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拉美，離上帝遠，離美國近。”這句話盛傳了一個多世紀。拉美作家恨不得遠離美國，但又無法完全拒絕。

    陳眾議

    “可憐拉美，離上帝遠，離美國近。”這句話盛傳了一個多世紀，其背景眾所週知。如今，新世紀伊始，慣以民族及民眾代言人自居的拉美作家又將何如？

    年逾古稀的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美療疾期間就美國記者提出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富有個性的回答。他認為美國在過去的世紀裏對拉美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列數自門羅主義以來，北邊的這個鄰居是如何一步步地將拉丁美洲變成自己“後院”和“狩獵場”的。他不相信新世紀的曙光可以輕而易舉地改變這種狀況，也不相信所謂的北美自由貿易區或美洲國家首腦會議能使美國政府變得公平和善良。同時，他又不得不承認美國技術的發達與可用。他堅信技術是沒有國界、不分民族的。而文學則不同。文學像磚瓦廠，不同的磚瓦廠因所在環境不同而産生完全不同的産品。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雖然身患癌症，但仍頑強地堅持寫作《自傳》。而且，在古美之間因小男孩埃連事件引發的外交爭端中，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站在老朋友卡斯特羅一邊，並在關鍵時刻飛抵哈瓦那，激情飛揚地聲援古巴人民。人們不會忘記，他和卡斯特羅的友誼就起始於20世紀40年代反美的波哥大國際青年大會。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上月抵達西班牙，在接受媒體採訪並談及他對美拉關係的看法時，似乎遠比他的好友馬爾克斯樂觀。他説，隨著冷戰的全面結束和墨西哥及整個拉丁美洲民主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美國已經到了不得不反思自己的過錯並設法加以糾正的時候。這位多産作家兼外交家曾長期旅居美國，深諳美國的為國之道。因而，他並不否定反對美國干涉、抵制美國滲透，仍將是拉美人民無法回避的艱巨任務。這一點，已經在他于一年前發表的長篇小説《和勞拉迪亞斯在一起》中表現得十分明顯。這部小説共600頁，詳盡地描繪了一個多世紀墨西哥社會的變遷，其中不少章節涉及美墨關係。由此，輿論抨擊富恩特斯是在炒自己的冷飯，因為他曾在早先的作品如《阿爾特米奧克魯斯之死》中染指相關題材或主題。但富恩特斯的回答是：就像死亡是永恒的主題，歷史永遠都無法窮盡。這是由現實的變數和未來的無限可能性所規定的。因此，面對媒體，富恩特斯所表現出的樂觀，也許只是他的一種美好願望，與實際、與創作無關。

    但是，並非所有拉美作家在任何時候都那麼清醒。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冷戰的結束和意識形態在文化及文學領域的淡化，一些拉美作家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親美傾向。尤其是後起作家，他們比較嚮往美國的生活方式。像智利的伊薩貝爾阿連德、墨西哥的勞拉埃斯基韋爾等，不但每出一本書都會立即赴美宣傳並推出相應的譯本，而且都在美國購置房産、發展事業。美拉關係的歷史在其身上淡化。但是，從他們近年發表的文學作品看，其“拉美意識”在不斷滋長、復蘇。比如，伊薩貝爾阿連德的最新作品《命運之女》，實際上是針對美拉關係所做的一次深刻反思。小説寫一名智利女孩在美國的冒險和遭遇，十分真切地給出了美國式的所謂“民主”和“平等”的內涵。小説表面上取材于19世紀，而且故事發生在拉美人聚居的加州，但是，人物的遭際很快就會使讀者忘掉特定的時間，感受到二等公民的悲慘命運。有評論認為，她的這部小説多少寫出了作者本人對美國社會政治的不信任。

    當然，無論是馬爾克斯和富恩特斯，還是阿連德和埃斯基韋爾，都無法完全拒絕來自美國的誘惑。這無疑構成了一對矛盾。其實早在上世紀初，這對矛盾已經出現在“怪譎派”、“當代派”等拉美先鋒思潮之中。一方面，拉美作家對美國的門羅主義深惡痛絕，恨不能遠離美國而後快；另一方面，美國的強大和先進又使他們不得不刮目相看。因此，在抵制和借鑒的天平上，他們表現出來的常常是無奈和尷尬。

    與此不同，拉美作家在如何對待歐洲這個老祖宗的問題上，倒是比較單純，也比較一貫。19世紀之前，他們跟著歐洲作家亦步亦趨，以至於每個成功的拉美文人背後都有一群歐洲巨人的影子。19世紀後，他們開始自立門戶，即便有時候不得不伸手，那也是光明正大自己伸手去拿。

    更年輕的一代，如古巴作家塞內爾帕斯、墨西哥作家豪爾赫鮑爾皮、智利作家羅伯托波拉尼奧、阿根廷作家門博加爾迪內利等人似乎更像他的“祖輩”，亦即文學爆炸時期的作家。這種隔代相傳的現象，倒也符合文學的發展規律。他們大都不認可因為全球化趨勢而世界就會大同的看法。古巴作家自不待言，鮑爾皮的新作《野蠻偵探》和波拉尼奧的新作《尋找克林格索爾》，雖然都不約而同地把舞臺設置在外面的世界（美國和歐洲），但骨子裏卻是在尋找拉丁美洲及拉丁美洲人的特性。總之，比起阿連德和埃斯基韋爾那一代，他們更注意保持和保護文化的自主性，也更關心拉丁美洲過去的慘痛經歷。

    這就應了中國人的一句老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環球時報》(2001年01月12日第十二版)