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名話劇演員,1962年底才開始專業寫作。我一直想在舞臺上塑造一個既平凡又偉大的戰士形象,苦於不能為主人公推出一個“高潮”,找不到一個“最強音”,當然也就一直未能如願。1963年下部隊體驗生活時,完全出於偶然,聽説兄弟部隊出了個“大事故”:一個平時很調皮的戰士被火車壓死了,禍及整個連隊,連“四好”也評不上了。那年月,評不評“四好”可是頭等大事。出於好奇,也想順便去南嶽衡山散散心,我去了歐陽海生前所在的部隊。
短短五六天的採訪,無意中為我原來的構思找到了“高潮”,找到了“最強音”:和指導員的矛盾,就是高潮;死,就是他的最強音。
夜以繼日,用了28天,我寫完了初稿。
忘了是在一個什麼場合,我談了為尋找心目中的英雄而深入部隊,並終於在燈火闌珊處找到了歐陽海的體會。一位好心的記者把它登在《宣傳動態》上,當時身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的陶鑄看見了,大加讚許,説我的體會是《講話》的勝利——這正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於是,我“紅”了起來,開始處處引人注意,用後來的話説,是“一顆新星,冉冉升起”了。
初稿是讀給解放軍文藝社的魯易副主編聽的。我曾是話劇演員,朗讀是我的本行,讀自己的作品更是讀得有聲有色,我自己邊讀邊哭,他也聽得淚水漣漣。
魯易説他當了幾十年編緝,從未見過這麼成熟的初稿,便提出馬上付印。
稿子正要印,問題來了。我的一位老首長,當時是總政文化部的一位領導,大約一眼看穿了我隱藏得極深的“抗上”的右的實質,就説:小説的後半部分要改,歐陽海不能反他的指導員。指導員是“黨的化身”,不能有品質上的問題。
兩天兩夜中,我一氣改寫了六萬多字。這是無可奈何的修改,為了不讓指導員有“品質”上的問題,我把一場嚴肅的思想上的衝突和品德上的差異改成僅僅是一場“誤會”。這樣,我違背了我,作賤了自己的良知,我改變了整個小説的悲劇結尾。
總政文化部的那位領導看後卻很滿意,他説,到底是我們黨我們部隊自己培養出來的作家,聽指揮,領會上級的意圖快。
1965年7月,《歐陽海之歌》在上海《收穫》雜誌上發表。10月,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書。
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領導上通知説,陳老總要接見我。其實前幾天,我們軍區政治部的一位李副主任,已找我去詳細交代過,説首長如果發問,你應該如何回答,就像綵排似的先預演過一遍了。
在從化溫泉見到了陳老總和張茜、陶鑄政委和曾志,還有吳芝圃、王匡等幾位負責人。陳老總對這本書誇獎了一番,説:“描寫社會主義時代人物的長篇小説中,寫得像《歐陽海之歌》這樣好的,還是第一部。和平時期部隊題材不好寫,可以説這是一部帶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是我們文學創作史上的一塊新的里程碑。”
陶鑄也對這本小説給予了充分肯定,又問我目前對這本書有些什麼反應。我彙報説,總政文化部謝鏜忠部長傳達了江青的指示:一、不要把歐陽海寫成職業乞丐。乞丐不勞而獲,是“寄生蟲”,和貧雇農民有本質不同。我們不能歌頌流氓無産者。二、歐陽海的哥哥不要被國民黨拉去當壯丁。他當了國民黨兵,那歐陽海不就成了反動軍人的親屬了?我們能歌頌反動軍人的家庭嗎?三、“最後四秒鐘”的描寫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訴金敬邁,這是非改不可的!
出乎我的預料,陶鑄同志笑著望望大家:“最後四秒鐘的描寫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為什麼要改呀?”
陶鑄望著陳毅道:“陳老總,你説説。”
“她的事情,沾不得。”陳老總環顧左右而言它,他手拿起一張報紙説,“我就喜歡看你們的《羊城晚報》。”
陶鑄停了停之後,非常明確地説:“不要改。不要一聽到什麼意見就改。文藝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後,關於這本書的修改,你要先通過我。你是我的兵,我説了算!”
很難描述我聽了陶鑄政委這幾句話後的激動心情。我沒有料到,正是這件事,埋下了幾乎置我于死地的禍根。
《歐陽海之歌》很紅,紅在它生動地“宣揚了主席的思想”。初稿中只引用了幾段“語錄”,後來卻越加越多。我擔心過於突出個人,肉麻,不好,於是又加進了兩段國家主席劉少奇《論共産黨員的修養》的引文。我原意是稍稍“平衡”一下,“沖淡”一下,決沒有搞什麼“兩個司令部”的罪惡意圖。真的沒有。
記得陳老總和陶鑄接見時,在座的王匡同志簡單地説了幾句,意思是書的前半部分比後半部分好,還説,再過些年你就會明白了。
小説的前半部分寫歐陽海的童年和成長,後半部分生硬地貼上了很多“語錄”。評論文章中幾乎是眾口一詞地對後半部分大加讚揚。王匡同志的幾句話,有膽有識,其實我當時就明白了,那年月,就那個氣氛,部隊按上級的旨意,搞的就是那一套,也符合當時的“生活的真實”。但它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王匡同志不便於明説,我也假裝沒有聽懂。
1967年4月,接到總政通知,要我立即趕到北京,等候首長的召見。
那一天,我被召進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屋裏坐滿了人,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還有謝富治、葉群等人。
沒等我坐下,江青説話了:“金敬邁,怎麼,我提的那幾條意見,你不改?你真是個大作家呀!這麼大的架子?”
