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與文學  

    監獄與文學,本來是一對矛盾的存在。然而翻開文學史,我們會發現,兩者似乎又有不解之緣: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日記》、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葛蘭西的《獄中札記》、柏克曼的《獄中記》、妃格念爾的《獄中二十年》、李敖的《坐牢家爸爸給女兒的80封信》——這一書單如果往下開列,還能列上長長的一串。

    

    為什麼作為人類心靈自由載體的文學作品,與象徵著束縛自由的監獄有這麼多的牽連,而且這些作品往往出自俄羅斯、東歐、亞洲等國家和地區?

    

    這就不能不讓人深長思之了。

    

    現在,這一長串的優秀作品後面,又多了我們的一部:老作家金敬邁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金敬邁早年作品《歐陽海之歌》,幾乎創下中國小説發行量之最,也給金敬邁坎坷的一生埋下了伏筆。一紙令下,金敬邁飛黃騰達,登上天安門,從一個普通的部隊作家,成為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主管文藝組的“負責人”。四個月後,命令又來了,卻把他投入了秦城監獄,一關就是七年零四個月,釋放時卻連為何下獄都不清楚。糊裏糊塗地坐牢,糊裏糊塗地出獄,這本書就是對那段荒唐歲月的真實寫照。

    

    他寫對人生理的摧殘,由於控制飲水,最後連喝一大口都不會了:容易嗆住;寫對人性的戕害,在牢房中關久了,偶然看到一個笑容,都在作者心頭激起了一陣強烈的漣漪:“有年月沒人衝我笑了,笑容對我來説,那是非常陌生又十分遙遠的一種人類特有的表情。”寫對生命的熱愛,在監獄裏小心飼養兩隻受傷的小麻雀,最後又戀戀不捨地放飛。偷偷種幾瓣蒜頭,只為能看見生命在成長;寫對自由的嚮往,省下小塊窩窩頭去喂螞蟻,在放風場吹蒲公英——處處充滿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在我看來,小説的藝術特色還在於其中的黑色幽默成分,例如“我”在獄中觸犯獄規,惶恐不安中想像等待自己的懲罰,作者寫道:“要是槍斃”,“身後跟著幾把洋號,嘀嘀嗒嗒一吹,也還是別有一番氣派”,“如果是絞刑”,“要是把我吊在絞索上,我無論如何也要抓住絞索,做它兩個引體向上,我不能老老實實在那根繩子上懸著”。

    

    這樣的語言,散落在全書各處,讓人一邊想笑,一邊想哭,這是作者苦中求樂的心靈滴血。七年多的苦難歲月,數十年的靜夜深思,七年椎心泣血的寫作,本該是字字血淚的辛酸,是聲嘶力竭的痛斥和吶喊,但在作者的筆下,為何成了如此這般的自嘲自諷?在我看來,這正體現了作者的博大胸懷和高超的敘事藝術。

    

    本書不僅寫了作家本人的遭遇,更寫了一個渺小的生命個體,當時代大潮突然來臨時,身不由己地裹挾進去,無法擺脫又不甘心被命運擺布的悲劇。

    

    在這樣的背景下,個人的任何抗爭都毫無意義,他的際遇早就被決定了。他越是艱難求生,苦中找樂,就益發顯出一種荒誕的喜劇色彩。監獄中金敬邁抗拒孤獨的辦法是:翻開毛選任何一頁,猜標點符號數目;某個偏旁部首,能造多少個漢字;回憶駐外使節的名字,這一招,差點讓作者瘋掉。

    

    古人説,國家不幸詩人幸,寫出這樣的小説,對作家當然是一件幸事,卻是時代的悲哀。在小説的結尾處,金敬邁寫道:“寫《歐陽海之歌》時,我正睡著。現在,我醒了。”我想,什麼時候我們能讀到更多“醒著”寫的作品?

    《南方週末》200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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