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的“口述歷史”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佈。保存在“哥大”圖書館的“毅荻書齋”也隨之對外開放,公開了張學良和趙四小姐生前捐獻給這所著名學府的若干歷史文物。“毅荻書齋”當年是如何籌劃和運作的?這些記載著張學良的征戰生涯與幽禁歲月的珍貴文物,又是如何從台灣運往大洋彼岸的紐約的?本文解開了這個謎。
開啟了“樸園”主人的心扉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部”決定對張學良進行口述記錄,是在1991年夏天張將軍到紐約探親期間。此前,“哥大”已由華人教授唐德剛進行過對胡適、李宗仁和顧維鈞的口述記錄,而這時唐德剛已不在“哥大”任教。這樣,女學者張之丙就成了“口述歷史部”主任韋慕庭眼中的最佳人選。張之丙不僅是位精通英語與漢語的史學家,同時也具備其他人所不具備的特殊條件。她的父親出生在中國東北,早年與張學良共同師承于東北學者金梁先生。張之丙從台灣大學畢業後一度作過張學良摯友張其昀(浙江人,曾任國民黨中宣部長等要職)的秘書,對遭國民黨多年幽禁的張學良充滿了同情。韋慕庭選中張之丙的另一原因,是張之丙的胞姐張之宇,早年曾在哈佛大學的燕京圖書館從事文物珍藏室的整理工作。他在派出張之丙的同時,又讓張之宇參與,其用意,就是希望得到更多與這位愛國將領有關的歷史文獻和實物資料。
1992年4月,張之丙帶著她的工作小組飛到了中國台北。那時,張學良和夫人趙一荻剛從美國探親歸來,趙一荻正在患病。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仍遵守在美國期間與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部達成的協議。他同意張之丙和張之宇等小組成員,每天上午赴北投郊區復興崗70號的“樸園”(張氏住宅)進行口述工作。最初,張之丙、張之宇姐妹與張學良和趙一荻之間僅是一般的採訪者與被採訪的關係。她們不知道張學良是否能坦率地將頭腦中積存的歷史記憶,毫無保留地交給哥倫比亞大學。除了雙方既定的協議,這還有賴於這位世紀老人對她們的信任程度。
通過一次次的接觸,張之丙小組與張學良夫婦的關係越來越融洽,並找到了新的交流的話題,那就是對古董玉器和中國畫的收藏。張學良喜歡的國粹——京劇,也曾是張之丙和張之宇探問的題目,這也使他們找到了共同的興趣。當張學良得知她們的父親竟是自己在東北瀋陽求學時的老友後,更産生了他鄉遇故知的至情。1993年春天,張學良在93歲生日剛過不久,忽然決定對張之丙和張之宇開放“樸園”中一個禁地——張宅二樓東側一間佔地五十多平方米的密室。塵封多年的密室裏,書架上是落滿塵土的書刊和一卷卷古畫,以及裝在皮箱裏的古董玉器,既有張學良“九一八”事變前從東北帶往北平的大量元、明、清三代名家的字畫真跡,也有張學良四十年代在貴州息烽等地研究王陽明哲學思想和《明史》時所記下的許多筆記。更讓她們驚喜的是,這裡還有張學良的大量親筆日記,張學良幽禁期間與國民黨高層人士往來的書信,還有一些從沒面世的歷史照片和紀念物。
張學良之所以向張之丙、張之宇公開這些從不示人的珍藏,除了他在一年多的口述過程中,産生了信賴之情外,另一個原因是了解到張之宇曾在大學裏專修過歷史文物的整理與收藏。張學良忽然感到自己多年來一直尋找的文物整理人員,竟鬼使神差地來到了他“樸園”的家中。早在十年前,張學良就想到樓上“儲藏室”裏的大量文物需要整理了。但那時他沒有聘請專門人才協助的條件和自由。所以現在,張學良和趙一荻特別鄭重地向張之丙、張之宇表明瞭他們的態度:在北投寓所裏的日記、信札、筆記、照片、字畫、書籍、古玩和各個歷史時期的珍藏紀念品,將來都不會留給他們的後人,張學良的子女們也都不可能介入這些隨身之物的整理與保存。