這劈頭幾句,真把我嚇傻了。我沒有敢申辯,幸虧沒申辯。
“我告訴你,”江青接著説,“你那最後四秒鐘呀,是《雁南飛》!就是蘇修那部《雁南飛》在中國的翻版,你知道嗎?我是為了保護你,才故意沒給你指明,只説不好,很不好,叫你一定要改掉。我讓謝鏜忠告訴過你,這是非改不可的!我看你還是個解放軍,想保一保你,也才沒有對紅衛兵小將們講。只要我説一聲,他們早就來揪你的人,燒你的書了!”
《雁南飛》我看過,是蘇聯一部描寫衛國戰爭的電影。劇中主人公臨犧牲前,導演拍了很多空鏡頭,天在轉,樹也在轉,主人公望著旋轉的天空旋轉的樹,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據當時的批判文章説,這是寫了英雄臨死前對生命的留戀,是修正主義的大毒草……
還沒等我緩過氣來,江青又説:“書裏那兩段‘黑修養’是怎麼來的?是你自己寫的,還是誰叫你加上的?你大膽説,不要怕!哼,你不説我也猜得出來,恐怕又是你們那個‘陶政委’的主意吧?今天總理也在,你只管大膽講,是不是他叫你加上去的?”
我連忙回答:“是我自己寫的,是我自己寫的。”看見我滿臉通紅,一臉尷尬,周恩來總理拐了個彎説:“總政治部有個報告,最近又有50萬冊《歐陽海之歌》印好了,但情況有了變化,只能壓在倉庫裏。不刪去《修養》中的那兩段話,是不能發行的。積壓在倉庫裏,也是對國家財産的浪費嘛。”
“不行。光刪去不行!”江青説,“要消毒,要批判!不能放了毒以後,一走了之!告訴你,金敬邁,要不是總理幾次提到你,我今天是不會對你這麼客氣的。小説怎麼改,還是聽總理的。”她換了個口氣,像變成另一個人似的,望著我説,“來來來,今天是總理請你吃飯,我們……”她環顧周圍的領導人,“我們作陪。”
1967年4月,北京已滿大街是“打倒某某某”的大標語。誰也知道這是大有“來頭”的。就憑我的那點覺悟,那點水準,就看我當時的處境,就稱稱我那一身軟乎乎的輕骨頭,我當然遵旨,不僅刪去了《修養》中的兩段引文,而且進行了批判。對“最後四秒鐘”的那點“愛”,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我戰戰兢兢地把修改稿托蕭華主任送釣魚臺審查,心裏惶惶不安。出乎預料,江青看後説比過去的好,可以先發行,她還要組織人寫評論文章。接著《人民日報》就把修改過的《與人為善》全文發表了。
我出賣了我自己。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背叛了我的良知。
後來的一切就像我當年演戲一樣。不久,我成了首都慶祝“五一”文化活動的負責人;再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紀念文章的定稿人;再再不久,我以“解放軍負責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門城樓;最後,我竟成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實際“負責人”。
“負責人”沒當幾天,江青説:“起用金敬邁本來就出於不得已,現在看來,金敬邁不是我們的人。”果然,沒過多久,前後也就是四個月零三天,由謝富治簽發的逮捕證,以我“收集中央領導同志黑材料,陰謀反對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時,陰謀進行綁架”等罪名,將我反銬雙手,投入了秦城監獄。
在秦城監獄裏,14道鐵門層層鎖住,單身監禁七年零四個月,2684天,然後釋放出獄,送河南許昌某農場改造485天——兩項相加,3169天。
三千多天,也算“彈指一揮間”吧!“四人幫”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換場地”,她進了秦城一號。
《歐陽海之歌》總共發行了大約兩三千萬冊,《收穫》發給我2040元稿費,解放軍文藝社不發稿費,只給了點修改費和樣書。我除去還了300多元的賬以及買了一台收音機外,交了1500元黨費。後來發的200元修改費,我也全數上交給黨小組了。1967年在北京時,妻子不知從哪兒東挪西湊了600元給我寄去,存在沙灘一個儲蓄所裏,是給我交伙食費和買煙抽的。謝富治簽署逮捕令時,通令全國所有的銀行“凍結”金某人的存款,以為我是個“ 萬元戶”,其實,我們全家就那600元,其中還有一部分是些好心的老戰友們支援的。3902天之後,我滿頭白髮,拿著“平反通知”,步履蹣跚地從沙灘儲蓄所取回739元5角8分。這多出來的139元5角8分,大概就是利息吧。
1978年正式平反後,遵解放軍文藝社之囑,將《歐陽海之歌》又刪改一遍後再版。1979年,天津人民廣播電臺重播《歐陽海之歌》。我隨《神州風雷》劇組去北京參加國慶30週年的獻禮演出,見到了鄧穎超。她對我説:“前不久,聽到天津臺又在播《歐陽海之歌》,我知道你的問題解決了。這些年來,我們到處打聽你,知道你是被他們抓起來了,可我們也沒有辦法。只可惜呀,總理沒能再次見到你。”鄧穎超還問我,關了這麼多年,身體怎麼樣,要不要留在北京看看病。我再三感謝她的關心。
1980年的2月底還是3月初,為劉少奇平反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很多人都激動不已,我也處在激動之中。是啊,“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少奇同志臨終的這句話,説得多好啊!
想起我的那段劣跡,我真心實意地感到慚愧,羞于見人。我想到了張志新,她被割破了喉嚨管仍然堅持真理。1967年4月11日中央領導召見的那天,我要是不遵照旨意,堅持對《修養》不刪不批,頂多也不過是割斷喉嚨管而已。我枉為一個男子漢。不堪不堪猶回首,這是我的腳印。雖歪歪扭扭,踉踉蹌蹌,但終究是自己踩出來的。(趙堅摘編)
摘自《好大的月亮》金敬邁著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文匯報》2002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