐在汽車裏只能看其瞬間,而騎車則能下車駐足而仔細觀之,人生賞美是一大樂事,常常失之則不再來!你以為如何?”我説:“你常在電視臺吟唱古詩,這出自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神經本能。”文老糾正我的語失説:“老祖宗既然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寫在詩經的首篇,那就不是文懷沙一個人的本能,而是人類的共有的本能。不然的話,你看所有的電影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美麗的。不是嗎?”我反詰老人説:“那不一定,雨果的……”我的話還沒説完,他就先行一步對我進行封堵:“你是説《巴黎聖母院》中那個敲鐘人吧,你是作家,一定知道那是通過敲鐘人形象上的醜陋,展示人類情感中的至美情感的交響詩。我騎車上街,也不放過對這種美的尋覓,有一天,我看見一對盲人,在街頭上拉著二胡,如果他倆拉的是一般老調,我也許就騎車過去了,可他倆演奏的是《二泉映月》,我立刻下車觀之聽之,然後我與這兩位陌生人對話交談——當然,我不會忘記給這兩個不幸的蒼生,丟下我口兜裏的人民幣。”這次與文老的閒聊,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昔日在文苑中聽到的,只是文老的前一種風月傳聞,對他全部的人文情愫,可謂知之局部——這次相見,讓我知道了他的人生的月圓之光。
在文老的眼裏,有的老人所以暮氣沉沉,都出自於心靈衰老之故,心靈年輕,則青春永恒。這些年來他東跑西奔,為黃帝陵的題碑,他應邀遠行而至;敦煌藝術的保護,他從不以年近九旬而推脫其責,而是有求必應。文老不僅對大事馬不停蹄,就是對蕓蕓蒼生中的生存小事,也非常認真:有一次,我飯後到街頭散步,發現小街上一個無名的小小書店,挂起了“學者書店”的牌匾,為之題寫牌匾的人正是文懷沙。因我常去這家書店駐足,便與其營業員閒聊起來,他説,我們請了幾個大名人,為之題寫牌匾,都因書店太小而被拒;哪知文老一請就到,他騎自行車而來,又騎自行車而去,我們想付一點潤筆費,也被他拒絕了。他連連感嘆老人精神聖潔之餘,也不無感慨地點出一些文苑名人重利輕義、兩眼只知向上看的“時尚感冒症”。我很看重底層平民百姓對文老人文行為的界定,但我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因為他曾對我説過這樣的話:眼睛只知向上看的文化人,十有八九是學者中的文痞!
記得是在21世紀的新紀元之初,有一天,我接到文翁打來的電話,説他的朋友從內蒙送來了一隻羊腿,要給我送來。我説:“不能勞你大駕,還是我去取吧!”為答謝文老這只羊腿,在這年的春節我請文老來家做客。在席間,他談笑風生,當我的一個友人問起他的年齡時,文老竟然風趣地回答道:“我今年才年滿45歲。”那位友人愣住了,文老立刻為其解疑説:“我説的是西曆制,90被2除,不是等於45公歲麼。”我們都為文老這句只有他能説出的話,而捧腹大笑。文老卻儼然一副不解的神態反問我們説:“難道我説的不對嗎,我的精神和心態,怕是比有些45歲的‘老人’還要年輕許多呢!然否?”
友人連連點頭——因為文翁精神確實年輕。友人可能是被文翁的風采迷住了,又問:“你保持心靈年輕的秘方,能不能告之一二?”文老沒有經過任何思考,立刻脫口而出:“生平只有雙行淚,半為蒼生半美人。”
對於“蒼生”和“美人”這兩個詞意,用不著文字解析,友人們都能無師自通。但文老還是對“美人”一詞,專門做了詞解。他説“美人者,既涵蓋了人間美女,但比美女含意更為廣泛,《詩經》裏把‘美女兮’‘芳草兮’,視為人間美麗的象徵,因而你們可以把它看成是美到極至的追求和表達。”我直譯文老的心聲説:小小書店題匾,他騎車欣然前往,這是他為了蕓蕓蒼生的注解;另一半為了美人的自白,既是他瀟灑、多情人生的自我畫像,又是情愛之美無法容納下對人類之愛的廣泛追求。他在與我同在一個勞改農場為囚期間,曾主動請纓背起一個紅十字的藥箱,奔走在那片苦難的土地上,既為幹部看病,又為囚徒醫傷(年輕時,他有過中醫實踐),扮演了“救世耶穌”的角色——可是當有人誘惑他出監,去為“梁效寫作班子”效勞時,他斷然拒絕了。我説:“這是大智、大情、大美的融合,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可謂蕭殺天地中的一聲絕唱!”
友人們為文翁熱烈鼓掌,並一齊舉起手中的酒杯。不知為了什麼,在友人們舉杯之際,我突然記起了錢鐘書先生在世時,為文懷沙的一張肖像畫,寫下的“文懷沙先生像讚”:
文子振奇越世,范生超詣傳神。
畫品居上之上,化人現身外身。
這是錢鐘書老先生對這位既入世、又出世的中華才子的人生評價了。錢鐘書老先生,一生為人嚴謹,在後生眼裏,頗有點聖哲的意味;但居然與常飄然於世外的文老,有著親密無間的友誼,這是一個十分美麗、極具誘惑力的文苑之謎!
在二十世紀尾聲的一個冬日,那天北京刮著五六級的大風,我正在電腦上行文,文老突然闖到我的家裏,看他一臉黃塵,我以為出了什麼禍事。他説不是禍事是好事——他要出遊歐洲去了,特意向我已故的老母親遺像前來辭行。最初,我沒能理解文翁的意思,直到他在書房,向我母親的遺像,弓身鞠了三個大躬之後,我才知道其行是出於對我老母的尊重。他説,我母親歷經生活磨難,是在困頓中走完她的人生的,這樣的靈魂不會下地獄,而一定升了天堂,她在天堂一定能保祐他遠行歐洲的一路平安。我很感動,既為他在母親遺像前祈禱時的真誠神態而感動,更為一個大文化人“下裏巴人”的情懷而動容——要知道我母親近似于一個目不識丁的文盲,一個名滿中華文化名人,每次來我家時,必稱頌她是穿越了苦難,支撐了全家生存了下來的偉大母親。
而今,當筆者為文老用文字剪影時,他又于八月初遠去了美國。九月,他回來了,打電話向我報平安時,我説:“以後,不要再往國外飛了,多保重吧。”以論公歲四十頗有餘、五十尚不足的文懷沙説:“我還沒滿五十公歲呢!只要有事我還要飛……”
《文匯報》2002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