在整理文物的過程中,張之丙和張之宇發現了張學良人生之旅的一些神秘側面。一張張珍貴的歷史照片,勾起了主人一段段鮮為人知的回憶;而秘密幽禁期間張學良寫下的日記,則可揭示出諸多“張學”專家長期混淆不清的歷史迷案。在張家珍藏室裏,還見到了許多外界無法遇見的實物,如宋美齡贈送的馬車型檯燈,蔣經國生前寫給張學良的許多墨跡,蔣介石題簽宋美齡親作的《墨蘭圖》,一些國民黨重要人物相贈的書法作品等。最後,張學良將一隻平時連趙一荻也不得啟動的小箱子,正式向張之丙、張之宇等人開啟了,裏面是若干珍貴的信札、手稿和歷史上彌足珍貴的紀念品,即使是一紙便箋,也關乎內容豐富的歷史內幕。
珍貴文物歸在何處
到1993年春天,北投寓所裏的大量文物,基本上都已整理歸檔,打包裝箱。與此同時,張學良也在考慮自己百年以後,如何處理這些歷經坎坷從祖國內地遷到台灣來的珍藏品最後歸宿了。張學良想的是:他和趙一荻去世後,這些跟隨他們多年的文物,放在哪一家學校或圖書館裏最為妥善,誰可能代替他們保存和利用這些歷史文物。負責整理的張之宇女士,提出了她的想法:既然兩位老人的子女尚在,何不將這些珍貴藏品委託其中一位或幾位子女保存繼承?這遭到張學良的反對。他説,後代的生活、前程、需要和愛好,和他及趙四小姐不同。首先,這些文物沒有,也不應該有“市場價格”。他的子女們自小生活在美國,即便繼承了這些歷史文物,也沒有實用價值,反而增加了他們儲藏存放的困難,而且最終也許會遭至失散或遺棄,那樣文物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後來,張之宇又提出,可否尋求一個有保存管理能力的機構。張學良又為此大傷腦筋,他不想把這些帶有歷史價值的珍藏之物輕易轉手他人。
原先,張學良曾準備將所有收藏文物,都交給他和趙一荻多年摯友、台北士林凱歌教堂的牧師、台灣東海大學的董事長周聯華管理。1964年他們受洗和結婚,周聯華先生是見證人。但後來,張學良又不想把自己多年來在國民黨監視下保護的珍藏文物留在台灣。除了島上潮濕的氣候讓他生厭之外,還有心理上難以言喻的障礙,這也是他多年來一直希望離開台灣的真正原因。
這時,張之丙和張之宇又建議張學良,可否將上述文物,連同他所做的口述資料一起,都交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加以珍藏。張學良還是舉棋不定,因為他不熟悉美國的法律,不知道這些文物捐獻給哥倫比亞大學以後,會是個什麼結局。張之丙也在擔心,即使張學良同意將這些保存在台灣的文物運往美國,這會不會引起台灣當局的反對和輿論界的非議?就在她代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率小組來台灣對張學良進行口述記錄時,一些人就曾私下指責張學良,為什麼不把自己如此珍貴的資料留給台灣的機構收存。
哥倫比亞大學得知張學良有捐贈珍貴文物的意願以後,以韋慕庭和羅福教授為首的哥大圖書館,即主動表示可以接受捐獻者的任何合理要求。接下來就是有關捐贈文物的細節問題,張學良的意見是:他所捐獻的全部文物均與自己對“哥大”進行的口述歷史有相當大的關係,所以他要求所有相贈的文物,最好要在2002年口述歷史公開發表的同時對外展示。“哥大”方面開始時主張文物可與口述歷史分開展示,由於有張學良的建議,經考慮後同意了他的要求:將所捐文物封存到2002年面世。
至於張學良文物的存放地點,開始時也有一些不同意見。依據哥倫比亞大學的慣例,從前這裡沒有為任何一位外國歷史人物專門辟設展館的先例。可是,張學良卻十分擔心他捐獻的文物會因為與眾多外國人的文物混雜一處存放而失去它特有的作用,年深日久後會發生遺失或損壞。因此老人希望辟有專門存放的倉庫,並預先做出一個編目。這時,張之丙教授對張學良將軍進行的口述記錄工作已近尾聲。她理解張學良的慎重。哥倫比亞大學出具了正式的文件,聘任張之丙女士作為張氏文物2002年公開展示前的編目整理人員。不久張之丙又代表哥倫比亞大學與張學良簽署了文物捐獻的正式文件。
“毅荻書齋”的由來
1993年冬天,張學良和趙一荻終於告別他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台灣,飛往美國夏威夷作永久定居。也就在這時候,他們在台北北投的“樸園”,轉賣給了新加坡一位巨商。張學良在將多年收藏的萬餘冊圖書悉數捐贈給周聯華牧師主辦的東海大學圖書館後,將其他重要文物整理裝箱,在秘密狀態下悄悄運往美國紐約。1996年春天,由張之丙教授主持的張學良口述歷史的工作已經結束,張學良和趙一荻在美國長期定居的“綠卡”也已由美國移民局審批通過。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口述歷史部”決定在修整一新的張學良專屬文物陳列室,舉行一個象徵性的開館儀式。但是,這個專門陳列張學良、趙一荻個人文物展覽館的命名問題,又讓張之丙很費心思。“哥大”最初的想法自然是“張學良將軍紀念館”之類的命名,但張之丙教授則認為,張學良的一生,特別是自1936年幽禁以來,其生活都離不開夫人趙一荻的精心照料。張、趙兩人的生活事實上早就聯結在一起,無法分為你我了。而且張學良向“哥大”捐獻的文物之中,有許多是趙一荻個人的珍藏。同時她也看到,社會上廣為流播的關於趙四小姐許多傳聞,是不合乎這位傑出女性理應有的歷史地位的。所以,張之丙建議將來這個陳放張學良文物的展室,最好以張學良和趙一荻兩人的名號加以命名。
哥倫比亞大學主要負責人贊同了張之丙的提議,並徵求了張學良和趙一荻的意見。對於這個提議,張學良躊躇了許久,遲遲沒有答覆。後來還是張之宇對張學良作了勸説,張學良夫婦才最後首肯了“哥大”關於聯合命名的主張。
哥倫比亞大學的最初意見是,以英文加以命名,為:“PETERH.L.ANDEDITDC.CHANGREADINGROOM”。如果翻譯成中文則是“張學良、張趙一荻閱覽室”。張之宇認為這樣的命名過於唆,她提出最好使用“毅荻書齋”四字。理由是:毅庵係張學良的號,而一荻則是趙四小姐在天津讀書時依英文諧音改用的名號,二者各取一字。“書齋”就更合於中國人的風格了。張學良和趙四小姐都贊成這一命名。於是張學良應“哥大”之請,親筆題寫了這一館名。
“哥大”還聽取兩位老人的意見,決定“毅荻書齋”首次展出的時候,將挂上宋美齡女士所贈的橫披《墨蘭圖》,作為“毅荻書齋”的要件擺在醒目地位。而另一件挂在正面的題字是張學良親筆手書的《謁鄭成功祠》。1996年10月21日,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新辟的“毅荻書齋”落成,舉行了一個小規模的開館儀式。雖然正式開館應在2002年,可是張學良仍然尊重了“哥大”舉行開館儀式的主張,親自寫了個充滿深情的賀詞。
2002年6月,“毅荻書齋”在美國“哥大”正式對外展出。
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6期作者:竇應泰
《文匯報》2002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